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競爭加劇和技術封鎖的背景下，關鍵核心技術作為保障國家產業安全與提升核心競爭力的關鍵要素，已成為大國博弈的重要戰略支點。現有研究主要圍繞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內涵界定、影響因素、組織模式、突破路徑等方面進行定性或定量分析，缺少對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研究演進軌跡的系統性梳理。

基于政策邏輯與文獻計量雙重視角，運用科學知識圖譜可視化分析方法，選取CNKI數據庫2016年1月至2025年2月收錄的167篇相關文獻，進行文獻數據計量、高頻詞時區劃分、熱點詞聚類及突現詞辨析等計量分析。在此基礎上，剖析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研究的演進路徑，梳理核心理論框架，并對研究發展趨勢進行展望。

研究發現：【1】研究演進與政策導向深度耦合，其發展歷程可劃分為3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萌芽—參與期（2016—2018年），以技術攻關的困境診斷與機制改革研究為主，對應“十三五”規劃中“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的要求。第二階段為發展—深度參與期（2019—2021年），研究聚焦技術識別機制創新與組織模式優化，呼應2020年提出的科技自立自強戰略。第三階段為深化—主導期（2022—2025年），研究轉向鏈主企業引領的協同生態構建與商業化路徑延伸，契合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加強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的部署。【2】基于動態能力理論與IPO模型，構建涵蓋“驅動因素（技術—組織—環境）—攻關路徑（自主—協同—商業化）—攻關結果（宏觀—中觀—微觀）”的三維分析框架，揭示企業從技術突破者向生態整合者的角色躍遷機制。【3】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結果變量探究、人工智能與集成電路領域的技術會聚效應、關鍵核心技術商業化路徑的跨學科方法融合等方向成為未來研究的重點。研究系統梳理了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研究的演進邏輯與知識體系，為深化理論研究和政策實踐提供參考。

引言

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強化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和前沿性、顛覆性技術研發，加快組織實施和超前布局重大科技項目。在國際科技競爭格局深度重構的背景下，以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生物醫藥、先進半導體、新能源為代表的科技領域正成為大國戰略博弈的新高地。然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通過設置實體清單管制、出口審查黑名單、供應鏈長臂管轄等制度性壁壘，并采取推動關鍵技術產業鏈“去中國化”等手段，對我國實施系統性技術遏制。因此，實現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已成為攸關國家戰略安全與全球價值鏈位勢提升的命門所在。作為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中重要的創新主體，企業受到了政府與學者的格外關注。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指出，要發揮科技領軍企業龍頭作用，加強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從制度上保障企業參與國家科技創新決策、承擔重大科技項目。華為、比亞迪、寧德時代等行業頭部企業已在5G通信、新能源汽車電池等領域實現了關鍵核心技術突破，印證了企業主導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市場適配性與所具備的技術迭代優勢。

關于關鍵核心技術的概念內涵，學界主要從詞源學解構視角和戰略價值維度展開系統闡釋。在詞源學解構視角下，針對關鍵核心技術的定義可從“關鍵”與“核心”兩個元概念展開分析。一方面，“關鍵”作為技術屬性的核心維度，強調其在技術系統中的非替代性，需要通過長期高投入的研究開發形成具有關鍵性、獨特性的技術體系。同時，關鍵核心技術因其難以替代性成為影響產業鏈安全的關鍵節點，印證了關鍵核心技術的“關鍵”屬性。另一方面，“核心”屬性強調技術要素在系統架構中的主導地位，這類技術往往構成技術體系的結構性支撐。張杰和吳書鳳提出，核心技術的結構中心性使其成為技術生態的“骨架”。例如，電子信息產業中的芯片設計技術直接決定產業鏈的完整性，這就是技術“核心”屬性的體現。基于此，韓鳳芹等構建了技術關鍵性與核心性的二維分析框架，揭示出關鍵核心技術兼具系統重要性和結構中心性的雙重特征。從戰略價值維度來看，現有研究主要從兩種視角界定關鍵核心技術的戰略價值。其一，基于技術制約視角，胡旭博和原長弘將關鍵核心技術界定為短期內可能面臨國際技術代差引發的競爭制約，而中長期內能夠持續維護國防安全、生物信息安全等，且在全球產業鏈和技術鏈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技術、方法與知識，包括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和顛覆性技術等。具體地，這種技術鎖定效應在電子信息、高端裝備制造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中表現得尤為顯著。其二，基于國家安全視角，關鍵核心技術作為國家技術體系的核心構成要素，其影響力滲透于國家安全體系的各個維度。這類技術不僅是技術體系中的基石性要素，更是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提升產業競爭力以及掌握國家科技主導權的戰略性資源。基于上述觀點，本文認為，關鍵核心技術突破是指通過系統性戰略部署與協同創新機制，突破具有戰略價值、高度復雜性和產業制約性技術的瓶頸，以實現技術自主可控和產業安全發展的戰略過程。

我國學者對于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研究成果主要分布在識別機制、影響因素、組織模式等3個方面。(1)從識別機制角度來看，現有對關鍵核心技術的識別方法可依據方法論類型劃分為定性分析法與定量分析法兩類。其中：定性分析法主要是基于專家經驗進行關鍵核心技術識別的方法，如德爾菲法、頭腦風暴法等；定量分析法可依據其數據來源劃分為基于專利指標的識別方法、基于專利網絡的識別方法和基于文本挖掘的識別方法等3種。(2)從影響因素角度來看，現有研究主要從政策環境、組織協同、資源要素等3個維度展開分析。在政策環境方面，政府主導的頂層設計和出臺的產業政策被普遍認為是推動技術攻關的基礎保障。在組織協同層面，跨部門協作機制和多主體聯動模式成為研究焦點。李敏和陸麗娜提出，“政產學研用”的協同創新體系能有效整合創新鏈與產業鏈，而產業鏈的上下游協同可加速技術迭代。在資源要素方面，研發投入、高端人才儲備和基礎研究積累為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三大核心資源要素。(3)從組織模式角度來看，可以依據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主體的不同，將組織模式劃分為政府主導的組織模式、研究型大學和國家科研機構主導的組織模式、領軍企業主導的組織模式以及多主體協同合作的組織模式等4類。

