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中影響世界進程的10大思想經典，可以自測下，自己知道幾個？如果知道一多半，那么就可以更好更廣的看待世界和人生了。

01

亞里士多德：人的本性在于求知

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的第一句話是：“每一個人在本性上都想求知。”亞里士多德用這一格言來說明哲學的起源。與這句格言相類似的一句格言是柏拉圖的：“哲學起源于閑暇和詫異。”

亞里士多德解釋說，人出于本性的求知是為知而知、為智慧而求智慧的思辨活動，不服從任何物質利益和外在目的，因此是最自由的學問。哲學的思辨最初表現為“詫異”，詫異就是好奇心。

最早的哲學家出于追根問底、知其所然的好奇心，對眼前的一些現象，如日月星辰、刮風下雨等，感到詫異，然后一點點地推進，提出關于宇宙起源和萬物本源的哲學問題。

除了“詫異”外，從事哲學活動還必須有“閑暇”。設想，如果一個人每天都在為生計而奔波，哪還會時間去“詫異”？一個人如果連飯都吃不飽，哪會有心情去探究近乎奢侈的哲學問題？在古希臘，哲學家多為貴族，他們不必為生計操勞，因此才能從事純思辨活動。

亞里士多德把“閑暇”作為哲學思辨的必要條件和立足前提。

02

赫拉克利特：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

赫拉克利特認為，火是萬物的本源，整個世界，無論是過去、現在、未來，都是永不停息燃燒著的火焰。由此，他得出了“萬物皆流，無物常住”的結論。河水川流不息，當人們第二次原地踏入這條河時，碰到的水流已不是原來的水流了。

比如，你爬山的時候，通往山頂的路和下山的路也已不是同一條路了，因為萬事萬物大到宇宙小到原子都在瞬間即逝地變化著。這條路上肯定有樹葉落下了或者地上的樹葉改變了位置，泥土中間和表面蚯蚓、蟲子、細菌正在穿梭，而泥土自身的一部分也在腐爛，一部分正在化為石頭，只不過人類的肉眼無法明察罷了。

赫拉克利特還認為，人類的智慧僅在于說出真理，其余一切都是不足取的。這就是說，即使你的鼻孔能辨別出任何煙味，你也不會變得優秀。在他的眼里，智慧的人極少，多數人是壞的。

他最著名的言論就是：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

因為萬物皆變，此河流已經不是彼河流了。在赫拉克利特看來，一切都在變化，很多事情根本無法回到過去，與其對著逝去的河流空自悲切，還不如珍惜現在，把握現在。

03

柏拉圖：群眾永遠生活在無知的洞穴中

柏拉圖在他的重要著作《理想國》里曾經有個非常重要的隱喻——洞穴隱喻。

故事是這樣講的：有一個洞穴式的地下室，一條長長的通道通向外面，有微弱的陽光從通道里照進來。有一些囚徒從小就住在洞穴中，頭頸和腿腳都被綁著，不能走動也不能轉頭，只能朝前看著洞穴后壁。

在他們背后的上方，遠遠燃燒著一個火炬。在火炬和人的中間有一條隆起的道路，同時有一堵低墻。在這堵墻的后面，向著火光的地方，又有些別的人。他們手中拿著各色各樣的假人或假獸，把它們高舉過墻，讓它們作出動作，這些人時而交談，時而又不作聲。

于是，這些囚徒只能看見投射在他們面前的墻壁上的影像。他們將會把這些影像當做真實的東西，他們也會將回聲當成影像所說的話。后來，有一個囚徒被解除了桎梏，被迫突然站起來，可以轉頭環視，他現在就可以看見事物本身了：但他們卻以為他現在看到的是非本質的夢幻，最初看見的影像才是真實的。

后來又有人把他從洞穴中帶出來，走到陽光下面，他將會因為光線的刺激而覺得眼前金星亂迸，以致什么也看不見。他就會恨那個把他帶到陽光之下的人，認為這人使他看不見真實事物，而且給他帶來了痛苦。

