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向大城市“借力”發展，已成為各縣級政府的普遍共識。大家都清楚，縣城發展的戰場不僅在自身的腹地，更應拓展至大城市，到資源富集的地方爭取“分一杯羹”。但從現實看，實力強勁的“百強縣”，多數仍聚集在大都市的周邊。對于遠離大都市的縣城來說，要如何發展才能更好地對接大都市，分享大城的發展紅利呢？

本文將跳出縣城自身的戰場，站在大城市的舞臺，看看縣城應如何發展“飛地經濟”，實現“破局”“入圈”，與大城市共舞。

01

飛地經濟”，中國特色的區域協同發展模式

LIZHONG

2016年，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創新區域合作機制，通過發展“飛地經濟”、共建園區等合作平臺，建立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互助機制。

2017年6月2日，國家發展改革委等八部門聯合發布《關于支持“飛地經濟”發展的指導意見》，“飛地經濟”首次獲得了國家層面的正式肯定與推廣，從更高的層面打破跨區域合作的屏障，進一步強化資源配置優化，發展成果共享的區域協同發展。

隨著政策的加碼，“飛地經濟”逐漸成為近年來各縣城產業發展，融入城市群，對接一線與新一線城市發展紅利的熱詞。

一直以來，在我國“飛地經濟”與產業轉移、產業協同有著深度的綁定。

“飛地（Enclave）”是地理學和國際法的一個重要概念，是指位于其他國家國境之內而與本國不相毗鄰的領土，或同一國家內位于某一行政區域包圍之中而被另一行政區域管轄的土地。

根據吳素春（2013）的研究綜述，我國語境下的“飛地經濟”與國際主流的研究內容有著較大差異，國外學者的研究集中于民族（移民）“飛地經濟”、資源型“飛地經濟”和外國直接投資（FDI）三類，而國內的研究則集中于具有中國產業轉移特色的“飛地經濟”模式。

可見，“飛地經濟”在我國有著獨特且鮮明的時代產業特色與內涵，其與中國過去幾十年產業發展動能快速從國際到國內、從東部向西部轉移的時代背景有著緊密聯系，是產業高效轉移的中國式創新之一。

事實上，我國對“飛地經濟”的探索已有數十年的歷程，用“飛地”跨區域發展經濟則可以追溯到更早。

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計劃經濟時期，便有諸如位于江蘇鹽城的上海大豐農場、江蘇徐州的上海大屯煤礦、黑龍江齊齊哈爾的北京市雙河農場等“飛地”，跨區域推動了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的工業化，支撐起“三線建設”的戰略目標。

1994年，國務院批準設立中新合作蘇州工業園，我國開啟了跨國產業協同的“飛地經濟”模式探索。隨著我國東部沿海城市產業的快速發展，區域產業轉移與協同的趨勢進一步強化，加之產業扶貧、山海協同等跨區域協同發展的需求，越來越多的省、市大膽創新，發揮各地比較優勢，開啟了多樣的“飛地經濟”模式探索。

江蘇協同南北，蘇南蘇北的城市跨江結對發展，開設了蘇州宿遷工業園，昆山（沭陽）工業園、常熟（泗洪）工業園等。其中，“江陰—靖江工業園區”作為首個跨江聯動的共建園區，至2016年年底完成規模以上工業生產總值120.79億元，總投資達到85.39億元。蘇州、宿遷在2015年就已建成6個共建園區，累計完成固定資產投資800多億元。“飛地經濟”讓蘇北的諸多縣、市更高效全面融入長三角的大發展格局中，無論產業項目還是發展理念全面對接先進區域，實現了省內協同發展。

再以深圳為例。

一方面，為突破自身土地資源限制，同時充分發揮區域比較優勢，深圳市積極拓展省內飛地，實現了大灣區創新資源的協同聚合。最具代表的是其與汕尾市政府共建了深汕特別合作區，形成了“深圳總部+深汕基地”“研發+生產”的發展格局。2018年，合作區落戶的企業更是87%以上來自深圳，園區科技類項目占到81%左右。

