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海霞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中誠信國際研究院院長

張 堃 中誠信國際研究院研究員

張瀚文 中誠信國際研究院研究員

本文轉載自5月6日中誠信研究微信公眾號。

本文字數：1092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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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第二任期對中國乃至全球發起密集的關稅制裁，引發各國資本市場波動和全球經貿體系的調整重構。事實上，美國歷史上曾發起過多輪圍繞特定國家和行業展開的貿易戰，當前的貿易摩擦背景、國情特征、貿易制裁手段和訴求與過往有何異同？貿易戰對美國產業和經濟影響是否能達到政策預期？對我國來說，哪些行業受美國關稅制裁和轉口限制的影響最大？對我國出口和經濟的影響如何？又該如何應對？本文對比美國過往發起的貿易戰，系統梳理此輪中美關稅博弈的邏輯，并對當下形勢和行業經濟影響進行研判和測算，以此給我國應對全球政治變局提供解決思路。

一、此輪中美貿易戰與過往美國發起的貿易戰有何異同？

美國歷史上共發起過七輪貿易戰，除了1930年為了保護國內產業（主要是農業）而實施的一次大規模關稅措施外，過去的幾輪貿易戰均圍繞特定國家和行業展開。如1963年因美國工業化養殖的廉價雞肉沖擊歐洲市場而爆發的歐美關稅戰，80年代圍繞加拿大軟木、歐洲意面、日本汽車和半導體展開的貿易戰，2002年為保護本土鋼鐵產業對進口鋼鐵征收關稅等。而關稅制裁的實施效果往往與初衷背道而馳，制裁往往引發對手國反制并反噬本土產業，甚至加劇了美國自身的經濟蕭條。如1930年《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實施后引發全球報復性關稅，經濟大蕭條進一步惡化；2002年美國對進口鋼鐵征收關稅后，鋼鐵價格上漲對汽車、家電等下游行業成本端施壓，導致當年因鋼鐵關稅流失了約20萬個工作崗位。

（一）此輪貿易戰是2018年中美貿易戰的升級，與80年代的美日貿易摩擦具有一定相似性

在美國發起的七次貿易戰中，與本輪貿易戰目的最為相似的是1980年代日美貿易摩擦和2018年中美貿易戰。本輪貿易戰本質是2018年中美貿易戰的延續和升級，2025年特朗普上任以來，除對特定行業如鋼鋁和汽車征收的關稅外，已連續對華加征三輪關稅，包括基于芬太尼問題的20%關稅和125%的對等關稅，截至目前，根據PIIE和紐約時報的測算，美國對華加權平均進口關稅為134.7%，部分商品領域如注射器針頭、鋰離子電池的關稅水平甚至達到245%和173%。而在美國對華關稅制裁加碼、對其他國家對等關稅擱置90天的背景下，美國進口的平均稅率已達到14.5%，為1940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即便發起時間相差近40年，但貿易戰的背景、手段和效果仍存在一定的相似特征：

一是貿易戰時期的日本和中國在經濟體量和產業競爭力方面都對美國造成了一定的威脅。經濟體量方面，日本和中國都是當時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經濟體量均已達到美國70%以上；貿易結構方面，日本出口構成從勞動密集型產品轉向了更精密、更先進的資本品，20世紀80年代，日本憑借汽車、半導體等產業迅速崛起，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來源國，而我國在新能源汽車、5G通信設備等領域的技術突破引發美國對高端制造業主導權削弱的擔憂；貿易逆差方面，1980年代的日本和當前的中國對美國貿易逆差的貢獻都一度接近50%。

二是美國將301調查作為維護本土產業利益的主要貿易手段，其“自由貿易等同于公平貿易”的所謂“對等主義”政策邏輯從廣場協議后沿用至今。“301條款”最早于1974年頒布，即《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款，并在1979年到1988年間進行了3次修訂，添加了“特別301條款”和“超級301條款”，這些條款被認為是美國對其競爭對手在貿易領域進行打壓和報復的依據。1985年美國依據301調查對日本半導體、汽車等領域發起調查，迫使日本簽署《廣場協議》并開放市場，廣場協議公布的次日里根總統宣布新貿易政策，將自由貿易等同于公平貿易，奉行所謂“對等主義”，要求外國提供與美國相同或對等的條件，否則美國政府會通過單邊制裁或報復手段迫使外國政府達成符合美國訴求的協議，與2018年特朗普對華實施三輪301清單，并在第二任期對全球范圍內實行“對等關稅”的貿易政策出發點一致。

