2025年4月26日上午10時，圣伯多祿大教堂外，一群人靜靜聚集在羅馬圣母大殿的臺階上。他們每人手持一朵白玫瑰，在春日陽光下低頭默哀，為一位“如父親般”的人物送上最后的告別。這些悼念者大多并非教會高層或政要，而是社會中被邊緣化的群體——貧困者、無家可歸者、服刑人員、跨性別者、移民與難民。對他們來說，這位教宗不僅是信仰的象征，更是現實生活中極少真正關心他們的人之一。

他的名字是“方濟各”。

2013年3月，當教宗本篤十六世因健康原因退位，世界迎來天主教歷史上首位來自南美洲的教宗時，很多人對這個名字感到陌生。白煙升起之后，圣伯多祿廣場傳來了一個溫和的拉丁名字：“豪爾赫·馬里奧·貝爾戈利奧”（Jorge Mario Bergoglio）。

方濟各教宗出身平民家庭，是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一位鐵路工人家庭的五個孩子之一，祖上是來自意大利的移民。他年幼時因肺病失去一部分肺葉，此后只能用半個肺呼吸，說話的聲音始終很溫和。時間回到1954年，豪爾赫·馬里奧·貝爾戈利奧在與女孩約會的途中，突然邁進了一間禮拜堂，他說進入圣殿后的感覺好像是“內心被什么人抓住了”似的，他還說：“就在那一刻，我知道我必須當神父。”這位年輕的化學技術員隨后加入了大名鼎鼎的“耶穌會”，就此投身于教會事業。

說耶穌會大名鼎鼎，是因為它的“離經叛道”。耶穌會（Societas Iesu），全名為耶穌會士會，是天主教會中最有影響力，同時也最具爭議性的修會之一。它于1534年由圣依納爵·羅耀拉（Ignatius of Loyola）和六位同伴在法國巴黎創立，與倡導君權神授的傳統教會不同，耶穌會高度知識性和社會參與意識的修會，強調文化適應。在中國、印度、日本等地傳教時，耶穌會士主張理解和尊重本地文化，利瑪竇在明朝傳教時，就把自己打扮成古代儒生的樣子，參與儒家經典研究，并把大量西方自然科學翻譯成中文。

耶穌會的另一個特點，是崇尚科學與理性。耶穌會在全球建立了大量學院，教授文法、哲學與自然科學，以此推動啟蒙時代的知識傳播。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任明末清初欽天監掌教，就為中國帶來了現代歷法。耶穌會士通過傳教，為世界上很多地區帶去了天文、地理、數學、醫學等先進的思想，因為過于先進的理念一度引發統治者的不安，耶穌會在18世紀在歐洲被多國驅逐。

方濟各青年時代所見的阿根廷，正處于“資本主義邊陲”時期，二戰勝利后，全世界都在擁抱自由主義帶來的進步，唯獨拉丁美洲被排除在外。從50年代開始，拉美陷入所謂“結構性停滯”，以美國資本為首，聯合本地寡頭正在不斷“榨取”當地每一寸土地，關鍵商品的出口被牢牢掌握在外資和莊園主手里，沒有土地的農民為了謀生，不斷遷入城市并擁擠在貧民窟（favela）里。正如《被切開的血管》的作者加萊亞諾寫到：“我們的財富總是為別人而存在，我們的黃金、我們的銀、我們的銅、我們的石油、我們的熱帶水果……從我們血液中流向他們的口袋。”

古斯塔沃·古鐵雷斯神父在1971年發表《解放神學導論》（Teología de la liberación）一書，系統提出解放神學，主張教會應和窮人站在一起，參與變革社會結構，以行動消滅人類社會當中的不平等。解放神學試圖把馬列主義與基督教救世理念結合在一起，把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的“因信稱義”發展為“因行稱義”，從此，南美的神父投神父們走出教堂，參與到農耕、講學甚至武裝斗爭中。70年代，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推翻尼加拉瓜獨裁政權時，解放神學運動就是骨干，正如卡米洛·托雷斯所說：“如果耶穌還活著，他一定是個游擊戰士。”