另一方面，深圳更以開放的姿態，與諸多省外城市合作建設“飛地”，包括湖南衡陽白沙洲工業園區（深圳工業園）、新疆喀什深圳產業園、陜西深陜（富平）新興產業示范園，進一步強化了深圳產業創新的輻射范圍，推動東西聯動的產業轉移。

正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與人力資源研究所黨支部書記、副所長李佐軍所述：“產業轉移往往是通過企業或項目來承接，是點與點的對接；‘飛地經濟’則往往是不同的行政區圍繞某個園區共同建設展開，是面與面的對接……這種合作往往更深入、更立足長遠。”

“飛地經濟”在全國各地的實踐中，已被證實為可破解產業轉移中集中度低、規模小、資金不足、信息和人才缺乏等問題，從區域層面展開經濟發展存在落差的行政地區之間的產業轉移，實現優勢互補，促進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區域經濟合作模式。

02

到城里去！縣城的“飛地經濟”已從1.0時代邁入2.0時代

LIZHONG

歷經幾十年的探索，在各地多樣的飛地合作摸索過程中，“飛地經濟”已悄然從1.0時代邁入2.0時代。“飛地”的合作，已不再局限于“從高向低飛”，而是出現了許多“從低向高飛”“平飛”“兩地互飛”等更加多元的合作模式。

而對于縣城而言，最值得關注的一個“飛地經濟”發展趨勢便是“反向飛地”（或“逆向飛地”）的涌現。

所謂“反向飛地”與較為常見的“正向飛地”相對，是一種從欠發達地區進入發達地區發展“飛地經濟”的模式。

縣城不再將產業發展的眼光局限于自身的一畝三分地，而是放眼區域，乃至全國，開始“飛”到城里去！而這其中，對于“反向飛地”探索實踐較為全面的代表性區域便是浙江省。

為強化山海協作，實現全省高質量發展，浙江從省級層面引導，探索出了“消薄飛地”“生態補償飛地”“科創飛地”三大類“從低向高飛”的特色模式。

“消薄飛地”“生態補償飛地”都是經濟欠發達地區在發達地區建設產業片區，“入股”發達地區的產業園區，與發達地區共享園區運營發展的長效收益。

浙江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陳偉（2019）以慶元縣為例，分析了此類“飛地”對貧困縣區卓越的經濟拉動作用：如果慶元縣能在發達地區設立2平方千米、畝均生產總值250萬元的“生態補償飛地”，到2022年該縣人均生產總值便能達到全省人均水平。

這兩類“飛地”都是突破生態與區位掣肘，通過把土地資源、勞務人員等從欠發達地區置換到城里，將發展帶來的收益帶回欠發達地區，實現兩地“雙贏”——一方面實現了有限資源更高效的跨區域配置，另一方面實現了發展紅利的共享。

“科創飛地”則是更具代表性的探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位于杭州城西科創走廊，與杭州海創園、阿里巴巴淘寶城比鄰的衢州海創園。2016年開園的衢州海創園是浙江省第一塊創新型“反向飛地”，開園僅一年多，衢州海創園就引入項目164個。其中，產業項目75個，總投資額18億元；基金項目89個，資金管理規模44.28億元，實現了“創新創業在杭州，產業化在衢州”的兩地協作。繼衢州海創園之后，淳安、諸暨、上虞、金華、長興等地也紛紛將自身創新“飛地”落戶杭州。

比起“消薄飛地”和“生態補償飛地”，這類“飛地”是一種更為深入且前瞻的“雙贏”合作模式。

一方面，與前兩者類似的是，這類“飛地”能夠“把地讓出去，把錢帶回來”。通過資源配置的優化，實現稅收及園區營收的兩地分成，讓相對欠發達地區能夠共享快速做強的杭州所帶來的發展紅利。