三是貿易戰雖減少與對手國的貿易逆差，但由于產業和經濟結構的長期問題，美國貿易逆差并未縮減而是轉移至其他國家。美國發起貿易戰后，短期來看日本和中國對美國貿易逆差都出現了明顯下滑，但貿易逆差的規模長期由本國的產業優勢和經濟結構決定，美國對商品領域整體的貿易逆差長期仍處于持續擴張趨勢。1980年美國對日本發動多領域貿易制裁和經濟制裁后，美國貿易逆差曾于90年代初期小幅收窄，但隨后逆差主要來源由日本逐漸轉移至中國；2018年中美貿易戰后， 2018年Q3到2024年Q3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占GDP的比重從2.0%下降到1.0%，而與世界其他國家的逆差則從2.2%增長到3.0%。長期來看，貿易戰雖阻礙了來自外部的進口沖擊，但本土產業未能在短期彌合貿易缺口，美國商品領域的貿易逆差不減反增，產業和經濟結構才是決定貿易結構的根本問題，公平貿易并非自由貿易。

（二）日美貿易戰和中美貿易戰在制裁手段、反制措施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

其一，日美和中美制造業在全球貿易的地位差異，使得美國貿易制裁的出發點和覆蓋范圍有所不同。從全球制造業的出口份額的遷移看,1980年全球制造業出口主要由美國、德國、日本主導，三者分別占全球制造業出口份額的13.0%、14.8%和11.2%，日美貿易摩擦的根源來自日本在半導體等先進制造領域對美國的競爭優勢造成了沖擊，因此圍繞301調查的行業覆蓋領域相對較少，主要是對美國造成威脅的行業，如紡織品、鋼鐵、汽車、和半導體行業等；而2020年以來中國制造業占全球的出口份額超過20%，近乎于美國、日本和德國的總和，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持續下滑至2024年的10 %的歷史低點，中國制造業尤其是中低端制造業的出口優勢遠超于美國，這使得美國發起貿易戰更多從自身制造業“空心化”問題出發，貿易政策更加奉行“美國優先”，關稅矛頭也逐漸由中國延伸至全球。

其二，考慮到日美的盟友屬性和產業技術優勢，美國對日本以貿易制裁輔以經濟干預為主，而對華技術封鎖呈現出更徹底的“脫鉤”特征，二者所帶來的經濟影響不同。由于80年代日本在半導體等核心關鍵技術領域具備領先優勢，美國對日本采取“合作性遏制”的策略，一方面要求日本在關鍵技術領域對美開放并進行技術合作共享；另一方面，美國在經濟領域對日本實施更為嚴格的政策干預，包括匯率干預并強制市場自由化，要求日本加大公共投資和對美國產品的政府采購以改善經濟結構，在此背景下，日本被迫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并追加公共投資刺激內需，但公共投資沒有適應日本經濟增長結構的變化，仍然偏向生產型投資，并沒有將重點轉移到促進民間消費增長、補充民間消費不足的生活型投資上，大量財政投入推動的公共投資失效，與此同時貨幣政策寬松進一步引發地產和經濟泡沫，給日本經濟造成了長久的損傷。相較之下，美國將中國視為最大的競爭對手，對華無法實施強硬的經濟手段，但技術封鎖呈現更徹底的“脫鉤”態勢，一方面，自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實施以來，美國通過“實體清單”制裁、芯片供應鏈切斷、投資限制等手段系統性遏制中國高技術產業，試圖阻斷中國在半導體、人工智能等領域的上升路徑；另一方面，美國進一步脅迫盟國對中國實行“脫鉤斷鏈”， 包括采取“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戰略建立生產方聯盟共同排斥中國，今年4月以來美國以“關稅豁免”為籌碼，脅迫墨西哥、越南、德國等盟友限制對華經貿合作。從經濟影響看，近年來我國通過重構外貿朋友圈抵消了對美出口的沖擊，我國凈出口對經濟的貢獻不減反增，我國貿易和經濟相對更具韌性。

