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派呢，的確是一個大雜燴，有很多不同的經濟學家，甚至觀點都有很大差異，我只能說說，我學習過的芝派的理論是什么。

我學習過弗里德曼（芝派大佬 ，也是貨幣主義經濟學派創始人），學習過張五常（科斯一脈 ，芝派新制度經濟學創始人之一）。

那么，簡單介紹一下在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上，這二位是怎么說的吧。

弗里德曼的經濟學方法論：實證經濟學的核心地位

米爾頓·弗里德曼作為芝加哥經濟學派的領軍人物，其經濟學方法論說的清清楚楚，其核心觀點集中體現在1953年發表的著名論文《實證經濟學方法論》（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中。

弗里德曼明確區分了“實證經濟學”與“規范經濟學”，并強調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其首要任務在于發展能夠對現象做出有效預測的理論體系。

在這篇論文中，弗里德曼開宗明義地指出：

“實證經濟學在原則上獨立于任何特定的倫理立場或規范性判斷。正如凱恩斯所說，它研究的是‘是什么’，而不是‘應該是什么’。它的任務是提供一個可以用作對任何環境變化的后果進行正確預測的概括體系。其成就應根據它所產生的預測的精確性、范圍以及與經驗的符合程度來判斷。”)

這段話清晰地闡明了弗里德曼對實證經濟學的定位：

價值中立 ：實證經濟學不涉及“好”與“壞”、“應該”與“不應該”的價值判斷。

預測能力 ：理論的核心價值在于其預測的準確性。一個理論是否“好”，關鍵看它能否解釋現有現象并預測未知現象。

經驗檢驗 ：理論的有效性最終必須通過經驗數據的檢驗。

弗里德曼認為，理論是現實的抽象和簡化。它必然包含一系列假設，這些假設本身是否“真實”或“符合現實”并非判斷理論好壞的首要標準。

關鍵在于這些假設能否引申出可被經驗檢驗的、具有預測力的結論。他對此有著名的論述：

“Truly important and significant hypotheses will be found to have ‘assumptions’ that are wildly inaccurate 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s of reality, and, in general, the more significant the theory, the more unrealistic the assumptions (in this sense). The reason is simple. A hypothesis is important if it ‘explains’ much by little, that is, if it abstracts the common and crucial elements from the mass of complex and detailed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e phenomena to be explained and permits valid predictions on the basis of them alone.” (中文大意：“真正重要且有意義的假說，其‘假設’往往是對現實的極不準確的描述性呈現，并且，總體而言，理論越重要，其假設（在這個意義上）就越不現實。原因很簡單。一個假說如果能‘以簡馭繁’，即從圍繞待解釋現象的大量復雜細節中抽象出共同的關鍵要素，并僅憑這些要素就能做出有效預測，那么這個假說就是重要的。”)

這就是所謂的“F-Twist”或“弗里德曼轉換”，即不以假設的真實性而是以其預測力來評價理論。

他用了一個著名的例子：優秀的臺球手在擊球時，其行為表現“仿佛”（as if）他知道復雜的物理學和數學公式，并進行了精確計算。我們并不需要假設這個臺球手真的懂這些公式，只要這個“as if”假設能準確預測他的擊球路線和結果，那么這個假設就是有用的。

弗里德曼對可證偽性的理解是什么呢？

弗里德曼的方法論與卡爾·波普爾的證偽主義思想有密切關聯，盡管他并非嚴格的波普爾主義者。

波普爾認為，科學理論的標志在于其可證偽性，即理論必須能夠提出可能被經驗事實推翻的預測。

弗里德曼強調，理論的“唯一相關檢驗”（the only relevant test）是其預測與經驗的比較：

檢驗一個假說 有效性 的唯一相關標準是將其預測與經驗進行比較。如果其預測與經驗相矛盾（‘經常地’或者比替代假說的預測更頻繁地發生矛盾），則該假說被拒絕；如果其預測未被經驗矛盾，則被接受；如果它經受住了許多可能被證偽的機會而依然成立，那么人們就會對它抱有極大的信心。”)

這段話體現了弗里德曼的可證偽思想的核心：

1. 可檢驗的預測 ：理論必須能產生清晰的、可供觀察和檢驗的預測。
   

2. 證偽的可能：這些預測必須有被經驗否定的可能性。如果一個理論無論發生什么都能自圓其說，那它就不是一個科學理論。
   

3. 經驗的裁判：當理論的預測與事實不符時，理論就面臨被修正或被拋棄的命運。一個理論的生命力在于它能不斷經受住經驗的考驗。

4. “工具主義”傾向 ：
   弗里德曼的觀點帶有一定的“工具主義”色彩。他認為理論是組織經驗、進行預測的工具，其價值在于其有用性（預測力），而非其是否“真實地”描繪了現實的本質。