通過洞穴比喻，柏拉圖想傳達給我們的是這樣的信息：我們所面對的只是現象，本質則是現象之外。

如果要認識本質，必須“轉向”——不是身體的轉向，而是“靈魂的轉向”，柏拉圖的意思：我們不可能從現象中認識本質，要想認識本質（理念），必須靈魂的轉向：從現象轉向理念。因為在柏拉圖看來，現象就是現象，現象不可能是本質的“載體”，純潔的理念無論如何不可能存在于現象之中。

04

馬基雅弗利：政治無道德

馬基雅弗利，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外交家和歷史學家。他是一位深受文藝復興影響的法學思想家，他主張建立統一的意大利國家，擺脫外國侵略，結束教權與君權的長期爭論，在他看來，君主國是最理想的。

他的名著《君主論》就是在論述一個王國怎樣才能保住，怎樣會失掉，由此總結出君主的治國之道。馬基雅弗利目的在于教勞倫佐建立鞏固而強大的國家，統一意大利。寫完后秘密呈送給小勞倫佐，并沒想公諸于世。所以語言非常坦率，毫無掩飾。直到馬基雅弗利死后五年，才被人公之于世。

馬基雅維利認為，政治包括國際政治就其實質而言是一種爭權奪利的斗爭，與公正、仁慈等道義原則無涉。

他說，政治的統治手段和措施應該同宗教、道德和社會影響完全區別開來，除非它們直接影響到政治決策。一項決策是否過于殘忍、失信或不合法，在他看來是無足輕重的。馬基雅弗利不僅將宗教與政治法律分開，而且將倫理道德與政治法律分開。

他說：“政治真理要發展，就必須首先拋棄自己的兩個伙伴──神學與倫理學”，因為“講道德和搞政治不是一回事”。“所謂道德，不過就是有助于實現這個目標的品質。道德和倫理的善，不過是實現物質成就或權力地位等世俗目標的手段……神學和倫理學都是政治的工具，而政治就是利用一切工具達到目的的實踐的藝術。”

05

芝諾：人的知識就好比一個圓圈

古希臘懷疑派哲學代表人物芝諾認為，人的知識就好比一個圓圈，圓圈里面是已知的，圓圈外面是未知的。你知道得越多，圓圈也就越大，你不知道的也就越多。

芝諾素有“悖論之父”之稱，他有四個數學悖論一直傳到今天。他曾經講過一個“知識圓圈說”的故事。

故事是這樣的：一次，一位學生問芝諾：“老師，您的知識比我的知識多許多倍，您對問題的回答又十分正確，可是您為什么總是對自己的解答有疑問呢？”

芝諾順手在桌上畫了一大一小兩個圓圈，并指著這兩個圓圈說：“大圓圈的面積是我的知識，小圓圈的面積是你們的知識。我的知識比你們多。這兩個圓圈的外面就是你們和我無知的部分。大圓圈的周長比小圓圈長，因此，我接觸的無知的范圍也比你們多。這就是我為什么常常懷疑自己的原因。”

在這個哲學故事中，芝諾把知識比作圓圈，生動地揭示了有知與無知的辯證關系。

這個故事表明——一個人有了一定的知識，接觸和思考的問題越多，就越覺得有許多問題不明白，因而就越感到自己知識貧乏；相反，一個人缺乏知識，發現和思考問題的能力低，就越覺得自己知識充足。

06

霍布斯：不帶劍的契約不過是一紙空文

霍布斯說：“不帶劍的契約不過是一紙空文，它毫無力量去保障一個人的安全。”

霍布斯（1588—1679）1588年4月5日生于威爾特郡一個牧師家庭。1608年牛津大學畢業。生活于政治、宗教激烈斗爭的革命年代，他提倡絕對王權論，遭到國會反對，于1640年出亡法國。