但更關鍵的是，這類“飛地”能夠通過異地孵化、本地開花，進一步共享杭州的資金、人才、創新資源，實現本地產業的躍遷式發展。與前兩者的行政牽引為主不同，這類“飛地”的自主性與靈活性更高。

當前，以“反向飛地”為突出特色的“飛地經濟”2.0時代，呈現出以下兩大趨勢。

1.經濟欠發達的縣、市從被動轉向主動

過去，產業發展相對薄弱的縣市一般是被動等待國家、省、市等上級政府作“官媒”、結“對子”的“飛地”合作機會。如今這些縣、市不再被動等待，而是主動出擊，積極向大城市靠攏。

以上海奉賢區南橋鎮為例，該鎮的5個村以集體資產在虹橋購置總部樓宇，建設“東方美谷·虹橋中心”。南橋落子虹橋不僅通過在紅橋區投資樓宇，實現了村集體資產的保值增值；同時，更以“東方美谷·虹橋中心”為據點，用“以租代稅”的方式，鼓勵中心入駐的跨國公司、國內領軍企業總部注冊并繳稅在南橋；更進一步伺機將入駐企業的研發、生產的環節引回南橋鎮。南橋鎮的主動出擊一舉三得，創造了“反向飛地、兩橋對流”的新模式。

再看“飛”得更遠的常熟（北京）創新中心：常熟從長三角“飛”到北京，運營2年，累計落地常熟企業39家，獲評姑蘇人才、常熟領軍等各類人才企業11家。該“逆向孵化”的創新“飛地”雖然并非兩地政府的官方合作，從行政管理上并無北京市政府官方背書，但通過市場化運作，實現了“借雞生蛋”，成為常熟產業創新的有機外延。

而前面提到的衢州也嘗到了甜頭，將眼光進一步放向全國，陸續在深圳、上海、北京、杭州等地開設了6個“飛地”。無錫甚至將眼光擴展到全球，在瑞士烏普薩拉大學開設中瑞生物醫藥離岸孵化器，至2020年5月，回流了10個高端項目，其中有6個藥品項目，并且申請了6項國際發明專利。

越來越多的縣、市政府開始主動出擊，以“反向飛地”的方式將觸角伸向創新資源更加富集的大都市，在異地培養本地發展的新動能。

2.飛地”的選擇從行政主導轉向市場主導

與過去上級政府指定下的“飛地”不同的是，“反向飛地”的布局實際上更加尊重市場的規律。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產業人口向大城市進一步聚集，縣城比起大城市的成本優勢正在快速縮減。

同時，各地發展產業的意識與經驗都在快速迭代增強，招商時“僧多粥少”的局面進一步加劇，小縣城想要到大城市招商引資，需要讓渡的成本也在快速增加。小縣城招不起大龍頭，那招商引資那些具有成長潛力的創新型中小企業是否還行？實際上，讓中小企業遷出大城市，它們的顧慮往往更多。

這當中最核心的痛點之一就是人才！筆者與地方政府和企業溝通縣城產業發展時，往往會聽到以下困惑：“人才引進真的非常困難，尤其是高端人才。重金引進，給房給職稱都很難引進幾個，即便來了也很快就走了。哪怕沒走，來這里干個一兩年，人的水平慢慢也不大行了……”顯然，大城市人才聚集的“馬太效應”正在不斷強化。

對于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而言，大城市給得了的，小縣城給不起，更給不了。不僅是大都市中那些高品質多元化的都市服務和公共服務吸引人才，大城市中強大的“人才環境”才是讓人才難以離開大城市的關鍵。

很多時候，造就人才的不僅是其個人的能力，而是人才“圈子”帶來的行業信息與創新經驗的快速傳播交互。就當前我國的縣城主體而言，其產業與人才密度幾乎是養不起高水平人才的，這是赤裸裸的客觀現實。

