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夏天，合肥火車站熱得像蒸籠。61歲的萬里拎著舊帆布包走下火車，洗得發白的灰色中山裝后背已經濕透。

他抬頭看著站臺上褪色的“農業學大寨”標語，眉頭皺成了川字。這位曾在鐵道部以“鐵腕整頓”出名的干部，怎么也沒想到自己會被派到安徽這個“貧窮大省”來收拾爛攤子。

當時安徽窮到什么程度？全省28萬個生產隊，三分之一連溫飽線都夠不著。

萬里上任第一天就收到報告：金寨縣有戶人家，七個孩子餓得皮包骨，最大的姑娘才13歲就得出門討飯。

第二天他帶著三個硬饅頭下鄉，在漏風的茅草屋里撞見個凍得直哆嗦的小女孩，二話不說就把自己的棉大衣脫下來裹在孩子身上。

回程路上，這位打過淮海戰役的老前輩紅著眼眶對秘書說：“革命勝利三十年了，老區百姓還穿單衣，我們欠的債該還了！”

1978年3月，中央要求各省一把手去山西學大寨經驗。萬里卻稱病沒去，只派了個副書記去應付。

他私下跟人說：“大寨那套人造梯田、放衛星的玩法，安徽學不起。老百姓飯都吃不上，還搞什么形式主義？”

這話傳出去后，省里炸了鍋，有人說他“右傾”，有人罵他“拆社會主義的臺”。萬里把煙頭往地上一摔：“拆臺？我是在補臺！補老百姓的飯碗臺！”

同年冬天，安徽鳳陽小崗村18戶農民干了件驚天動地的事。在村民嚴立華家的土坯房里，油燈昏黃，18雙長滿老繭的手在分田契約上按下紅手印。

嚴宏昌媳婦抱著孩子直哭：“這可是要掉腦袋的啊！”嚴宏昌把煙袋鍋子敲得當當響：“餓死是死，掉腦袋死也是死，橫豎是個死，不如搏一把！”

他們把生產隊的耕牛、農具全部分到戶，約定秋收后先交公糧，剩下的各家各戶自己支配。

幾乎同時，肥西縣山南鎮也在悄悄搞“借地三分”。區委書記湯茂林頂著“單干風”的帽子，讓農民在旱死的田埂上種綠豆。

結果綠豆豐收，家家戶戶添了葷腥。消息傳開，周邊村子紛紛效仿，有的生產隊甚至把隊里的倉庫鑰匙都交給了農民。

1979年開春，小崗村的麥苗躥得比人還高。嚴宏昌蹲在地頭數麥穗，突然被省委書記萬里派來的調查組堵個正著。

調查員舉著錄音機問：“你們搞分田到戶，不怕走資本主義道路？”老農民們梗著脖子喊：“管他什么主義，能吃上白面饃饃就是好主義！”

這話傳到萬里耳朵里后，他樂得直拍桌子：“說得好！老百姓的肚子就是最硬的道理！”

可是當時的《人民日報》并不這么想。1979年3月15日，頭版頭條刊發評論員文章，標題火藥味十足：《分田單干是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道路》。

文章警告說，包產到戶會“瓦解集體經濟，動搖社會主義根基”。更要命的是，報社還點了安徽的名，說肥西縣“借地三分”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萬里看到報紙當天就火了。他連夜召集省委開會，把報紙往桌上一摔：“你們看看，這是什么混賬邏輯！

山南鎮去年6萬斤的產量，今年翻了快一倍，這難道叫危害生產？”說著掏出厚厚一沓調查報告：“肥東縣搞包產到戶的村，社員家里都添了新棉被；滁縣那邊分田的隊，拖拉機都換成新的了！”

第二天，萬里親自帶隊到小崗村。看著金燦燦的麥浪，他蹲在地頭抓起一把泥土：“這地分到戶，怎么就越種越肥了？”

嚴宏昌搓著手笑：“以前磨洋工，現在天不亮就下地，自家地誰不心疼？”萬里當場拍板：“從今天起，安徽邊遠山區可以搞包產到戶！出了問題我擔著！”

這話像捅了馬蜂窩。省里連開三天常委會，有人拍桌子罵萬里“破壞人民公社”，有人陰陽怪氣說他“想當陳永貴第二”。

萬里把茶杯往桌上一墩：“陳永貴是大寨的功臣，我萬里是人民的罪人？去年全省餓死1300人，這個賬怎么算！”他甩出一份內部報告：1978年安徽非正常死亡人數觸目驚心，其中80%是農民。

關鍵時刻，鄧小平出手了。1980年5月31日，鄧公在中央會議上突然發話：“農村政策要放寬，有些地方搞包產到戶效果很好，為什么非要扭著來？”

說著掏出安徽的調查材料：“你們看看，鳳陽小崗村三年糧食產量翻兩番，這難道是資本主義？”

有了尚方寶劍，萬里干得更起勁了。他跑到皖南教農民種板栗，在黃山腳下推廣茶樹嫁接，還搞出個“傻子瓜子”年廣久當典型。

有干部嘀咕：“這不成了資本主義大觀園？”萬里哈哈一笑：“管他黑貓白貓，能讓百姓吃飽的就是好貓！”

1982年中央一號文件正式確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消息傳到小崗村，嚴宏昌帶著全村老小到田頭燒紙錢，哭著給祖宗報喜：“咱老嚴家終于不用要飯了！”

而萬里早已調任中央，臨走前他只留下一句話：“記住，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誰動誰就是歷史的罪人！”

如今再回頭看，那18個紅手印和萬里的烏紗帽，就像兩根鐵軌，托著中國農業駛出了計劃經濟的隧道。

就像萬里常說的：“社會主義不是寫在紙上的口號，是老百姓鍋里的熱饅頭，是孩子身上的新棉襖！”這段歷史告訴我們：有時候，最樸素的真理，往往就藏在沾滿泥土的腳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