其三，中國龐大的市場規模和全產業鏈優勢使得中國在面對美國貿易制裁時，有了更多的底氣和反制手段。80年代日美貿易摩擦中，日本以妥協為主來緩解對美的貿易壓力，包括與美國簽署了20多項行業性自限協議，涵蓋鋼鐵、汽車、半導體等關鍵領域，甚至將調整經常收支不均衡設定為中長期的政策目標，1990年日本政府提出綜合擴大進口三年計劃，其中包括實施產品進口促進稅制、廢除1004種工業產品關稅、大幅增加政策性資金擴大進口，以此緩解對美貿易逆差壓力；相比之下，在融入全球產業鏈、出口快速增長的過程中，我國建立了涵蓋41個工業大類、207個中類和666個小類的完整產業體系，能夠快速響應全球市場的多樣化需求和變化[3]，龐大的國內市場規模也使得我國面對貿易制裁時有反制的底氣，兩輪美國發起的對華貿易制裁中，我國均采取了對等的反制措施，且相較于2018年貿易戰的反制措施，2025年以來中國實施反制措施的決心更強、反制工具更充足。

二、預估新一輪貿易戰對我國行業和經濟的沖擊

“對等關稅”政策表面以平衡貿易逆差為名，實則延續了80年代美日貿易摩擦中“極限施壓換取結構性讓步”的霸權邏輯，4月以來美國對華的關稅制裁以及我國反制措施均來到白熱化階段，但美國關稅政策搖擺不定、反復無常帶來了更大的不確定性，同時美國采取“邊打邊談”的貿易談判策略，意圖脅迫其他國家對華進行制裁。后續來看，中美關稅博弈首先沖擊的是外貿企業，哪些行業直接受到美國關稅制裁的影響？若轉口貿易受阻，哪些行業將受到明顯的沖擊？ 在此基礎上，我們對中美談判的演繹情形進行推演，綜合測算新一輪貿易戰對我國出口和經濟所帶來的影響。

（一）關稅制裁和原產地規則下的行業影響

哪些行業受美國關稅影響較大？我們以2024年中國對美出口金額大于20億美元且對美出口份額大于25%為標準，綜合來看，我國在紡織品、玩具車等輕工制品和部分電子產品對美國出口依賴度較高，其中，假發等紡織毛發品、節日娛樂用品的對美出口份額仍大于50%。但對美出口份額高不代表美國關稅制裁的影響更大，需綜合考量該行業有多大程度上依賴外需，進一步地，我們將這些商品的對美出口份額乘以對應行業出口交貨值占工業增加值的比重，來大致估算美國加征關稅對行業生產的影響，在這些商品領域中，家用電器、家具和零件、煙草制品雖然對美出口依賴度較高，但其仍以內銷為主，煙草出口交貨值占工業增加值的份額僅為0.7%，關稅的實際影響相對較小，對等關稅的影響重點集中在紡織、文娛用品等這些依賴美國市場且行業毛利較低的輕工業領域。

2018年中美貿易戰后，我國通過對非美國家的出口有效的抵消了對美出口的下行。以2019-2024年對各國出口份額均值相較于2013-2018年均值為參考，近五年來我國對越南出口份額提升1.4%，位居首位，其次為墨西哥、印度、菲律賓、泰國和馬來西亞，而對日本和美國的出口份額分別下滑1.24%和0.83%。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國對東南亞、拉美等地投資建廠間接拉動設備、零部件等中間品的出口；另一方面，我國出口份額明顯抬升的國家，如越南、印度、墨西哥、泰國等地對美國出口占總出口的比重也大幅抬升，企業紛紛通過中轉國進行轉口貿易來規避高額關稅、替代對美直接出口。4月美國宣布 “對等關稅”計劃細節，除了對全球征收10%的基準關稅，對柬埔寨、越南、泰國等我國主要轉口國加征超過35%的關稅，雖然后續暫且擱置，但我國通過轉口來規避高額關稅已成為美國的主要針對點，轉口貿易將面臨阻礙。