   這使得他對假設的“不真實性”持寬容態度，只要這些假設能引出好的預測即可。
   

   他進一步闡述：

   “作為一組實質性假說的集合，理論的評判標準是其對于它意圖‘解釋’的那類現象的預測能力。只有事實證據才能表明它是‘對’還是‘錯’，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暫時‘接受’其有效性還是‘拒絕’它。……檢驗一個假說 有效性 的唯一相關標準是將其預測與經驗進行比較。 這里的核心依然是預測和經驗檢驗。一個理論如果持續無法做出準確預測，或其預測被經驗反復證偽，那么它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價值。

張五常深受弗里德曼以及科斯、阿爾欽等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的影響，其經濟學方法論與弗里德曼有諸多共通之處。

張五常同樣高度重視經濟學的實證基礎和預測能力。他經常強調經濟學是“解釋世事”的科學，而解釋力的一個重要體現就是能夠對未來的行為或現象做出預測。他認為，理論若不能被事實推翻，就不是科學。

和弗里德曼一樣，張五常也認為理論的檢驗在于其“含義”是否與事實相符。他說：“套套邏輯（tautology）不可能錯，因此沒有解釋力；而有解釋力的理論，必須有被事實推翻的可能。”

這與弗里德曼強調預測與經驗比較的觀點一致。

張五常曾說：“科學方法可分三部分。第一是現象或行為的觀察。第二是根據觀察，創立理論，把行為常規化。第三是把理論的含意（驗證條件）用事實驗證。弗老（指弗里德曼）的失誤，是他漠視了第一項，認為理論的假設可以不真實，無關重要。經濟學是解釋人類行為的科學，行為的假設當然是越真實越好。”（大意）

有幾個芝派朋友找了幾個張五常的文章截圖，試圖證明張五常是如何如何說，我當然是歡迎的，如果芝派朋友愿意放棄實證主義，這不是大好事嗎？

但張五常的觀點太清晰了。以下是來自張教授的演講。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89191900436300655&wfr=spider&for=pc

要想檢驗在解釋經濟現象時這兩個原理的有用性，唯一需要做的便是去思考這兩個原理意味著什么，以及從這兩個原理推測出來的假定是否正確。簡單他講，現在真正可以測試的假定有A和B 兩種。假設如果A發生，則B發生；反之，若B沒有發生則A肯定沒發生。如果在實際測定中，B沒發生而A發生了，則原假定就被推翻了。其實，所有科學都要遵循這一規則。

因此在我們檢驗假設時，就需要看當B沒發生時，A發生與否。當然，A與B的可觀察性是根本前提。有些假定看上去很有道理，但如果它們是不可以觀察到的，那么，我們就不可能對其進行測定，

所以，需求規律本身是不可觀察的，它只是經濟學家想像出來的，其實并不存在。也就是說由于消費者的意愿沒法測定，從而導致整個需求規律沒法檢驗。

所以，一個真正有成就的經濟學家就會設法把A、B轉換成可觀測的變量。如果你看一下經濟理論的汪洋大海，其中很多規律并不存在，它們都是經濟學家想像出來的。

在經濟學領域中，很多人在創造大量名詞的同時卻不知道其確切含義。例如，有人認為“短缺”是個很重要的概念。但是，短缺到底是十么？如何測量？他們并不知道。短缺等于需求超過供給的那部分，正如我們已指出的，供給和需求反映的都是意愿。沒法觀測。所以，從本質意義上，短缺沒法測量。

我就學習過這兩位芝派系統的經濟學理論，別人也有看，但都不是關于方法論方面的，所以在我看來，芝派的方法論就是這樣。

至于鄧老師，謝老師，又發展出來了什么新的方法論，那他們應該寫文章，以區別于弗里德曼和張五常。

否則，我在評論這兩個人的方法論，他們又說，這不是我們的方法論，甚至說，這不是芝派的方法論，我們用的是別的，那天天扯來扯去，就沒有結果了。

那你們就先要否定掉芝派兩位大佬的方法論先，另建一套，并說明清楚。

因為你要立論，就必須要有文章，說明你到底是用什么方法論。

包括芝派提出的可預測，可證偽，都建立在經驗數據的基石上，而不是僅僅在說理論提出需要有可證偽性。

如果沒有立論，又說芝派不是這個理論，那還怎么辯論。

那就是杠來杠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