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矛盾的書信

《金瓶梅》一書的作者、寫作背景與成書過程，一直是《金瓶梅》研究的熱點，同時也是學界爭論最為激烈的話題，其原因一方面是史料的限制，導致我們對《金瓶梅》成書和早期傳播所知甚少；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作者刻意掩飾，不僅“借宋寫明”，還刻意隱藏所處時代的政治與社會背景，使得研究者往往只能針對書中的名物、制度、語言、地名等進行考證，其結果往往無法坐實，導致爭議不斷。

《金瓶梅詞話》卷之一

由于有關《金瓶梅》成書的史料極少，而《金瓶梅》的作者又時常借鑒一些話本、文言小說的情節，征引一些詩詞與散曲小調，所以一些學者嘗試在素材來源中尋找作者留下的蛛絲馬跡。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學者韓南（Patrick Hanan）曾分門別類地指出《金瓶梅》所借用或作為穿插使用的材料，包括：《水滸傳》，話本和文言小說九種，《寶劍記》等戲曲十四種，套曲二十組，散曲一百零三種，寶卷三種[1]。

此后周鈞韜更接續韓南，逐回詳細考證《金瓶梅》的素材來源[2]。此外，還有如黃霖發現《金瓶梅》對《開卷一笑》中一詩一文的引用[3]，程毅中考證出《金瓶梅》借鑒了《花影集·丐叟歌詩》的情節等重要發現[4]，這些素材的溯源工作為《金瓶梅》的成書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不過，《金瓶梅》所抄引借鑒的話本、詞曲多為民間作品，許多本身就無法確定作者和最早出處，也不反映特定的時代背景，難以利用它們直接考察《金瓶梅》的成書和背景。

比如雖然歷代評論家普遍認為《金瓶梅》是“指斥時事”[5]，“蓋有所刺也”[6]，但究竟反映的何種“時事”，諷刺的又是什么，尚缺乏有明確時代背景的文本證據。

其實在《金瓶梅》中有一處文字出自與《金瓶梅》作者同時代人的書信中，具有重要的坐標參照意義，卻被研究者所忽略。

該文出現在第四十八回。在前一回《王六兒說事圖財 西門慶受贓枉法》中，揚州城的員外苗天秀應表兄黃美之約赴東京，結果在途中被家人苗青聯合艄子陳三、翁八兩人圖財害命，事發后，陳三、翁八被官府捉拿并問斬，而苗青卻因為重金賄賂西門慶得以逍遙法外。

《金瓶梅及其他》

此后苗家的小廝安童一路到開封尋苗天秀的表兄——時任開封府通判的黃美申冤，黃美隨即修書一封，讓安童投往山東巡按御史曾孝序。

在第四十八回《曾御史參劾提刑官 蔡太師奏行七件事》的開頭，作者將這封信完整地揭出：

寓都下年教生黃美端肅書奉

大柱史少亭曾年兄先生大人門下：違越光儀，倏忽一載，知己難逢，勝游易散，此心耿耿，常在左右。去秋忽報瑤章華札，開軸啟函，捧誦之間，而神游恍惚，儼然長安對面時也。每有感愴，輒一歌之，足舒懷抱矣。未幾，年兄省親南旋。復聞德音，知年兄按巡齊魯，不勝欣慰，叩賀，叩賀。惟年兄忠孝大節，風霜貞操，砥礪其心，耿耿在廊廟，歷歷在士論。今茲出巡，正當摘發官邪，以正風紀之日。區區愛念，尤所不能忘者矣。竊謂年兄平日抱可為之器，當有為之年，值圣明有道之世，老翁在家康健之時，當乘此大展才猷，以振揚法紀，勿使舞文之吏以撓其法，而奸頑之徒以逞其欺。胡乃如東平一府，而有撓大法如苗青者，抱大冤如苗天秀者乎？生不意圣明之世而有此魍魎。年兄巡歷此方，正當分理冤滯，振刷為之一清可也。去伴安童，持狀告訴，幸垂察，不宣。仲春望后一日具。[7]