過去五年來通過轉口貿易帶動出口的主要商品領域有哪些？我們以越南、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墨西哥這幾個主要的轉口國為例，將近五年來中國出口轉口國的商品份額變化和轉口國出口美國在商品的份額變化為參考，二者均明顯抬升則可視作轉出口的主要覆蓋領域。從結果來看，機電設備及其零部件仍然是轉口貿易受影響的“重災區”，我國對這些國家的轉口基本都覆蓋半導體器件、手機及零部件、蓄電池等機電產品；此外，乘用車和少部分上游工業原料、輕工制造品也會受到一定的影響，如鋼鋁、水泥等原材料工業品，玩具車、座椅床墊等輕工制品，以及塑料橡膠制品領域。根據亞洲發展銀行報告，2021年我國從東盟、墨西哥和加拿大進行的中間品轉口貿易大概占對美總出口的35%，占我國總出口近5%的比重，近年來我國“兩頭在內”的出料加工貿易快速發展，我國中間品和資本品已嵌入到新興國家工業化進程的產業鏈環節，我國對美轉口、出口的依賴也將穩步下降。

（二）關于后續中美關稅博弈進展的推演

美國政府近期推行的“對等關稅”政策表面以平衡貿易逆差為名，實則延續了80年代美日貿易摩擦中“極限施壓換取結構性讓步”的霸權邏輯。與美國通過《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升值和市場開放相似，如今特朗普政府以“對等關稅”為籌碼，要求貿易伙伴在能源合作、產業補貼、農產品購買等深層領域做出妥協，90天的對等關稅豁免期將于7月8日結束。從當前各國與美國的談判進展看，除印度接近達成階段性協議外，其余國家的談判未取得明顯進展，日本和韓國雖主張以產業合作換取關稅讓步，但均表態“不倉促讓步”；東盟雖然表示不實施報復性政策與美國尋求合作，但對華問題保持中立，越南承諾與美國談判不會犧牲中國的利益，拒絕配合圍堵中國；歐洲發達國家大多選擇拒絕讓步和妥協，特朗普的政治“失信”已經讓各國甚至過去的盟友在談判時保持謹慎并拖延和觀望。

關稅博弈的背后實際是經濟韌性、財政債務等的博弈。從目前來看，我國經濟韌性較強，一方面，我國內需市場大，創新動能正逐漸積厚成勢，外貿結構改善下出口仍有韌性支撐；另一方面，我國政府負債率、利息償付壓力低于海外主要經濟體，尤其是相較于美國的赤字水平、債務壓力以及利息償還等方面，我國的財政債務相對仍有空間。

同時，我國采取強硬的“對等反制”手段為后續的談判提供了空間和籌碼。妥協并不會換來美國的關稅減讓，且特朗普政策主張朝令夕改，即便短期妥協達成協議也有隨時“撕毀”的可能。商務部發言人近期表示“如果美方真的想解決問題，就應該徹底取消所有對華單邊關稅措施，通過平等對話找到解決分歧的辦法”。事實上美國已經就對華關稅進一步松口，部分美國企業已出現“內部妥協”，如美國零售商沃爾瑪已通知中國供應商恢復對美發貨，并明確表示新加征的關稅成本將由美國客戶承擔，當前貿易制裁對雙方的經濟影響正逐漸顯現。

從后續來看，在全球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加大背景下，中美作為前兩大經濟體仍存在緩和機會，在雙方僵持不下時存在第三方國家或國際組織作為中間人進行撮合的可能，就當前進展來看：

樂觀情形下，美國在對等問題方面對華妥協，取消全部對等關稅，而考慮到此前2-3月實施的“芬太尼”的關稅上升至美國禁毒等政治議題，20%的芬太尼關稅短期內或難以取消。這種情況下分批次的進行301條款（半導體、AI技術出口管制）和232調查（藥品、關鍵礦產）對各行業領域加征關稅將是美國產業保護的主要手段。

中性情形下，我們假設對華對等關稅回到34%的水平，對越南、泰國等海外國家是否征收此前公布的高額對等關稅仍取決于各國的談判結果，其落地時間具有不確定性，若談判遲遲不能達成一致協議，不排除對等關稅豁免期進一步推遲的可能性，短期內“轉出口”覆蓋的主要領域如機電產品仍對出口形成一定的支撐。但長期來看，無論是強化行業關稅的原產地規則、還是對轉口國征收大額關稅，我國貿易仍需要逐漸擺脫對美市場的依賴，加強與非美國家的貿易合作。