可見，針對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研究較為豐富，但較少聚焦企業這個關鍵創新主體，且未對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研究的演進軌跡與理論框架進行系統性梳理。本文結合動態能力理論與IPO模型，構建“驅動因素—攻關路徑—攻關結果”分析框架，強調企業通過資源整合、組織重構以及提升環境適應能力實現技術突破的動態過程，主要體現在企業從被動參與（技術跟隨）到主動主導（技術引領）的躍遷機制上。本文通過對該機制的研究，進一步總結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未來發展方向，對于推進我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理論與實踐探索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主要有三方面貢獻：(1)基于政策—文獻雙維分析框架，揭示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從萌芽—參與期、發展—深度參與期到深化—主導期的三階段躍遷路徑，明確各階段與“新型舉國體制”“科技自立自強”等國家戰略的耦合關系；(2)借助Cite Space的數據分析結果，整合動態能力理論與IPO模型，構建“驅動因素（技術—組織—環境）—攻關路徑（自主—協同—商業化）—攻關結果（宏觀—中觀—微觀）”三維理論框架，闡釋企業從技術突破者向生態整合者的角色演化邏輯，為進一步構建和完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理論體系提供支撐；(3)結合Cite Space給出的關鍵詞突現和關于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研究現狀，指出當前研究存在的缺口以及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

01 研究設計

1.1數據來源

本文以“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和“中文核心期刊”為檢索來源，檢索時間為2016年1月至2025年2月，檢索主題為“關鍵核心技術”“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等，構建檢索式：SU=（關鍵核心技術OR卡脖子）AND SU=（突破OR攻關）AND SU=（企業OR公司）。通過對檢索出的每篇文獻的摘要和全文進行逐一閱讀，剔除與研究主題不符的文獻，并補充被遺漏的文獻，最終共得到167篇文獻。

從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研究的發文量來看，這一議題屬于近年來的學術熱點。自2018年中美貿易爭端爆發后，圍繞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主題的文獻數量呈持續的增長態勢，詳見圖1。鑒于2025年只有兩個月的數據，本文通過研判其發展趨勢，采用虛線標明對2025年發文量的預測。

圖1 文獻發表數量增長趨勢

具體而言，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研究的第一階段是萌芽—參與期（2016—2018年）。2016年“十三五”規劃明確了企業創新主體地位；2018年4月美國政府正式拉開了科技封鎖的鐵幕；2018年5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九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會上強調關鍵核心技術的重要性，并提出努力實現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的要求。學界開始重視關于技術自主可控的研究，相關領域的發文量逐步上升。第二階段是發展—深度參與期（2019—2021年）。相關文獻主要聚焦技術識別與組織模式創新，年均發文量較萌芽期顯著增長，研究成果不斷豐富。第三階段是深化—主導期（2022—2025年）。2022年黨的二十大召開后，企業主導成為政策核心導向。在此背景下，張羽飛和原長弘、陳勁和李振東等學者不斷推進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相關研究。該時期文獻數量呈爆發式增長，研究主題向技術生態與商業化延伸，相關知識資源也不斷豐富。

1.2研究方法與流程

科學知識圖譜方法已被廣泛應用于學術研究領域，并得到了學術界的認可。此方法能有效展示該領域的整體研究現狀及趨勢，并形成清晰的學科知識架構。因此，本文利用Cite Space分析工具，采用科學知識圖譜方法，對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研究進行文獻計量分析與可視化分析。首先，基于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研究的發文量，分析該領域的研究概況；其次，利用高頻關鍵詞時區圖，呈現出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研究熱點的演進過程，并利用關鍵詞聚類的結果，構建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研究的核心理論框架；最后，通過分析探討，提出關于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研究的未來展望，并對相關內容進行系統性評述。

02 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研究的熱點演進分析

本文基于政策邏輯與文獻計量雙重視角展開研究，一方面，梳理推動企業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進程中，從參與走向主導的重要政策節點，詳見表1；另一方面，匯總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研究的高頻關鍵詞，詳見表2，并借助關鍵詞時間線圖，探索研究熱點的演進路徑，構建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研究演化路徑知識圖譜，詳見圖2。通過分析發現，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研究呈現漸進式的演進態勢，詳見表3。

表1 關鍵階段劃分與核心政策內容總結

表2 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研究領域關鍵詞出現頻次Top20（按時間順序排列）

圖2 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研究演化路徑知識圖譜

表3 基于政策導向的學術研究階段特征

第一階段：萌芽—參與期（2016—2018年）。

在2018年中美貿易戰爆發之前，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已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短板。為此，我國開始從政策層面布局，力求擺脫關鍵核心技術產業鏈的對外依賴，提升自主創新水平。與此同時，學界也開始系統性地關注技術自主可控的戰略價值。此階段，研究聚焦于技術攻關的困境診斷與機制改革，主要圍繞三方面展開：(1)創新體制機制障礙的系統性剖析。張杰指出，我國存在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資金配置低效、產業鏈技術協同網絡不完善等結構性矛盾，導致制造業長期鎖定在全球價值鏈中低端。(2)創新主體動力機制研究。胡大立等揭示了企業面臨研發投入與收益周期錯配、稅制激勵不足等問題，致使內生創新動力持續缺失。(3)資源整合困境的實證分析。王可達發現，我國盡管科技創新資源總量龐大，但存在資源配置分散重復、產學研融合度低等突出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關鍵核心技術自主研發進程。此階段，研究以定性分析為主，政策驅動特征顯著：2016年“十三五”規劃明確提出“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強調企業主導關鍵核心技術攻關；2018年中美貿易戰促使學界關注技術自主可控的制度性障礙。但研究仍處于理論探索階段，尚未形成系統性框架。