《金瓶梅》全書共有五封書信[8]，這封信是字數最多，結構也最為完整的一封，洋洋灑灑三百多字，在《金瓶梅》中十分罕見。

《金瓶梅西方論文集》

有研究者認為其“格式的嚴整”“措語的典雅”“文心的曲折”，并非“一般書會才人所能”，所以認為《金瓶梅》的作者“必是一位官場和官員用文的寫作高手”[9]，但我們細讀該信，卻發現一些問題。

首先，曾孝序與黃美是在第四十七、四十八回才初次登場的，并非《金瓶梅》的主要人物，但作者卻在信中費心的為兩人安排了各自的身份和過往，如“長安對面”“省親南旋”“老翁在家康健”等，這在《金瓶梅》中并不尋常。

書中其余四封書信都是西門慶與翟謙、陳洪等主要人物的通信，都有推動劇情的需要，且文字簡明扼要，直奔主題，不像這封書信一樣洋洋灑灑。

其次，根據韓南、周鈞韜等研究者的考證，第四十七回的情節實際出自公案小說《新刊京本通俗演義全像百家公案全傳》中的《琴童代主人伸冤》一回[10]，在原來的情節中，主持判案的是包拯，在《金瓶梅》中，作者將包拯換成另一位宋代的真實人物曾孝序[11]，又增加了苗家的小廝安童到京城尋黃美，以及黃美寫信的情節，并用一封長信交代曾孝序與黃美的關系，而這封信在原小說中是不存在的。

《金瓶梅素材來源》

作者為何會置主體情節于不顧，大動干戈地創作這樣一段文字？此前學者韓南就曾敏銳地指出《金瓶梅》第四十七回的不同尋常，認為這一回的所有人物都是初次出場，“以前從未發生這樣情況，即使在場景變動頻繁的最后十回，至少有一些人物是讀者所已經熟悉的”，認為這種突然在小說中插入一段別的話本情節可能導致“小說情節的唯一較大的中斷”[12]，在《金瓶梅》中十分罕見。可惜韓南之后，并沒有研究者再深入考察這一奇怪現象。

最后，如果細讀這一封信，會發現其結構十分奇怪，私信不像私信，公文不像公文。按作者的敘述，這封信本是黃美托同年曾孝序為死去的表弟主持公道，但信中卻用大半的篇幅追敘京城舊情，以及去秋收到對方詩作的感慨，隨后筆鋒一轉，恭賀老友“按巡齊魯”，恭維他“抱可為之器”“當有為之年”，最后才草草提及發生在東平府的苗天秀冤案，期待曾氏“振刷為之一清”。

前半部分追敘老友舊情，可謂含情脈脈，但后文交代所托之事則仿佛公文一般一筆帶過，十分生硬，難怪作家格非曾評價這封書信是“既有私人信函的溫文與情誼，也有公文式的高調與堂皇”[13]，雖未能深究原因，卻正好從側面道出了這篇書信失衡的結構與迥異的文風。那么這封書信為何會前后失衡，如此特殊呢？

《方山薛先生全集》

其實這封書信的前半部分并非《金瓶梅》作者原創，而是明代士人、理學家薛應旂的一封書信《與尹洞山宮允》中的文字，收錄于《方山薛先生全集》[14]，原本是寫給同年好友尹臺的。

先將薛氏書信與《金瓶梅》第四十八回書信中相似文字比較如下（如表1所示）：

表1

《與尹洞山宮允》

《金瓶梅》第四十八回

詞話本

《金瓶梅》第四十八回

崇禎本[15]

違越光儀，倏忽二載，

知己難逢，勝聚易散。

衷腸默注，常在左右，

不特一日九回而已。客歲杪秋忽拜瑤篇華札，開軸啟函，捧誦錯愕，而神游恍惚，儼然長安對月時也。每有感創，則輒一歌之，足舒憤懣矣。[16]