極端情形下，中美雙方仍維持高額對等關稅，通過豁免清單免除部分對華依賴程度較高的關鍵行業領域的關稅，如醫藥原料、稀土及加工品、石墨、航空部件等關鍵領域，但考慮到特殊豁免僅持續6-12個月甚至附帶原產地條件，且需要企業逐批申請，給外貿企業經營帶來不確定性仍然較大。

我們以2018年美國對華實施的四輪301清單關稅對所覆蓋商品的出口影響進行推演，根據PIIE整理的數據，301關稅清單生效后，我國前三輪301清單對應產品（加征25%關稅）的出口增速由高點的下滑幅度為42.9%，4A清單產品（由15%減至7.5%）于2019年8月至2019年12月出口增速下滑13.4%，綜合考慮兩批不同關稅下的清單，粗略估算每加征1%的關稅，出口增速大約下滑1.8%。進一步，我們簡化樂觀、中性、悲觀情形下的談判結果，不考慮特殊行業關稅、出口管制等因素，由于關稅對出口的影響存在邊際遞減效應，我們在簡單靜態測算的基礎上給予相應的折減系數，如果沒有進一步的增量政策對沖，在僅征收20%芬太尼關稅的樂觀情形下，或拖累我國出口2.5個百分點，拖累GDP增速0.3個百分點；在20%芬太尼關稅以及34%對等關稅的中性情形下，若我國仍能通過轉出口緩解貿易壓力，大約將拖累出口7個百分點，若轉出口全部受限，或拖累出口接近12個百分點，考慮到實際情形在二者之間，中性情形對出口影響約在10%左右，對GDP增速的拖累大約為0.9-1.6個百分點；在悲觀情形（維持145%關稅水平不變）下，拖累我國出口增速約15%-20%，拖累GDP增速2-2.6個百分點。

三、如何應對本輪貿易戰？

美國主導的超預期“關稅戰”給全球經濟帶來較大沖擊，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面臨的內外挑戰更加復雜。但不論外部環境如何演變，我們的首要任務都是做好自己的事，筑牢暢通內循環，以高質量發展的確定性應對外部環境急劇變化的不確定性。

當前我國經濟穩步修復，供需兩端均有結構性改善，一季度 GDP增速同比增長5.4%，超出年內經濟增長目標0.4個百分點，為后續三個季度的經濟增長減輕了壓力，但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等問題仍然存在。4月美國對華高額對等關稅落地后，不論最終談判結果如何，關稅戰對我國出口和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不可避免，增量政策的落地程度和力度或成為中美貿易談判的籌碼以及對沖關稅沖擊的關鍵變量。

（一）短期加大逆周期力度，為關稅沖擊給予緩沖空間

短期來看，應繼續加大“超常規逆周期調節”力度，“根據形勢變化及時推出增量儲備政策” 。以內需為經濟發展的“牛鼻子”，促消費、穩價格、強科創與緩釋風險相輔相成，釋放居民、企業等微觀主體活力，以科技創新構筑供應鏈安全的“護城河”。

一是總量政策要進一步加力提效，降準降息要擇機加快落地。財政政策方面，投資是經濟運行中的的“快變量”，消費是“慢變量”，應對外部沖擊需要投資和消費兩手抓，二季度在加快地方政府專項債券、超長期特別國債等發行使用的同時，要注重結構優化，促進“投資于物”轉向“投資于人：一方面，聚焦消費尤其是服務消費，提升財政發力的“民生含量”，后續可將文旅、體育等更多服務消費納入支持范圍，推動商品消費轉向服務消費；另一方面，積極擴大有效投資，提高投資效益，對于經濟轉型發展中的重點領域及未來產業，如新型城鎮化、新基建、科創、綠色低碳等，仍將加強財政支出力度；而對于傳統基建領域仍存在的區域發展不均衡、城市更新不充分等問題，加力補足短板項目，并繼續支持“兩重”建設。