保王黨人很賞識霍布斯的觀點。王政復辟后，受寵并獲得年金。但在恢復天主教和排擠國教的宗教紛爭中，他的《利維坦》被視為“無神論”異端而遭迫害。

霍布斯受當時機械論的影響，試圖將機械論引入社會分析，提出了社會—國家學說。他說，設想一下，沒有國家和社會的人的“自然狀態”會是什么樣？

第一，像一出生就被棄在荒野的孤兒，我們形單影只，只能自己管自己，處于“自保”狀態。與之伴隨的是我們的無助、凄涼和存在的野獸帶給我們的不安全恐懼；

第二，為了自求生存，我們餐風宿露，四處漂泊，靠有限的野果飽腹，而此時恰巧碰到許多和我們同樣要靠著野果活命的人，因為自然資源稀缺，我們不得不像幾條喪家的狗，為塊骨頭加入戰斗，咬得你死我活。因為沒有人是刀槍不入的，在不斷沖突的激烈競爭中，每個人都在隨時會被傷害的不安全中朝不保夕。

人人為了自保而反對他人，帶來了命運的不確定和心理的恐懼。有一天，一個鐘表匠路過，對廝打的人群說道：“你們為什么不訂個協議，將你們交給我，我會像鐘擺一樣讓你們感到確定和安全，從此不用戰爭，不要為生命擔心，而把你們有限的精力放在尋找食物和水源上。”

大家對這個提議覺得很有道理。于是，便訂了契約。有的把權力交到一個（鐘表匠）君主手上，有的交到幾個鐘表匠（議會）那里。而且，為了保證鐘表匠有實力防止人們隨意毀約，并且賦予他/他們強大的武力。于是，社會的鐘擺——國家就這樣產生了。

07

波普爾：如果過于爽快地承認失敗，

就可能使自己發覺不了我們非常接近于正確

波普爾是20世紀著名的科學哲學家。他最著名的理論，在于對經典的觀測——歸納法的批判，提出從實驗中證偽的評判標準：區別“科學的”與“非科學的”。在政治上，他擁護民主和自由主義，并提出一系列社會批判法則，為“開放社會”奠定理論根基。他的代表作為《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和英國哲學家大衛·休謨一樣，波普爾對歸納法發出了質疑。休謨曾提出，我們見到太陽每天都會升起，但并不能確定太陽明天也會照樣升起。假想并不能通過先例而在理性上得到證明。而波普爾的看法，則與他的“可錯性”原則相結合。

他說，既然無法證明太陽明天會升起來，那么我們只能假設一條理論，認為太陽會升起。如果太陽第二天沒有升起，那么這條理論就是錯誤的。然而，直到太陽不升起的那一天之前，這條理論仍不能被證偽（證明是假的）。波普爾由此推出科學理論的劃分標準：若某理論可被證偽，這理論即是科學的。

因此，只需要一只黑天鵝就足以推翻“凡天鵝都是白的”這一結論。新的科學結論取代了舊結論之后，能夠解釋更多的現象。于是，波普爾從歸納法的不可靠性，得出了科學的可貴性：科學知識不等于真理，科學知識只是猜想。

科學的特點就是它可以被證偽，科學正是因為能夠被不斷證偽而不斷發展。反之，那些不著邊際的形而上學空話和偽科學，盡管可能永遠也無法駁倒，卻也永遠沒有任何用處。

惟有科學能夠通過不斷證偽而步步逼近真理，而科學家真正的使命也就在于努力去證偽自己的理論，而不是設法最終證實它，因為真理只能不斷逼近，而不能最終達到。

08

愛因斯坦：

沒有宗教的科學是跛子，沒有科學的宗教是瞎子

愛因斯坦說，“自然界最不可理解的事情是，自然是可以被理解的”。他又說，“沒有宗教的科學是跛子，沒有科學的宗教是瞎子”。

看來，這位科學偉人的一生，是在科學和宗教兩大思想體系中度過的。無論如何，一種超然于智能生命的自然力，是可以被普遍感受到的。宗教把這種自然力的來源，歸結于神；而科學，對此尚沒有完美的回答。