第二階段：發展—深度參與期（2019—2021年）。

2020年，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在此背景下，相關研究轉向技術識別機制創新與組織模式優化。技術識別機制創新方面：張治河和苗欣苑基于德爾菲法、情景分析法與層次分析法，構建政企差異化甄選框架；楊大飛等依托專利數據，建立“技術競爭力—影響力—控制力”三維模型；李維思等通過多源信息融合及運用LDA主題模型，提升人工智能領域技術識別精準度。組織模式優化方面：袁野等提出，構建政產學研用協同創新生態系統，通過要素重組提升創新效能；秦淑雅和吳慧香以萬米級載人深潛器為例，分析科技創新新型舉國體制的效用機制；白京羽等基于博弈論揭示創新聯合體動態平衡機制。此階段，量化方法興起（如專利分析、文本挖掘），推動研究范式從單一技術突破轉向創新生態構建，但研究仍聚焦“企業主導”視角，尚未形成鏈主企業主導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理論體系。

第三階段：深化—主導期（2022—2025年）。

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加強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促使研究主題向鏈主企業生態整合與商業化路徑延伸。理論范式實現躍遷：施錦誠等基于會聚視角揭示技術網絡動態演化規律；陳勁和陽鎮構建“創新鏈—產業鏈”雙螺旋模型，強調跨領域知識重組，提出鏈主企業的“需求牽引—技術突破—生態賦能”閉環機制。方法論革新：施錦誠等運用技術網絡分析法量化研發特征；曾德麟等通過多案例比較揭示創新要素組合的組態效應；霍影等構建“市場先制行動—突破性創新”理論模型，驗證芯片領域的三階段演進規律。此階段，研究遵循“企業主導”邏輯，混合研究方法占比顯著提升，政策驅動特征突出：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強化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和前沿性、顛覆性技術研發”，推動學界深化商業化路徑與跨學科融合研究，標志著“理論構建—方法創新—實踐驗證”完整知識體系的形成。

03 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研究的核心知識框架

本文在分析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研究現狀與熱點的基礎上，對高頻關鍵詞進行聚類分析（見圖3），并利用IPO范式構建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研究的核心知識框架（見表4）和核心理論框架（見圖4）。

圖3 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研究文獻關鍵詞聚類

表4 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核心知識框架

圖4 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研究的核心理論框架

從圖3中可以看出，Modularity Q值為0.711 1、Mean Silhouette值為0.925 6，說明聚類效果良好。分類整理后，依據IPO范式構建企業主導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研究的理論框架，發現當下熱點議題集中于驅動因素、攻關路徑以及攻關結果，這為深化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研究提供了整體性參考。

3.1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驅動因素

類Ⅰ研究聚焦于企業主導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驅動因素，該聚類中的文獻高頻關鍵詞主要包括“關鍵核心技術創新”“自主創新”“機制體制障礙”等。關于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驅動因素的現有文獻存在多個角度的分析方式。其中，技術—組織—環境（TOE）框架是一種系統性的分析工具，基于技術、組織與環境的三維交互視角，可有效揭示復雜創新過程的驅動機制。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場景中，突破過程不僅涉及技術突破，更離不開組織協同以及政策、市場等環境要素的耦合支撐。只有多維因素的共同作用，才能驅動關鍵核心技術實現突破。因此，本文結合TOE框架，將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驅動因素分為技術、組織和環境等3個維度。

3.1.1技術動因

在技術層面上，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突破的動因涉及數字技術與研發投入兩方面。數字技術是技術攻關的基礎，在全球數字變革加速推進的背景下，已成為重構企業競爭力的核心要素，并通過多維度賦能機制驅動企業進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研究表明，數字技術通過重構研發流程、優化產業鏈協同與資源整合，為企業突破創新瓶頸提供了系統性支持。韓淑慧和汪濤通過分析華為公司推動5G技術突破的過程指出，數字技術基礎設施（如算法優化與數據驅動能力）能夠顯著提升企業研發效率，并通過跨域協同突破傳統技術研發路徑限制；王興元等指出，集成電路產業中數字技術水平的提升與核心技術知識創新呈顯著正相關，其作用機制體現為創新資源的精準匹配能力與產業鏈協同能力的增強。研究進一步指出，人工智能等前沿數字技術通過知識融合優勢重構技術攻關的價值鏈條，形成創新生態的增值效應，這種技術驅動的生態重構能力是國產替代戰略成功的關鍵。上述研究共同揭示出，數字技術深度應用正通過范式創新（如算法驅動的研發流程變革）、資源整合（跨產業鏈協同與資源配置優化）與生態重構（創新價值鏈延伸）三大路徑，形成驅動關鍵核心技術突破的復合型動力機制。

持續高強度的研發投入是驅動關鍵核心技術突破的核心要素。相較于一般技術，關鍵核心技術具有技術壁壘高、研發復雜度高、創新周期長等顯著特征。這使得關鍵核心技術突破對研發投入的持續性、穩定性和精準性提出了更高要求。研究表明，獲得充足的研發資金支持，是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項目實現技術突破的必要條件。制造業領軍企業通過持續的自主創新投入，能夠有效構建技術積累的“資源池”，這是形成關鍵核心技術持續創新能力的基礎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技術突破不僅需要足夠的資金投入，更需要建立“研發投入—成果轉化—收益反哺”的良性循環機制。操友根等認為，長期穩定的資源投入、技術識別能力、創新生態協同構成關鍵核心技術突破的三大支柱。陳柳進一步強調，以企業為主體的研發投入機制能夠精準對接市場需求，并通過市場收益反哺研發投入的方式形成創新閉環。上述研究共同表明，技術研發投入不僅是支撐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物質基礎，更是驅動技術迭代升級和創新生態系統構建的核心動力。