此外，根據后續關稅的進展，財政或需進一步發力應對，根據中誠信國際研究院測算，假設樂觀情形下經過多次談判美國取消50%的報復性關稅以及不公平對等關稅稅率，由于今年赤字率、特別國債、專項債額度等均較去年有所增加，或已考慮了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可能帶來的影響，樂觀情形下或不需要增量財政資金；僅取消50%的報復性關稅的中性情形下，參考IMF估算的0.75-1.4的財政乘數，并扣除樂觀情形下0.5個百分點的負面影響，或需要0.9-1.7萬億元的增量財政資金；145%高額關稅的悲觀情形下，超常規財政政策出臺的力度或需要更大，或需要1.5-2.9萬億元的增量財政資金予以應對。貨幣政策方面，綜合考慮目前形勢，建議二季度先行降準釋放長期資金，降低銀行負債成本、緩解凈息差壓力，考慮創設穩外貿的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為外貿企業提供定向資金支持，全年根據政府債券發行節奏、通過買斷式逆回購投放短期流動性；此外，綜合考慮匯率壓力，適時降息降低整體社會融資成本和宏觀債務成本，既能減少新發行政府債券的利息支出，也為財政發力提供良好的貨幣金融環境。

二是打開需求側政策限制、加大收儲力度，促進房地產領域出現實質性的企穩回升。地產政策考慮到促進房地產企穩回升既能撬動地產上下游產業鏈資金流動性，也能增加以房地產為主的居民財富價值，對提升主體信心、穩定內需至關重要。雖然今年一季度商品房的銷售、投資延續改善，但改善的動力隨時間推移邊際遞減，后續要進一步打開需求側的政策限制，繼續在核心一二線城市推行取消限購限貸條件、降低首付比例、下調存量房貸利率、提高公積金貸款額度、放松落戶限制；此外針對商品房供需結構性失衡和成本收益不匹配的問題，建議中央層面成立房地產專項穩定基金，用于商品房收儲的同時，也可用于保主體，減輕房企資金壓力，并由中央統籌并推動商品房收儲工作，可由中央層面發行國債或特別國債，用于商品房收儲。

三是落實政治局會議提出的“四穩”政策，設立專項紓困基金對出口依賴企業和就業群體提供定向幫扶。目前來看我國居民就業形勢依然嚴峻，除應屆高校畢業生人數達到新高外，關稅制裁落地或將對我國紡織服裝、家具木材等勞動密集行業的就業和收入造成沖擊，進一步拖累居民消費，尤其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費需求，穩就業穩主體信心是下階段民生領域工作的重點。一是考慮設立紓困基金加大對受關稅沖擊企業的紓困力度，通過加大金融支持、促進出口轉內銷等措施降低關稅對于相關企業的沖擊，確保外貿企業穩定運行；二是落實好失業保險穩崗惠民的政策舉措，加大推廣以工代賑方式力度，發展吸收就業能力較強的服務業等產業，擴大就業容量，同時加大對失業人員的職業培訓力度，提升其就業競爭力吸納帶動更多低收入群眾務工就業；三是將短期促消費與惠民生相結合，重點加強對就業困難群體及低收入人口救助幫扶，發行超長期國債加大惠民生財政補貼力度。

四是加大對高技術領域的資源傾斜，加快核心領域技術攻關，降低對外技術依賴。科創不僅是我國應對外部環境不確定的“穩定錨”，也是促進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環節。過去一輪貿易戰中，海外科技制裁一定程度上倒逼我國自主可控的加速推進，在部分關鍵供應鏈環節我國對美國進口的依賴度有所下降。對于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方向，今年全國兩會重點提及“推動商業航天、低空經濟等新興產業安全健康發展，建立未來產業投入增長機制，培育生物制造、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等未來產業”，需要進一步加大財政、貨幣和產業政策對高技術領域的資源傾斜，加大研發投入的稅收抵扣，超前布局重大科技項目，推動政策資源分配更趨多元化，尤其是加大人工智能的基礎研究投入和核心技術攻關，推動國家級實驗室與龍頭企業聯合攻關芯片制造、AI大模型等領域，以構筑我國在新興領域的比較優勢和核心競爭力。

（二）中長期堅持改革開放，通過持續的改革釋放制度紅利

長期來看，要以中長期結構性改革推動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強化內需驅動戰略、深入推進標志性改革落地，釋放紅利，推動我國從出口導向的生產大國向內需驅動的消費大國轉變。