而在大城市建設“反向飛地”，則正如任正非所說“離開了人才生長的環境，鳳凰就變成了雞，而不再是鳳凰”，因此要順應市場趨勢，“到有鳳的地方筑巢”，而非“筑巢引鳳”。比起過去政府“拉郎配”的飛地模式，“反向飛地”顯然是更加順應產業創新資源布局的客觀市場規律的。

可以看出，進入“飛地經濟”2.0時代，縣域主體已不再走梯次轉移產業、承接發達地區落后產能的老路，而是更加主動地將“飛地”用作本地與大城市創新協同的新武器。

然而比起過去被上級政府自上而下安排的“飛地模式”，“反向飛地”的建設和運營對縣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僅要長效運作清楚，更要前期想明白，不可盲目跟風。因此，明確目標、用對方法則顯得尤為關鍵。

03

明確目標，“飛”去城里圖個啥？

LIZHONG

進入經濟下行與產業調整共同作用的時期，對于縣城經濟體而言，產業招商成了一個重要課題。國內較早嘗試“逆向飛地孵化”的科創平臺公司清控科創總裁程方先生認為“飛地本質是一個區域招商中心”。但是對于縣城而言，如果只是把“反向飛地”當成新型的招商辦公室，或是一個孵化器，乍看上去似乎并不是一筆好買賣。

一方面，它需要長期的深耕及專業化的運營，以及足夠的政策激勵，投資風險并非可忽略不計的小數額。另一方面，實際來看，招引落地的項目數量、投資規模，乃至帶來的稅收都很難比得上過去招一個龍頭。

這樣，“反向飛地”投資不小，效果也并不立竿見影，那“飛”去城里，到底應該圖個啥，能圖個啥呢？如果沒有從一開始就想清楚這個“工具”的適配性而盲目跟風，最終很可能竹籃打水一場空。

客觀來說，若不是如浙江省“消薄飛地”“生態補償飛地”一樣，由高能級行政牽引，有長效的管理機制保障，且能持續獲得稅收及經營、資產收益，“反向飛地”并不適合產業基礎薄弱的地區奠定工業基礎。

“反向飛地”更適合具備產業基礎，站在非生即死、轉檔升級關鍵節點的“小行星”“小恒星”式縣城，未雨綢繆，培育第二增長曲線。

可以說，“反向飛地”并不是給差生補基礎的“輔導班”，而是給優等生突破瓶頸的“提分班”。如果“飛地經濟”1.0的建設，是我國產業轉移背景催生出高效產能轉移的特色模式；那么這幾年越來越火熱的“飛地經濟”2.0，則更符合當前產業發展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轉型需求。

“反向飛地”的實際價值有以下3點。

1.反向飛地”可助力搶占增量，融入高階產業生態

對于一個縣城而言，產業的溢價和發展的質量與能否在更高能級產業生態中擁有一席之地息息相關。我們會發現德國、日本、意大利等老牌工業強國，總有些名不見經傳，也并不緊鄰大城市的小城“藏龍臥虎”，擁有世界知名的大企業。

例如，在日本濱松就有雅馬哈這樣的國際大牌，大眾汽車的總部則在德國沃爾夫斯堡這樣的小城……正是因為較早地完成了工業化，這些小城在產業國際化的初期搶占了上游產業生態位，享受更高的產業利潤。

在熱播電視劇《山海情》中，同樣高品質的蘑菇，在本地每斤僅能賣出不到1塊錢，但當政府與民航部門降低運價，打開蘑菇銷往東部市場的通路后，每斤蘑菇的價格快速升到3塊多錢，可見對于縣城而言，融入高能級產業生態，參與大城市產業分工是多么關鍵。

當今，數字技術、生物科技的普及即將孕育出大量產業機會；“一帶一路”倡議帶來了新的國際商貿格局，面向未來的產業增量正在大量涌現。以大城市為主戰地的未來產業生態正在逐步形成，也為縣城帶來了更多搶占上游生態位，實現高質量發展躍遷的可能。