3.1.2組織動因

在組織層面上，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驅動因素包括領軍人才和產學研合作兩個方面。領軍人才是企業開展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核心資源，高層次人才是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的關鍵支撐。田帆和王哲通過系統研究提出，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需要5類專業化人才協同發力：重大科技攻關的引領者、基礎原創理論的發現者、前沿交叉領域的開拓者、復雜工程路線的實現者以及核心制造工藝的鉆研者。這一分類體系與徐軍海強調的“構建多層次人才梯隊”理念相契合，后者指出需要通過差異化培養策略滿足技術攻關各環節人才需求。宋艷等基于裝備制造業案例研究，認為領軍企業突破關鍵核心技術不僅需要引進技術領軍人才，還需要建立包含股權激勵、成果轉化獎勵等在內的多元化激勵機制。這印證了陳柳所提出的“企業主體論”，即企業應通過完善人才發展生態，構建“引才—育才—用才”全鏈條支持體系。黃紫微和胡登峰提出，需要組建“戰略科學家+卓越工程師+高技能人才”的復合型團隊，通過產學研協同提升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效能。

產學研合作作為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在組織層面的核心驅動因素，其重要性源于關鍵核心技術固有的復雜性、系統性與高壁壘等特征。單一組織的資源稟賦難以滿足技術突破需求，必須通過跨主體協同形成組織保障。研究表明，產學研深度融合作為新型合作模式，通過創新主體間的邊界滲透與資源重構，能夠顯著提升制造業領軍企業的技術突破績效。例如，張羽飛等指出，在政府與市場的雙元制度情境下，產學研融合通過知識重組和技術軌道躍遷，助力企業突破傳統創新路徑依賴。這一過程不僅體現在創新主體層面，即企業通過構建創新聯合體整合高校、科研機構的互補性資源，更反映在組織機制層面。例如，張貝貝等強調，創新聯合體的共演機制通過降低研發成本、分散創新風險，強化了后發企業持續突破關鍵技術的動態能力。從系統視角看，產學研合作通過優化創新生態系統的資源配置，為制造業領軍企業實現技術躍遷提供了拓寬知識基礎、提升創新效率的雙重驅動。

3.1.3環境動因

在環境層面上，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驅動因素包括政府支持和市場環境兩個方面。政府支持作為企業主導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重要環境驅動因素，通過多元化政策工具形成系統性支撐。研究表明，政府通過研發補貼、稅收優惠、設立引導基金及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等組合措施，能夠有效激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吳超鵬和嚴澤浩通過實證分析發現，獲得政府引導基金支持的企業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的創新績效顯著提升，且研發補貼對企業技術突破具有顯著的邊際效應。張樹滿和原長弘基于制造業領軍企業的案例研究指出，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政策協同可形成“研發投入—成果轉化—市場應用”的良性循環，其是培育持續創新能力的關鍵。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支持機制需要注重政策工具的適配性，如稅收優惠對重資產型企業的激勵效果更為顯著，而引導基金則更適合需要長期資本支持的顛覆性技術創新。這種分層分類的支持體系，既降低了企業的創新風險，又通過制度保障提升了創新成果的市場轉化效率。

市場環境作為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重要外部驅動因素，其競爭強度差異會對創新活動產生顯著影響。研究表明，行業競爭強度的變化將導致企業創新強度、創新效率及技術突破意愿的差異化表現。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環境中，由于企業間知識積累、技術資源同質化程度加劇，持續的競爭壓力將促使企業通過關鍵核心技術突破構建新的競爭優勢。霍影等在研究中印證了這種競爭驅動機制，指出市場先制行動能顯著提升技術創新的資源配置效率，從而加速關鍵核心技術的突破進程。然而，市場競爭對技術突破的激勵效應存在邊界條件。王瑞琪和原長弘基于制造業領軍企業的多案例研究發現，市場競爭能否有效促進技術突破，本質上取決于企業戰略導向與領導者決策邏輯的匹配程度。這一結論與李健等提出的“倒U形”關系理論形成呼應，即適度的產品市場競爭可激發創新活力，但過度競爭可能導致資源分散和創新效率下降。值得注意的是，技術競爭環境同樣影響研發績效，適度的技術勢差空間更有利于研發要素的優化配置和創新產出效率的提升。

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技術、組織和環境等3個維度要素的協同作用。企業應注重技術積累與創新能力建設，優化組織資源配置和人才管理，同時充分利用政策支持和市場機會，融入全球創新鏈和產業鏈，以實現技術突破。

3.2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路徑

類Ⅱ為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路徑的研究，即企業采用哪種路徑實現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該聚類中的文獻高頻關鍵詞主要包括“新型舉國體制”“突破路徑”“創新生態系統”等。對關鍵核心技術突破可進行階段劃分，例如：李顯君等將關鍵核心技術突破劃分為原理性突破、性能性突破和可靠性突破等3個階段；宋娟等基于創新生態系統視角，將關鍵核心技術突破劃分為集成技術突破、子分支技術突破、子技術分支之間耦合適配、通過規模商用提高可靠性等4個階段；孫雨潔等基于動態資源管理視角指出，關鍵核心技術突破的實現路徑呈現由低階向高階的“技術標準化→技術規模化→技術迭代化”遞進演化的趨勢。鑒于此，本文將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過程分為技術探索、技術拓展和技術升級等3個階段，并基于企業在技術攻關不同階段所承擔的角色，將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路徑劃分為企業作為技術突破者的自主攻關、企業作為資源整合者的協同攻關、企業作為應用轉化者的市場導向攻關等3類，并分別對應實現了關鍵核心技術“0→1”原始跨越的基礎性突破、關鍵核心技術“1→10”推廣復制的應用性突破和關鍵核心技術“10→N”擴張迭代的持續性突破。