也許，在這個世界上，永遠會存在那些我們用科學根本無法解釋的事情和現象。對于這些，我們除了驚嘆于造物主的神奇以外，還能做什么呢？

上帝不玩骰子，科學只能由那些徹頭徹尾浸潤了對真理和理解的追求的人們來創造。然而，這種感情的源泉卻來自宗教的領域。對于一種可能性的堅信也屬于這種領域；這種可能性就是，適用于存在世界的那些規律是理性的，即可以用理性來概括。

我不能設想一個沒有這種深刻信念的真正科學家。”也正是這個原因，在西方，偉大的科學家同時又是虔誠的宗教徒，比如：牛頓、愛因斯坦、笛卡兒、羅素、萊布尼茨、雅斯貝爾斯……

科學與宗教都肇始于人類探索宇宙及自身的沖動，但隨著科學取得愈來愈大的進展，在一些人的心中，它已成為了一種宗教信仰，但科學精神的實質是懷疑精神，它本身反對任何形式的崇拜，在科學面前，任何真理都是短暫的。科學和宗教是人類探索世界的兩根拐杖，缺一不可。

09

康德：

自由不是讓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自由是教你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

伊曼努爾·康德（1724年—1804年，享年80歲），出生和逝世于德國柯尼斯堡，德國人，作家、哲學家，德國古典哲學創始人，其學說深深影響近代西方哲學，并開啟了德國古典哲學和康德主義等諸多流派。

康德是啟蒙運動時期最后一位主要哲學家，是德國思想界的代表人物。他調和了勒內·笛卡兒的理性主義與弗朗西斯·培根的經驗主義，被認為是繼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后，西方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

康德有其自成一派的思想系統，并且有為數不少的著作，其中核心的三大著作被合稱為“三大批判”，即《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這三部作品有系統地分別闡述他的知識學、倫理學和美學思想。

《純粹理性批判》尤其得到學術界重視，標志著哲學研究的主要方向由本體論轉向認識論，是西方哲學史上劃時代的巨著，被視為近代哲學的開端。此外，康德在宗教哲學、法律哲學和歷史哲學方面也有重要論著。

人生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匈牙利著名詩人裴多菲的這個著名詩句，在上個世紀的中國，曾引起無數知識分子為之共鳴。但什么是自由呢？至今為止，也沒有形成一個完美的定論。

康德認為所謂自由，不是隨心所欲，而是自我主宰。假如我們像動物一樣，聽從欲望、逃避痛苦，我們并不是真的自由行動。因為我們成了欲望和沖動的奴隸。我們不是在選擇，而是在服從。自律使我們與眾不同，自律令我們活得更高級，也正是自律，使我們獲得更自由的人生。

用他的那句格言來說，就是：自由不是讓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是教你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

10

黑格爾：人是靠思想站立起來的

弗里德里希·黑格爾（1770年—1831年），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時代略晚于康德，是德國19世紀唯心論哲學的代表人物之一。黑格爾出生于今天德國西南部巴登-符騰堡首府斯圖加特；是柏林大學（今日的柏林洪堡大學）的校長。

許多人認為，黑格爾的思想，標志著19世紀德國唯心主義哲學運動的頂峰，對后世哲學流派，如存在主義和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更有甚者，由于黑格爾的政治思想兼具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兩者之要義，因此，對于那些因看到自由主義在承認個人需求、體現人的基本價值方面的無能為力，而對覺得自由主義正面臨挑戰的人來說，他的哲學無疑是為自由主義提供了一條新的出路。

帕斯卡爾說，人是一個會思想的蘆葦，盡管很脆弱，但卻因為有思想的能力，而統領于萬物。對此，黑格爾是非常贊同的，他認為人是靠思想才站立起來的，而不是物質、武力或其他。

依黑格爾的意見，在最好的思維中，思想變得通暢無阻，水乳交融。真和假并不像普通所想的那樣，是判然分明的對立物；沒有任何事物是完全假的，而我們能夠認識的任何事物也不是完全真的。

通過思想，我們達到了主體與客體、內在與外在、現實與理念的對立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