違越光儀，倏忽一載，

知己難逢，勝游易散，

此心耿耿，常在左右。

去秋忽報瑤章華札，開軸啟函，捧誦之間，而神游恍惚，儼然長安對面時也。每有感愴，輒一歌之，足舒懷抱矣。

違越光儀，倏忽一載，

知己難逢，勝游易散，

此心耿耿，常在左右。

去秋忽報瑤章，開軸啟函，捧誦之間，而神游恍惚，儼然長安對面時也。

細看這兩篇書信的開頭部分，除個別文字外，內容大體一致，特別是早期的詞話本，只將“衷腸默注”改成“此心耿耿”，“捧誦錯愕”改成“捧誦之間”，而到了崇禎時期的繡像本，則刪去一些文字，如“瑤章”“華札”本身意義重復，繡像本刪除了“華札”二字；又刪除了頗顯感性的文字，如“每有感愴，輒一歌之，足舒懷抱矣”，使文字更為精煉。

那么《金瓶梅》與薛應旂信中的這一段文字重合是不是巧合呢？

首先，我們利用數據庫檢索了明人別集，并未發現與該信相似的表述。

《明人別集經眼敘錄》

書信尺牘作為一種日用文體，往往帶有作家自我風格，包括一些常用的語匯詞句，我們在薛應旂文集中，還找到了幾處相似的表述，如：

違離道范，倏忽逾年。追想留都日親幾杖，備領教益，恍惚神游，宛然猶在左右。去秋獲拜手札……（《與養齋公》）[17]

行役浙中，遂離左右，二年來有時獨坐，恍若對公，固不啻夢寐見之而已。去秋邵生南還，得公寓札，啟函讀之，人情物理，持論殆盡，機迎神解，不覺坐馳。（《與王槐野翰讀》）[18]

仔細讀之，可以發現如“恍惚神游，宛然猶在左右”等與《金瓶梅》所引書信的文風十分相近，這種文風和結構的相似性，不可目為簡單的巧合。

除了文風相近，兩文具有沿襲關系最重要的證據是《金瓶梅》信中的“神游恍惚，儼然長安對面時也”一句，在《金瓶梅》中，黃美和曾孝序都不是主要人物，作者為何在信中突兀地加入這一段長安相聚的片段？

通過比較可知，此句實際出自薛應旂信中的“儼然長安對月時”。但進一步考察會發現，這一句其實既非《金瓶梅》作者自創，也非薛應旂所創，而是另有出處。

《與尹洞山宮允》一信是薛應旂寫給友人尹臺的。尹臺，號洞山，永新人，嘉靖十四年（1535）進士，與薛應旂同年中式，后由庶吉士授編修，因忤嚴嵩，出為南京國子監祭酒，官終南京禮部尚書。

信中稱尹臺為“宮允”，所謂“宮允”即指詹事府左、右中允[19]，尹臺于嘉靖二十九年九月至三十二年十二月任此官，所以薛應旂此信必作于期間。

尹臺《洞麓堂集》

又尹臺《洞麓堂集》卷六《與薛仲常年兄》中有云“憶在庚戌之歲，與公別之京師矣”[20]，可知嘉靖二十九年之前二人已在京師相識，這一年的十月薛應旂離京赴浙江視學，如此，則信中所言“違越光儀，倏忽二載”，指的是二十九年十月京師分別后的二年后，則此信當寫于嘉靖三十一年。

在尹臺集中有一首長詩《夜宿桃源縣令長黃蚪峰過訪遂邀宴酒中贈謝此長句》，作于嘉靖十八年尹臺使楚“諭諸藩”的途中，其中有以下幾句：

桃源縣尹余邦彥，扁舟截浪來相見。鳴金列炬鬧深霄，吹竹擊絲諧高宴。情歡意洽席屢移，忽憶長安對月時。華省官閑留客醉，仙堂人遠惙余思。[21]