過去幾十年產業圈層式轉移分工，讓我們習慣了“小行星”式縣城的近水樓臺先得月。但隨著高速、鐵路、航空等交通網絡的全面完善升級，城市之間的時間距離拉近，物流成本進一步壓縮；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工智能與算力的提升帶來信息交流壁壘的突破，為縣城進一步突破過去空間、資源的限制，跳躍式融入城市群、大灣區等高能級產業生態帶來機會！

縣城主動在大城市搭建起的“反向飛地”，恰恰是一種以“互聯網思維”融入大城市產業生態、搶占產業增量空間的有力平臺。它不只是一個孵化器或招商中心，而應是縣城瞄準新興產業增量，在大城市的地界培育自己的產業，搶占新興產業生態位的前線陣地；更應成為集中展示本地產業實力，助推本地企業走向更高市場的開放窗口。

因此，縣城在謀劃“反向飛地”時，首要的就是知己知彼，瞄準大城市的產業增量，做好產業規劃，明晰產業目標和定位。要以戰略的眼光重視“飛地”，以之為紐帶，打通兩地產業市場。

2.“反向飛地”可支撐產業升級，高效配置創新資源

“反向飛地”不僅可以搶占產業增量，更是本地產業做強存量的有力支撐。

一方面，“反向飛地”是本地龍頭企業借大城市的創新“海洋”養“魚”的“海洋牧場”。本地產業資本可以通過對“飛地”內的創新團隊投資，或者購買創新技術，進一步擴展自身產業生態，為龍頭企業的轉型發展提供新動能。

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人才正逐漸成為地方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高質量發展時“卡脖子”的問題。事實上，不同于龍頭企業，中小型企業受規模所限，很難獨自突破地方的創新資源困局。結果要么自行流向大城市，要么在地方掙扎中逐漸死掉。

而對于縣城來說，優質的中小企業才是地方經濟未來發展的戰略級“潛力股”。比起讓中小企業單槍匹馬的自己找人才，“反向飛地”則可以為本地中小企業集中高效地吸引人才，培養創新生態。在做強本地產業存量的同時，避免優質產業資源流失。

如瑞安，這個位于民營經濟發達的溫州市的縣級市，其傳統優勢的汽摩配產業集群近年來正面臨著向汽車關鍵零部件產業轉型升級的換擋陣痛。本土企業強化研發投入，提高產業技術創新實力的意愿和動力很強。

但無奈溫州本地科研機構、高等院校較少，又遠離杭州、上海等地，科研創新人才引進難度較大。為破解這一難點，瑞安市決定“飛”到上海解決這一難題。上海市嘉定區安亭鎮是中國汽車工業的重要發源地之一，是上海國際汽車城的核心區，產業創新資源富集，人才密度高。

2019年，瑞安在安亭設立了飛地創新港，通過鼓勵本土企業將研發機構擇優入駐“飛地”，推動“本地投資、飛地研發”的模式。首期便吸引了7家瑞企集中入駐，讓創新人才不用離開上海便可服務瑞安本土企業，也破解了本地企業在創新發展時招人難的痛點。

對于縣城來說，這種帶著本地企業集中遷移至異地的“飛地”創新模式，不僅能夠高效支撐本地企業創新升級，更有助于縣城防止因創新瓶頸而造成的產業流失。

因此，縣城在謀劃“反向飛地”時，要綁定本地企業發展需求，政企“抱團出海”，讓大城市“不為我有”的人才能夠更好地“為我所用”，助力本地產業創新轉型。

3.“反向飛地”可輔助融入圈子，塑造區域產業品牌

很多縣城招商時常常面臨一個尷尬的局面，就是：剛一介紹自身情況，便被企業一句“××是哪兒啊？不了解”把話給截住了。企業不僅沒聽說過，更不了解這城市是干什么的，更何談簽約落地呢？