3.2.1企業作為技術突破者的自主攻關路徑

在技術探索階段，關鍵核心技術往往面臨“卡脖子”困境，其突破難度主要源于所具備的三重典型特征：技術壁壘的壟斷性、研發周期長且投入高以及創新系統的復雜性。這對主導企業的資源稟賦提出了極高的要求：(1)在人才資源方面，需要構建由科學家、工程師和技術專家組成的跨學科研發團隊，形成覆蓋從基礎理論到應用轉化的多層次人才梯隊；(2)在資金保障方面，需要具備可持續的研發資金保障體系，既要有自有資本與穩定融資渠道以支撐長期投入，又需要建立風險緩沖機制以應對技術迭代和市場波動；(3)在技術積累方面，需要以前沿專利布局和原型設計為基石，依托海量實驗數據、精準仿真模型及行業級數據庫構建數字化研發支撐體系；(4)在實驗設施方面，需要通過建設國際認證的工程實驗室、中試基地及檢測中心，打造“基礎研究—應用開發—產業驗證”全鏈條創新平臺。根據動態能力理論，企業作為關鍵核心技術的突破主體，正是通過有機整合知識資本、基礎設施、資金儲備與人才矩陣等戰略要素，構建多元要素組合，從而實現關鍵核心技術的自主創新。

企業自主創新是企業依托自身核心能力與資源稟賦實現原創性技術突破的過程。根據馬大猷的實踐理論框架，企業的自主創新可解構為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吸收再創新三大路徑。(1)原始創新聚焦科學研究與技術開發。科學研究旨在探索新理論、新規律與新方法；技術開發則致力于將科學知識轉化為新型設備與工藝，典型案例如龍芯中科通過架構創新突破CPU技術封鎖。(2)集成創新強調創新資源的系統化重組。企業通過構建緊密耦合的研發網絡實現技術融合，典型案例如中車株洲所聯合科研機構突破高速列車牽引系統集成技術。(3)引進吸收再創新體現后發追趕邏輯。企業通過“技術引進—消化吸收—二次創新”的迭代升級實現國產替代，典型案例如三峽集團構建“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集成創新—整合創新”的創新鏈，從而突破水電裝備核心技術。王硯羽等進一步揭示了“學習導向”與“應用導向”兩種差異化技術消化路徑，并印證了這兩種路徑在芯片等戰略領域的實踐價值。上述3種創新范式共同構成了企業通過自主創新破解“卡脖子”難題的多維解集。

企業通過構建四大戰略資源體系，即跨學科人才梯隊保障知識生產的連續性、多元化資金配置實現研發的可持續性、數字化知識資產提升技術的迭代效率、全鏈條基礎設施支撐創新成果的轉化，有機整合知識資本、物質資源與組織能力形成創新勢能，并通過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吸收再創新三大自主創新路徑突破技術瓶頸，攻克關鍵核心技術難題，推動技術實現“0→1”的基礎性突破。

3.2.2企業作為資源整合者的協同攻關路徑

在技術拓展階段，單純依賴企業內生性資源已難以實現關鍵核心技術的產業化突破。作為創新鏈的核心節點，企業須立足自身產業鏈樞紐地位，依托資源整合優勢，響應國家戰略導向，構建多主體協同創新網絡。從資源配置視角分析，政府通過頂層設計提供政策引領與制度保障，高校和科研院所發揮基礎研究支撐作用，金融機構構建資本供給與風險緩沖機制，上下游企業則承擔產業鏈配套研發與市場驗證功能。在此架構下，主導企業須發揮鏈主整合效能，將政府的戰略引導力、科研機構的知識溢出效應、金融資本的風險共擔機制以及產業鏈的協同開發能力進行系統集成，通過構建政產學研金協同創新體系實現關鍵核心技術突破。

協同創新是以國家戰略為引領，通過政策激勵推動企業、高校、科研院所等多元主體整合資本、知識、技術等要素，形成跨組織協作網絡的新型創新范式。其本質在于構建創新共同體，通過資源共享與能力互補，集中優勢資源、突破技術瓶頸，既能實現知識價值躍遷，又為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提供了系統性解決方案。本文從縱向和橫向兩個維度來分析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的協同攻關路徑。在縱向維度，主導企業主要承擔產業鏈鏈主的角色，即那些在產業鏈中占據核心地位、具備資源整合能力與市場影響力的企業或組織，通過制定技術標準、開展戰略協同及設計利益分配機制，主導產業鏈資源配置與創新生態系統構建。張杰和陳容從全球產業鏈視角指出，鏈主企業的本質特征體現為對關鍵環節的控制力、對創新要素的整合力以及對跨主體協同的統籌力，其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中承擔著技術路線制定與創新生態培育雙重職責。陽鎮和王文娜進一步強調，鏈主企業通過構建產業數字平臺，實現產業鏈上下游知識共享與技術協同，形成“需求牽引—技術突破—價值共創”的動態循環。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方式的選擇上，鏈主企業的角色適配性具有顯著影響。針對知識體系復雜的半導體材料等技術，張羽飛等提出需要構建政產學研協同創新體系，并以華為5G技術突破為例，分析華為如何通過全球研發網絡整合高校基礎研究資源與運營商場景驗證能力，形成技術研發閉環，以實現技術突破。對于新能源汽車等顛覆性技術領域，王進富等基于比亞迪的案例研究發現，鏈主企業采用“技術路線引領+生態賦能”模式，在刀片電池研發中既主導材料體系創新，又通過供應鏈協同平臺提升中小企業的工藝水平，最終構建覆蓋全產業鏈的技術生態。許學國等以長三角集成電路產業鏈為例，揭示鏈主企業通過ERGM模型構建區域協同創新網絡，依托數據共享與工藝優化實現技術迭代突破。這些研究共同表明，鏈主企業通過采取差異化的生態主導策略，能夠高效突破產業鏈關鍵核心技術瓶頸。