由此可知薛應旂書信中所見“儼然長安對月時”實際出自尹臺詩，再結合薛應旂原信中所言“去秋忽報瑤章華札，開軸啟函，捧誦之間，而神游恍惚，儼然長安對面時也”，則可知其中脈絡原委：

在此信的前一年秋天，尹臺將自己纂集的詩集寄與好友薛應旂，薛應旂被尹臺舊詩中“忽憶長安對月時”一句觸動，想起二人在京城任職的歲月[22]，于是在回信中引用尹詩中的舊句來追憶感慨。

明乎此，我們才知道此處的“長安對月”乃是實指，而《金瓶梅》作者正是從薛應旂與尹臺的書信中襲用了這段文字。

《薛方山紀述》

二、薛應旂書信與嘉靖朝政治

在這封《與尹洞山宮允》信中還有一令人費解之處，即在接到好友詩集后，薛應旂為何會“捧誦錯愕”又繼而“足舒憤懣矣”呢？且看這封信的后半部分：

今年夏初，復承教翰，反覆詞旨，愛益加切，匪直記存而已。惟公貞心粹養，玉潤而栗，賢愚受益，良狡輸誠，大受遠施之器，自是如此。仆本菲才，性又粗率，雖痛自省，又一遇不平，乃復吐發。此中風俗更不相宜，某亦何心，麋鹿之性，日思豐草，唯有去而已矣。人情時事，大段可慨，不知作何究竟？挽回旋轉，恃有公等，惟厚自珍攝，以慰素望。不悉。[23]

這段文字寫得比較委婉，要考察當時二人的境遇才能明白信中所指。

據胡直撰《宗伯尹洞山先生傳》，嘉靖二十九年尹臺充會試同考試官，策題問及“重臣權臣”，有人向嚴嵩進讒言，“權臣蓋指公也”，嚴嵩表面不介懷，“而中心怨次骨矣”。

三十一年，即在薛應旂寫信的這年七月，朝廷有旨命尹臺在南京主持鄉試，嘉靖帝覽尹臺所作策題后十分欣賞，詢問嚴嵩意見，當時嚴嵩欲籠絡尹臺以為己用，又“欲求婚好”，于是“善為對”。

不久后就請人為自己的孫子（嚴世藩之子）向尹臺之女求婚，卻被尹臺斷然拒絕，由此惹怒了嚴嵩，“以是怨日深”[24]，不過因為嘉靖帝十分欣賞尹臺的才華，所以嚴嵩未便加以迫害，尹臺仍在京城做官，所以薛應旂在信中言“挽回旋轉，恃有公等”。

但到嘉靖三十五年時，尹臺因為撰文和青詞時語帶諷諫，引得嘉靖帝猜疑，嚴嵩見狀“得以行間”，用趙文華謀，誣陷尹臺。

《嚴嵩傳》

這次誣陷對尹臺打擊較大，二十年后，尹臺寫信給薛應旂，回憶當時情狀，猶難以自解：“弟顯晦碌碌行藏，常制于人。向以得罪權重，致遭其嗾誣甚矣……其亦泚顏于覆轍之無戒矣乎。”[25]

再看寫信的薛應旂一方。嘉靖十四年薛應旂中進士后，屢遷至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嘉靖二十四年奉例考察五品以下官員，當時的南京給事中王燁彈劾嚴嵩，于是嚴嵩囑尚寶丞諸杰貽書，令薛應旂黜王燁，但薛應旂認為王燁“遇事敢言，不計利害，不避權貴，有古諫議風”[26]，不肯聽從，不僅“裂其書而叱其使”[27]，并在此次考察中反而將諸杰黜免，史載嚴嵩大怒，命言官彈劾，薛應旂被謫建昌通判[28]。