中國有數千個縣級單位，絕大多數是沒有廣泛的認知與共識的。尤其當與創業者所在城市有一定距離，與其生活認知也不交圈時，在空間上的距離與心理上的距離“雙遠”的情況下，別說讓企業、人才一步到位簽約落地，甚至可能連個考慮的機會可能都沒有。

構建區域產業品牌，讓招商引資的目標群體從聽說過這座城市，到聽說過這個城市在發展相關產業，再到產生好奇去主動了解乃至最終選擇落戶是需要縣城去下苦功夫的。一般來說，大城市的招商推介會，本地舉辦的高規格產業會展、論壇等活動，都是縣城主體打響本地產業品牌認知度的好方法。

“反向飛地”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性價比更高的品牌建設“道場”。一方面，它直插大城市的產業圈層，能夠實現更加精準的認知推廣；另一方面，常設的“飛地”不僅是產業活動及推廣的平臺，更作為產業運行的實際載體，入駐企業的日常商務交往，能為縣城帶來各種上下游相關企業及創新主體“流量”，是一個全年無休的區域產業品牌“活看板”。

再進一步，“飛地”內良好的政企合作關系也可以進一步促成企業擴產時的落地意向，乃至企業家圈層內“以商招商”的潛在機會。

例如，常熟（北京）創新中心就面向北京的汽車產業創新圈、投資機構、垂直媒體等，在2017-2019年的3年期間不定期舉辦了“京常路演”“京常會”“京常來”“開放日”等多種品牌活動170多場。其中“京常來”推薦了99個項目走進常熟、認識常熟，簽約項目6家，推薦項目8家。

直面垂直的產業圈層精準、多面、高頻次的傳播交流，讓北京的產業圈子對常熟這座城更加熟悉，對常熟的汽車產業基礎及發展方向、建設目標、政策環境等從聽說到好奇再到了解；讓“飛地”入孵的創新項目赴常熟實地考察，進一步強化落地信心。

因此，地方政府在謀劃和運營“反向飛地”時，更要有區域產業品牌建設的意識，通過開設區域產業展館、舉辦產業交流活動、組織產業考察等方式，在大城市的產業“圈子”里，打響自己的名號。

總體而言，“反向飛地”是具有一定產業發展基礎的縣城突破發展瓶頸的平臺。要用好這一平臺，就要以戰略的眼光看待“反向飛地”，不局限于有限的“飛地”載體，而是將眼光放長遠，以“飛地”為陣地，為本地產業謀增量、活存量、擴聲量！

04

用對方法，小縣要“巧”與大城舞

LIZHONG

明確了目標，下一步更要用對方法，方能事半功倍。具體來講，需要注意以下3個方面。

1.找準合作方，謀求雙贏

“反向飛地”的落子關鍵，在于厘清供需關系，找準合作方。合作方不僅有“飛”入的大城，更有委托運營的平臺機構。

“反向飛地”是兩地產業協同對接、互利共贏的平臺。它一方面連接著縣域主體的龍頭企業、潛在市場、創新需求和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對接著大城市的創新人才、前沿信息、高新技術、產業化潛力項目及創投資本。因此，明確自身需求，研判“飛”入的城市是否能擁有相應匹配的要素十分重要。

如果只瞄準“北上廣深”，就很容易陷入被動。雖然一線大城市資源富集，但競爭者也很多，普通的縣城不僅很難在激烈的競爭中“分到一杯羹”，還有可能被“飛”入地政府當成搶企業、分稅收的“薅羊毛”行為，產生警覺和不滿。而行政管理的協調難題，常常會給“飛地”建設帶來各種顯性和隱性的交易成本,影響“飛地”良性發展。

因此，找準優質原始股，與其“共同成長”則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上文中提及的衢州海創園，便是個優秀的范例。在與杭州的“飛地”合作關系中，固然有“山海協作”的政策“做媒”，但獲得杭州方面支持的關鍵在于項目實現了“雙贏”。