解放神學的出現，深刻影響了青年時期的方濟各。1973年，他成為阿根廷耶穌會會長，三年后軍政府上臺，開始大肆鎮壓左翼群眾，數千人遭受酷刑、被殺害或失蹤。方濟各則直接在教堂里庇護被搜捕的年輕人，那是動蕩的1976年，他在自述中反思，“教會不是象牙塔，而應是包扎傷口的戰地醫院”。

方濟各坐小巴、騎自行車，在修道院里，在拉丁美洲塵土飛揚的小路上輾轉，追隨他的信眾越來越多，他相信教會的本質是社會拓展，而不是教義之爭。在擔任樞機主教時，方濟各就以簡樸為名，他不住在主教宮，而是住在一所小公寓里，每天自己煮東西吃，踐行者自己當初的理想。

從當選教宗起，方濟各便表明自己將有所不同。他不穿紅色的冠冕，而是一襲白袍，在與樞機主教會面時并未端坐于教宗寶座，而是站立與人交談，面對教會——這個存續超過兩千年的組織，現實是另一番景象。

自羅馬帝國以來，教會有著奇奇怪怪的條條框框，尤其是在中世紀與封建王權的斗爭中，羅馬天主教在行事風格上一直維持保守化的形象，至少外在是這樣。神職人員只能由單身男性擔任，但是人就有欲望，性侵丑聞是是教會邁不過的坎。

20世紀80年代，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的調查記者杰森·貝利開始追蹤一個名叫吉爾伯特·高斯（Gilbert Gaothe）神父的性侵事件，從而引發了一連串丑聞的曝光，奧斯卡獲獎電影《聚焦》（Spotlight）便是改編于此。經過調查，僅僅在美國的賓夕法尼亞州，就有超過300名天主教牧師涉嫌對兒童進行性侵，受害者超過1000人，事件長時間得不到公布，除了傳統的性羞恥以外，還在于神職人員帶有的那一點點特權光環，教會為了聲譽而選擇壓下舉報。

在2013年就任教宗后，方濟各旋即開始改革。他先下令將已有的案件統統移送司法部門，超過250人被追責；同時他下令成立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成員包括性侵受害者、法律專家與心理學者，借此減少此類事件的傷害；在2019年，方濟各下令廢除神職人員保密原則，讓一切丑惡之事都暴露在陽光之下。在一次接見受害者時，當著6位受害者的面，方濟各做出了道歉：“在上帝和他的子民面前，我為神職人員對你們犯下的性侵罪行和罪孽表達我的悲痛。”

他在改變，并且面對紛繁復雜的局勢，他必須做出改變。就任教宗之后，方濟各前往羅馬一間少年監獄，為12名少年犯洗腳，以此教誨他們改過自新。這是教宗首次到監獄履行洗腳禮、也是教宗首次為穆斯林洗腳。他與東正教牧首會面——這是羅馬帝國分裂一千多年后雙方的首次會面。他在久經戰火的中東呼吁穆斯林和基督徒一起為和平祈禱，在伊斯蘭激進分子發動襲擊后，他強調不應將伊斯蘭教與暴力劃上等號，他說：“如果我要談論伊斯蘭暴力，那么我也必須談論天主教暴力。”

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以后，他是第一個來到基輔的宗教領袖，看望群眾的同時，他呼吁停止俄烏戰爭，稱這是一場“荒謬而殘酷的戰爭”。因為這一系列的行動和發聲，《時代》雜志評選方濟各為年度風云人物，盛贊他是“人民的教宗”。在2013年采訪中，西方記者拋出了那個問題：您如何看待同性戀。他回答道：“如果一個人是同性戀，尋求上帝、滿懷善意——我有什么資格可以評判他？”(“Who am I to judge?”)