一是推動收入分配改革、加大社會保障短板，提振居民永久消費能力。一方面可以通過調整完善個稅體系，包括下調中低檔個稅稅率、延續并加大個稅優惠政策力度、研究建立個人與家庭申報相結合的所得稅稅制等等，以促進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能力與意愿；另一方面，要加大社會保障補短板，尤其是減輕農村和低收入群體的養老和醫療負擔，加大中央政府事權支出責任，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減輕“后顧之憂”。

二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推動國有企業在國家戰略領域布局，以有效應對國際挑戰。一方面，推動國有企業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和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布局，推動央國企圍繞產業轉型升級、強鏈補鏈等實施并購重組，提升企業競爭力以更好應對海外不確定；另一方面，在化債政策引導下，加速城投企業轉型，可依托國企改革深化重組整合、完善管理體系、增強市場化競爭能力，尤其是注意轉型過程中與地方經濟發展相銜接，因地制宜明確轉型角色定位，同時把握好轉型節奏，注重內生造血能力。

三是統籌推進財稅體制改革、進一步理順央地關系，以解決債務深層次問題。一方面，地方可持續深入推進省以下財稅體制改革，通過適當上移事權、合理分配財權、加大省以下轉移支付對薄弱地區和基層政府支持力度等，緩解基層財政收支矛盾；另一方面，需結合中央部署，抓好地方稅和稅制改革落實，如費改稅、消費稅后移下劃等，增強地方財政自主財力。

四是加快構建統一大市場，打通市場準入退出、要素配置等方面制約經濟循環的卡點堵點。在逆全球化趨勢抬頭、大國博弈與地緣沖突加劇的背景下，統一大市場建設不僅是優化資源配置、提升經濟效率的重要手段，更是暢通國內大循環的關鍵所在。統一大市場的核心在于破除區域和行業壁壘，構建統一的市場規則和流通渠道。后續來看，一是要加快要素市場化改革，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尤其是要完善主要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要素和資源價格機制，加強要素產權界定，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防止對要素和資源價格形成的不當干預；二是暢通要素流通渠道，破除地方保護和市場壁壘，針對標準互認程度低，制約企業跨區域經營的問題，進一步加快推進各產業領域政策、技術標準和監管的統一，推動商品和要素在更大范圍內自由流動，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為各類市場主體打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與此同時，在商品貿易受阻的背景下，可以進一步發揮服務業在貿易市場的穩定作用，包括放寬外資、民企在部分服務消費領域的市場準入，如健康養老領域，既能補充國內服務領域的供給短板，也能平緩關稅對外貿的波動。

（三）對外構建國際利益共同體，加強貿易合作抵御單邊主義霸行

對外要構建國際利益共同體，堅決反制美國關稅制裁和圍堵行徑，加力推動多雙邊貿易和經濟合作，推動國際經貿規則革新，在維護本國利益的基礎上與各國合作共贏。一是鞏固外貿外資基本盤，深化與非美國家的雙邊合作。拓展多元化市場，深化與“一帶一路”國家、RCEP成員國、歐盟的貿易合作，幫助新興市場完善基礎設施建設，鼓勵企業出海投資建廠，以海外項目工程和工廠間接帶動我國設備和產品出口，此外，考慮歐盟在全球的消費市場份額穩居前三，且我國對歐盟的出口份額與美國相當（2024年出口份額14.4%），可以與美國關稅沖擊形成有效對沖，考慮加強新能源汽車領域的合作以打開歐盟市場。進口方面，要加大與南美、俄羅斯等地的關鍵農產品的進口合作，簽訂長期采購協議鎖定價格，與此同時進一步推進人民幣本幣結算與金融協同，規避美元匯率波動風險。二是加強多邊協調機制。加大G20、金磚國家等平臺合作，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減少美元霸權對外溢沖擊的放大效應。與此同時，努力推動在亞太、非洲等地區建立區域性產業鏈合作網絡，對沖全球供應鏈碎片化風險。三是主動對接CPTPP、DEPA等高標準經貿規則，堅持制度型開放。進一步擴大服務業開放和數字貿易，尤其是加速落實《加快推進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工作方案》的試點任務，加強數字貿易標準化技術組織建設，加快數字貿易領域標準制定修訂，有序擴大自主開放，吸引高質量外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