在橫向協同創新維度，研究主要聚焦于創新聯合體相關方面。創新聯合體的本質是一個以國家重大科技需求為導向，由政企協同構建的“企業主導—政府護航—多元協同”集成式技術攻堅體系。自黨的十八大召開以來，我國通過創新聯合體模式構建產學研協同攻關體系，有效突破了關鍵領域技術瓶頸，并改善了創新生態。研究表明，協同創新機制能夠顯著降低技術對外依存度，而企業主導的創新聯合體在整合產業鏈資源方面具有核心支撐作用。晏文雋等研究表明，構建協同創新機制能夠有效突破外部技術依賴困境，強調應發揮企業主體作用，通過主導構建產學研創新聯合體實現技術攻關，同時推進科技資源配置機制改革與多元化融資體系建設，為創新活動提供系統性資源保障。

協同攻關型突破模式的核心在于，企業基于技術戰略研判組建創新聯合體，通過資源整合與協同創新實現關鍵核心技術突破。張貝貝等通過ASML案例構建M-S-C共演模型，發現后發企業需要通過“權力分配協同”“產業牽引知識整合”等機制實現技術階躍，強調了龍頭企業在整合產業鏈資源方面的樞紐作用；孫冰梅等提出的“同題共答”理論框架則強調，企業通過資源匯聚、主體協同、人才激勵、成果轉化、生態融通等五維聯動機制，構建可持續技術突破體系。這些研究均表明，創新聯合體需要建立“目標牽引—要素聚合—生態融通”的融合路徑，通過平臺化資源整合、多主體協同治理和利益共生機制設計，實現國家戰略與市場需求的動態適配。崔宏超等以鐵建重工為案例，提出“雙驅動有組織價值共創”機制，強調企業需要在“國家使命與市場需求”的雙輪驅動下，參與互補型主體網絡構建，通過要素集聚與目標導向實現技術突破，進一步印證了使命型創新與市場化邏輯融合的必要性。其為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提供了理論與實踐范式。

在關鍵核心技術拓展階段，領軍企業須構建多維協同創新體系：一方面，縱向深化產業鏈協同，發揮鏈主企業整合優勢，聯動上下游供應商構建技術攻關聯合體；另一方面，橫向構建產學研協同創新生態，匯聚政府政策、高校基礎研究成果、科研院所儲備的技術、金融機構資本等創新要素。通過縱橫交織的創新網絡，重點突破制約產業升級的共性技術瓶頸，促進關鍵核心技術從實驗室驗證到產業應用的跨越式發展，進而實現“1→10”的應用性突破。

3.2.3企業作為應用轉化者的市場導向攻關路徑

在技術升級的躍遷階段，盡管技術已實現基礎性突破，但其向產品轉化及市場應用仍面臨三重不確定性：技術產品化可行性、商業轉化適配性、用戶需求匹配度。池仁勇的創新理論指出，完整的技術創新過程包含研發突破與市場轉化雙重維度，需要形成從實驗室成果到市場價值的完整閉環。這就要求企業在開展技術研發的同時，必須建立動態反饋機制，通過市場驗證持續優化技術路線，驅動關鍵核心技術的迭代創新。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企業在技術商業化過程中扮演著雙重角色：既是創新策源者又是終端驗證者。這類企業依托其產業鏈終端位置形成的市場感知優勢，能夠精準識別技術瓶頸，并整合創新資源以實施技術突破，將市場、技術與產品進行有機轉化。其創新效能源于3個核心機制：(1)需求逆向傳導機制。通過構建“市場信號—研發響應”的動態匹配系統，實現技術攻關方向與市場動態的精準匹配。實證研究表明，裝備制造業領軍企業采用需求側驅動模式可使創新實效性顯著提升。這種機制有效解決了傳統研發中技術供給與市場需求的結構性錯配問題。(2)創新生態協同機制。企業通過建立開放式創新平臺，融合產學研多方資源形成技術突破合力。具體而言，對內激活組織知識庫，對外整合高校基礎研究優勢與科研機構應用開發能力，通過產學研深度協同促使關鍵核心技術取得突破。(3)價值轉化加速機制。構建“技術原型—產品樣機—商業產品”三級轉化體系，通過技術的快速迭代開發實現成果的市場滲透。該機制包含兩個關鍵環節：應用導向的產品開發階段，重點解決技術產品化難題；市場驅動的商業推廣階段，將產品推向市場的同時，通過用戶反饋持續優化產品性能。這種三維轉化機制使企業能夠突破傳統線性創新模式的局限，形成“需求識別—技術突破—價值實現”的螺旋式上升循環。通過深度參與國際市場競爭，企業不僅能獲得持續創新動力，更能通過技術外溢效應帶動整個產業鏈升級，最終構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技術創新生態系統。

技術商業化是指企業通過整合內外部創新資源，將核心技術轉化為具有市場價值的商品或服務的過程。這一過程的核心競爭力體現在企業能夠動態捕捉市場需求演變趨勢，通過持續性的產品迭代實現科技成果向市場價值的高效轉化。以京東方的實踐為例，其通過建立敏捷響應機制，實時監測用戶需求變動并動態調整產品開發優先級，在每個研發迭代周期內都能形成用戶體驗反饋閉環，從而確保技術研發方向與市場動態保持高度協同。本文構建了3條企業推動關鍵核心技術商業化的路徑：(1)提升商業化速度，強調增強企業技術轉化流程靈活性與產品上市時效性;(2)擴大市場覆蓋廣度，體現為提高技術產品的市場滲透能力，涉及多區域市場適配性與用戶群體覆蓋度的綜合考量;(3)拓展技術應用寬度，強調增強技術成果跨領域的延展性，體現為在產品開發中提升多技術模塊的集成創新水平。

在關鍵核心技術迭代升級階段，企業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建立“關鍵核心技術—產品—市場”的迭代創新循環機制，依托市場動態反饋形成技術改進閉環，持續推動關鍵核心技術實現從應用突破到產業化的能級躍升，最終構建起從實驗室驗證到規模化應用的全周期技術突破體系，不斷提高關鍵核心技術等級，實現關鍵核心技術“10→N”的持續性突破。