這句話徹底震動全球輿論，被視為教廷對性少數群體態度的根本轉折——不僅因為其放下審判的姿態。他的前任教宗本篤十六世那里，同性婚姻視為“威脅家庭與社會秩序的潮流”。在保守的時代里，任何不能自然導向生育的性行為都被視為罪惡，為了維持所謂的“傳統”和“家庭價值”，教會在超過千年的時間里打擊和迫害性少數群體。

方濟各的態度不止停留在語言上，2020年紀錄片《方濟各》中，他明確表示：“同性戀者是上帝的兒女，他們有建立家庭的權利。我們需要制定民事結合法律。”到了2023年，方濟各再次公開表示：“同性傾向本身不是犯罪”，并批評世界上仍有國家將同性戀定罪是不公義的。他在任上準許神職人員為跨性別信徒受洗以及為同性伴侶祝福。2023年，意大利一個LGBTQ+教會登門拜見，他主動伸手迎接對方，——這些都打破了教會千百年的條條框框。

方濟各真正顛覆傳統的，是允許已婚人士和女性擔任神職，4位保守派紅衣主教公開批評他的改革，認為他導致了教義混亂，他卻幽默地回應：“梵蒂岡有些人患有精神阿爾茨海默癥。”

他在意大利南部的藍佩杜薩島舉行彌撒，為溺死海中的難民禱告，并怒斥全球對難民死亡的“習以為常”；他關心氣候變化，呼吁保護環境，譴責了全球資本主義剝削窮人的過度行為；他不忘直指當今動蕩和撕裂的根源——全球經濟體系中的不平等現象，警告“冷漠的全球化”正加劇人類苦難。

甚至于在去世的前一天，他還在外交事務上接見了美國副總統萬斯，他說過：“當你面對僵局時，你要找可能的方式，而不是理想的方式，去解決。”

在方濟各推動更包容的教會精神之后，世界各地的地方教會得以憑借各自文化、社會現實為背景，展開不同步但方向一致的探索，尤其在德國、比利時、美國等國家，出現了較為顯著的LGBT接納與支持，譬如德國的“為天主教出柜”運動（OutInChurch）促使數百名教會職工公開性少數身份。

當方濟各的時代落幕后，繼任者還能接過他的光輝嗎？

經過兩日的樞密會議，西斯廷禮拜堂的煙囪終于冒出白煙，選出第267任教宗“良十四世”。現年69歲的羅伯特·弗朗西斯·普雷沃斯特出生于美國芝加哥，在秘魯任職二十年。作為圣奧斯定修會的成員，他致力于幫助窮人、關注移民，并走到民眾中間。

選擇“良”這個名號，也是他也希望延續前任教宗的遺緒：13世紀曾有一位“良修士”，是方濟各會創始者“亞西西的方濟各”（St. Francis of Assisi）的好朋友；后者就是剛過世的教宗選用名號時想致敬的對象。

與大眾所理解的新教有所不同，宗教改革初期的新教帶有強烈的反權威、解放性特質，但在20世紀尤其是下半葉以來，一部分新教徒（尤其是在美國）日益走向神學和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諸如美國的新教福音派，完全從“字面含義”理解圣經，視自己為“文化戰爭”中的守望者，致力于“復興基督教道德秩序”。

福音派長期是共和黨的“鐵票倉”。自里根時代以來，共和黨成功將“基督教價值”與自由市場、反墮胎、反同性婚姻結合起來，形成了所謂“保守聯盟”，再加上天主教保守派人口，他們占到美國的總人口的近三分之一，特朗普能夠再次入住白宮，在其背后的影響力可謂不小。

當良十四世加冕時穿上紅色的冠冕，也意味著他在某種程度上回歸了“傳統”。就職演說中，良十四世首先提及了對全球和平的關切，他特別強調對話與接納：“我們必須共同摸索如何成為一個傳教的教會，一個搭起橋梁、建立對話、永遠像這座廣場一樣張開雙臂，接納所有需要我們款待、陪伴、對話與愛的人。”

他曾在2012年發表過批評同性戀生活方式的言論，但在最近的講話中，他強調了教會的團結和對所有人的愛，LGBTQ+社群希望他能延續方濟各的包容政策，作為基督教世界的領袖，保守派的訴求不能不考慮，畢竟開頭批判方濟各的保守派主教，正是來自美國。

可以直觀地判斷，他幾乎無法在核心教義層面進行劇烈改革。與其說他是一位革命家，不如說他更像一位技巧高超的“教會調解者”——他的任務是維持共識、控制分裂、延續福音傳播的能力，而不是重寫教義書。

方濟各的改革為教會帶來了新的思考和方向，但要實現真正的包容和平等，仍需教會在教義和實踐上做出更多努力。至少過去十幾年里，方濟各用行動告訴世界：信仰的本質，從不是排斥異己，而是擁抱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