杭州將絕佳的地塊讓出，并在行政管理、政策支持等方面提供全面綠燈，共享本地創新資源，成就海創園成為衢州發展智慧產業和數字經濟的橋頭堡。而衢州方面也不僅是以土地指標換取余杭的“飛地”空間，更是在杭州城西科創走廊大規模建設的初期早早“入股”，通過項目建設、政策補貼，進一步強化了杭州的創新環境，增加了本地的就業機會。

找到對口的運營平臺也很重要。一般來說，政府缺乏專業的運營能力，往往需要找到合適的科創平臺合作，運營“反向飛地”。然而通過前面的論述我們知道“反向飛地”并非簡單的招商中心，更不是一個孵化器或創新港而已，對機構的運營能力及相關資源背景要求極高。

因此，更應找準合作運營平臺，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機構是否具有目標產業方向的創新平臺運營經驗，是否擁有相關的產業背景資源，都是在實際運營中能否成功的關鍵。

2.宜近不宜遠，強化聯系

雖然“反向飛地”突破了過去圈層式的發展限制，實現了與大城市點對點的跨越式產業協同。但想要事半功倍，還是得從“身邊”的大城下手。不僅是空間距離的問題，更有行政關系、產業關聯等因素綜合影響著“飛地”成功與否。“飛”入地是“飛”出地行政區劃外建立的經濟發展平臺，如果“飛”得過遠，容易與原有企業母體和市場脫離聯系。

一方面，產業群及產業生態從空間上仍集中在一定的范圍內，“飛”入地與“飛”出地地理相近，有利于企業和原有市場保持聯系，不至于在轉移過程中丟失原本的區域市場。另一方面，地理相近也意味著行政管理間的壁壘相對較少，兩地企業、政府的溝通障礙也更少。同時，地理相近更能保障“飛”出地政府與企業主及創新人員的文化習慣、情感聯系、價值觀念相近，強化后續“飛地”招商引智的效果。

以衢州為例，在杭州設立“飛地”，不僅從行政層面更加容易推進，還能更好地對接大量在杭的衢州人才和企業家，推動人才、項目“返鄉”，更可依托便捷的交通互聯，吸引更多“星期六工程師”，實現更加多元的靈活人才引進機制。

因此，瞄準本省內部或臨近的城市群、都市圈，比盲目選擇北上廣深要實際得多。在“飛地”選擇上，不可一味“慕強”，而要順應產業布局的客觀規律，選擇空間地理強聯系、產業互補有關系、兩地溝通有默契的城市。

3.不小打小鬧，深耕運營

前期沒有明確目標，盲目跟風，后期小打小鬧，草草收場，是很多縣城嘗試“反向飛地”時的真實寫照。“飛地”建設的本質是兩地產業與創新系統的深度綁定，而產業網絡說白了就是產業人的網絡。

比起過去的招商引智一步到位帶來的未知與風險，“飛地”給予創新企業、人才更多接觸并了解“飛”出地產業、政府的機會，為構建兩地政企互信、業務往來，實現人才、資本與信息的兩地互動，進而實現產業項目落地創造了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而這需要持續堅定的投資和長久專業的運營。

而“飛地”作為飛出地的“門臉”，明確產業方向的投入展示了發展產業的決心，運營過程中注入諸如政策補貼能否及時到位等細節，展示了政府重視程度及營商服務的意識，這些都將直接影響企業未來投產時的落地選擇。

因此，構建長效的管理機制，穩扎穩打地深耕運營，營造良性的異地營商小環境，也是“反向飛地”最大化發揮效果的關鍵。

綜上所述，縣域經濟進入當前這個“非生即死”的關鍵節點，我國國縣城的發展格局將進一步洗牌。明辨之，篤行之，主動跳出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反向飛地”也許可以成為縣城重新站上牌桌的制勝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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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李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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