3.3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結果

類Ⅲ是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結果的研究，該聚類中的文獻高頻關鍵詞主要包括“‘卡脖子’技術”“關鍵核心技術突破”“新質生產力”等。本文將其整合為宏觀、中觀和微觀等3個層面。

3.3.1宏觀層面

在宏觀層面，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壁壘，既是提升國家競爭力的核心引擎，也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推動經濟安全發展的根本保障。(1)重構全球價值鏈，增強國際規則話語權。關鍵核心技術突破不僅能從底層邏輯上化解“技術—產業”嵌套風險，更以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標準重塑全球價值鏈分工秩序，使我國從技術跟隨者轉向標準制定者。(2)催生新質生產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新質生產力本質上是技術革命與產業變革協同演化的高階形態。關鍵核心技術突破所帶來的效益通過乘數效應不斷擴散溢出，推動傳統產業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并催生新興產業，優化經濟結構。例如，新能源技術的發展推動了能源結構的優化，減少了對傳統化石能源的依賴。同時，關鍵核心技術的突破也會帶動生產力的質變重組，進而推動傳統產業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實現從勞動密集型向知識密集型、從規模擴張向質量躍遷的產業形態迭代，進而增強國家經濟競爭力。

3.3.2中觀層面

在中觀層面，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所帶來的成效主要體現在對產業鏈的積極作用上。(1)突破技術封鎖，保障產業鏈安全自主可控。關鍵核心技術突破能夠顯著減少產業鏈對外部技術的依賴，增強產業鏈自主可控性，進而降低外部技術封鎖風險。以半導體行業為例，光刻機、EDA工具等核心技術的自主化，不僅能夠保障芯片設計制造環節的供應鏈安全，還能通過技術外溢效應帶動上游材料（如光刻膠）和下游應用（如智能終端）的協同創新，有效應對單邊主義沖擊，增強產業鏈抵御外部風險的整體韌性。(2)實現技術迭代，驅動產業鏈結構升級。關鍵核心技術突破往往能觸發產業鏈的“技術—市場”雙向正反饋機制。例如，新能源電池能量密度的突破，既促使上游礦產資源提純技術的革新，同時又推動下游新能源汽車、儲能系統等應用場景的擴展。這種技術擴散效應通過模塊化研發網絡傳導至全產業鏈，促使市場競爭從單一產品競爭轉向技術標準主導的生態系統競爭。

3.3.3微觀層面

在微觀層面，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結果主要體現在企業績效與企業競爭優勢提升兩個方面。

在企業績效方面：(1)提升企業的市場績效。關鍵核心技術突破通過提升企業在供應鏈中的生態位勢，顯著增強其市場控制力。尤其在戰略性新興產業中，技術突破往往引致供應鏈重構，使企業從普通參與者躍升為鏈主型組織，進而利用標準制定權鞏固企業的市場領導地位。(2)提升企業的財務績效。財務績效提升機制主要表現為技術突破帶來的“成本節約—效率提升”雙路徑效應。一方面，關鍵核心技術突破能夠降低對外部技術的依賴，優化人力資本配置，以及減少互補性技術投入成本，從而提升企業的利潤率；另一方面，關鍵核心技術突破通過產品迭代或新產品開發，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和市場獲利能力，進而增加企業經濟效益。

在企業競爭優勢方面：(1)技術攻關形成技術壁壘所帶來的企業壟斷性優勢。關鍵核心技術突破可使企業在創新資源、融資成本與風險防御等方面具備市場競爭優勢。新熊彼特增長理論指出，關鍵核心技術的壟斷性壁壘可轉化為企業的持續競爭優勢，也可以建立市場進入壁壘，塑造非對稱競爭優勢。(2)成本控制衍生的定價主導權。在動態能力理論視角下，鏈主企業通過“研發—中試—商業化”三階段躍遷，將技術勢能轉化為產業鏈定價主導權，在產業鏈中占據更高的戰略地位，實現從成本跟隨者向價格制定者的角色轉換。

04 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未來研究展望

本文構建了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研究的科學知識圖譜，梳理了研究演進路徑，搭建了研究理論框架；在此基礎上，通過系統歸納國內核心期刊發表的167篇相關研究文獻，提出該領域的未來研究展望，后續可從研究問題、研究對象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展開深入探討。

第一，探究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結果變量。

在“驅動因素—攻關路徑—攻關結果”的研究邏輯鏈條中，普遍存在“重前端、輕后端”的傾向。現有研究大多聚焦于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影響因素、組織模式及突破路徑，缺乏對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結果的探討；同時，對于長效影響的評估及其對前端環節的反哺機制的系統性探究也明顯不足。在技術創新日益重要的時代，僅依靠關鍵核心技術突破并不能解決技術層面的對外依賴問題，實現從技術創新到市場應用的轉化依然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在關鍵核心技術實現突破后如何將其推向市場？其在市場上的表現如何？對市場及企業自身產生了怎樣的影響？這些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

第二，擴展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新情境。

未來可以從人工智能與集成電路兩大前沿方向展開研究。這兩個領域既是科技創新的前沿陣地，也是國家戰略布局的核心所在。在技術體系層面，人工智能涵蓋深度學習算法、圖像識別技術、智能語義分析等核心模塊；集成電路則包含半導體架構設計、晶圓精密加工、芯片封裝測試等關鍵技術。這些尖端技術的發展不僅具有學科交叉的顯著特征，更面臨著雙重挑戰。一方面，需要持續的研發投入來構建技術壁壘；另一方面，需要應對國際技術博弈與產業封鎖的復雜環境。深入探究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路徑與創新生態建設策略，對于提升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話語權具有戰略價值。

第三，拓展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研究方法。

當前，針對關鍵核心技術突破路徑的學術探討呈現明顯的分析范式局限，分析范式主要為以理論推演為主的演繹式研究模式，或基于典型個案的質性研究模式，需要進一步提升研究的科學性和嚴謹性。未來研究可引入定量實證分析方法，完善現有的方法論體系，同時探索跨學科融合的研究路徑，通過整合工程科學、計算社會科學等領域的多維度分析工具，系統分析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突破過程中的多維影響因素。這種研究范式不僅能夠深入解析技術創新與社會經濟系統間的動態耦合機制，還能為戰略決策者提供理論支撐。

05 研究結論

本文利用科學知識圖譜方法，對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研究進行了系統性梳理與分析，揭示了該領域的研究演進路徑、核心知識框架及未來發展方向。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結論。

5.1研究演進路徑

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研究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萌芽—參與期（2016—2018年），以技術攻關的困境診斷與機制改革為主，對應“十三五”規劃中“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的要求；發展—深度參與期（2019—2021年），聚焦技術識別機制創新與組織模式優化，呼應2020年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深化—主導期（2022—2025年），研究轉向鏈主企業引領的協同生態構建與商業化路徑延伸，契合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加強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的部署。這一演進過程反映了學術界結合政策對企業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中角色認知的深化，以及對復雜技術突破問題研究的逐步深入。

5.2核心知識框架

基于IPO（投入—過程—產出）模型，本文構建了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研究的核心理論框架，涵蓋驅動因素、攻關路徑和攻關結果等3個維度。(1)驅動因素包括技術動因（數字技術與研發投入）、組織動因（領軍人才與產學研合作）和環境動因（政府支持與市場環境），這些因素共同作用，推動企業開展關鍵核心技術攻關。(2)在攻關路徑方面，企業的關鍵核心技術突破分為技術探索、技術拓展和技術升級等3個階段。在技術探索階段，企業基于自身擁有的技術積累、實驗設施、研發資金和研發團隊，構建要素組合，并通過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吸收再創新等3條路徑進行技術自主創新，實現關鍵核心技術“0→1”的基礎性突破。在技術拓展階段，企業主要聯合政府、高校、科研院所、金融機構和上下游企業等創新主體，通過橫向組建創新聯合體和縱向擔任產業鏈鏈長整合創新資源進行協同創新，實現關鍵核心技術“1→10”的應用性突破。在技術升級階段，企業以市場為導向，將市場需求逆向傳導至研發端，進行面向市場需求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在技術實現突破后推動技術產品化，并將產品推向市場，通過市場反饋進行技術的更新迭代。在這一過程中，企業主要通過提升商業化速度、擴大市場覆蓋廣度和拓展技術應用場景等3個維度來推動技術的商業化，實現關鍵核心技術“10→N”的持續性突破。(3)在攻關結果方面，企業關鍵核心技術突破產生的結果體現在多個層面上。在宏觀層面，體現為增強國際話語權，催生新質生產力；在中觀層面，通過突破技術封鎖，實現產業鏈的自主可控與結構升級；在微觀層面，則表現為提升企業績效和構建企業競爭優勢。其中，企業績效提升具體表現為市場績效和財務績效的提升；而構建競爭優勢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通過形成技術壁壘獲取壟斷性優勢，另一方面是依靠成本控制衍生出定價主導權。這些結果進一步驗證了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戰略價值。

5.3研究局限與展望

本文存在以下局限性：(1)數據覆蓋范圍有限。文獻檢索范圍限定于CNKI核心期刊數據庫，未納入國際期刊、行業報告及企業實踐案例等多元數據來源，可能導致研究結論的普適性不強。此外，2025年的研究樣本僅包含兩個月的文獻數據，后續月份的發文量是基于趨勢預測的，可能存在預測偏差。(2)文獻篩選標準具有主觀性。盡管通過人工篩選剔除了與研究主題不相關的文獻，但關鍵詞檢索和文獻分類過程仍存在一定主觀性，可能影響樣本的代表性和研究結論的全面性。(3)方法論運用深度不足。研究主要依賴文獻計量與關鍵詞聚類分析，缺乏對全文內容的語義挖掘和對理論框架的實證檢驗。例如，未通過定量模型對驅動因素、攻關路徑與攻關結果間的動態作用機制進行檢驗。(4)國際比較視角缺失。研究聚焦國內文獻，未系統分析發達國家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實踐經驗，難以揭示不同制度環境與創新生態下的差異化路徑，影響了研究結論的全球參考價值。

未來研究可從以下方面深化拓展：(1)深化結果變量的動態研究，探索關鍵核心技術突破后的長效影響機制，如技術溢出效應、產業鏈韌性提升、國際競爭力重塑等，構建“技術突破—市場轉化—生態反哺”的動態反饋模型；(2)開發多維度評估體系，量化技術商業化對宏觀經濟（如全要素生產率）、中觀產業（如價值鏈位勢）及微觀企業（如創新可持續性）的差異化影響；(3)拓展多元研究情境，聚焦人工智能、集成電路、量子計算、生物醫藥等領域，結合技術會聚特征，分析跨學科融合對技術攻關的推動作用；(4)創新研究方法與研究范式，引入復雜系統建模（如系統動力學、機器學習技術、自然語言處理技術），揭示技術突破過程中多主體協同的涌現機制，推動跨學科融合，通過整合工程科學（如技術成熟度評估）、社會科學（如制度分析）等領域的分析工具，構建多維分析框架；(5)加強國際比較與政策協同研究，對比分析美、日、歐等發達國家和地區鏈主企業的技術攻關模式（如美國DARPA模式、歐盟“地平線計劃”），總結不同技術攻關模式的共性規律與本土化啟示，探索“雙循環”背景下企業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國際化路徑，如布局海外研發中心、構建國際專利聯盟以及實施技術標準協同制定策略等。

本文來源于《創新科技》2025(04)。陳勁，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侯二秀，內蒙古工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李鑫，內蒙古工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尹西明，北京理工大學公共管理系主任，研究員；李易桐，吉林大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學院本科生。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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