嘉靖二十五年三月，南京給事中游震得等交疏論應旂嫉惡如仇，“為國任怨”，請復其京秩。

此后薛應旂丁父母憂，家居五年，在此期間見嚴嵩“威權日盛，睚眥殺人”，又聽聞嚴世藩對人放言自己為王燁之同黨，自忖“已無再出之意”[29]，后經朝中張治等人居中調和，于嘉靖二十八年調至北京補禮部祠祭員外郎。

《薛應旂年譜》

正是在京城期間，薛應旂與嚴嵩有了十分兇險的接觸，在薛應旂晚年所撰《答華師魯問》中有十分詳盡的描述：

見吏部后，例見閣下。余隨眾謁嚴于私第，嚴與余初未相識也。至是辭眾免見，特召余入，拜起命坐，即溫諭曰：“久仰高名，未及一見，向見司馬公文集后序，及黃泰泉詩序，皆尊作也。今之文章如此者，恐不多見。”

余謝不能。茶罷請退，且又留坐曰：“余無他能，唯好賢愛士，本諸天性，如先生者遂為傾蓋之知，可也。”

余謝不敢當，乃復茶而出。明日遂以內酒鼎肉見惠，余往謝之，乃復留坐，且曰：“人言不足信，往時不相識，亦曾有毀先生者，而吾江西如熊北原、宋南塘、費鐘石、鄒東郭、歐南野諸公，往往道先生之賢，看來吾江西人還認得人也。”余唯唯謙讓，不敢一及前事。自后嚴每從西苑直廬出，輒命辦官以帖召余及王槐野。余懷避咎之心，每召即往，而槐野亦勸余恭慎待之……

再踰月，浙江缺提學副使，嚴召余曰：“先生固當升京堂，然亦不過光祿少卿、南尚寶卿之類耳，干得甚事？以如此學行，何不且為提學副使？”……

余時怏怏，數日出京，已自分為嚴所賣矣。至良鄉，嚴又自寫送行詩，差辦官追至，且謂：“老夫今年七十，君亦不可無文。”余已知其反間巧中，自信有命，誠心直道，不復有避咎之態。兩年在浙，無一字為答。癸丑朝覲考察，置余在才力不及之列，家居二年，萬無再出之理。[30]

因為早年有隙，所以薛應旂按例謁見嚴嵩時，戰戰兢兢，嚴嵩先是假意以后輩待之，表示愛才且不計前嫌，還屢次以帖相召。

之后吏部本擬升薛應旂為南京五品堂官，結果為嚴嵩所沮，事后還假意推舉薛應旂作浙江提學副使，薛應旂先不省，后才醒悟“為嚴所賣矣”，但只得出京赴浙江上任，嚴嵩還派人送詩，但薛應旂已悟此人“反間巧中”，于是兩年中并不作答，嚴嵩見計不售，又對部堂誹謗薛應旂“過刻”，在官員考察時將他列為“才力不及”，導致薛應旂家居賦閑。

《薛應旂文獻輯刊》

明乎此，我們便可明白薛應旂在致尹臺信中所言“此中風俗更不相宜，某亦何心，麋鹿之性，日思豐草，唯有去而已矣。人情時事，大段可慨，不知作何究竟？挽回旋轉，恃有公等”的委婉之詞，指的是兩年間被嚴嵩誘至浙江任提學副使，實非本意，朝堂上又有嚴嵩把持朝政，此時已有退隱之意，而尹臺此時尚在京城，且受皇帝欣賞，所以勉勵他“挽回旋轉，恃有公等”。

后來尹臺在寫給薛應旂的信中曾述及兩人在京城的情景：“其時兩人者年皆未衰，乃盛氣尚勃勃也。”[31]薛應旂在京城時還是生氣勃勃，而兩年后的他卻已是“麋鹿之性，日思豐草”。

尹臺的文集中還有一首《送薛仲常視學浙江》詩，寫于嘉靖二十九年薛應旂中嚴嵩之計，離京赴浙江任提學副使之際，對于理解薛應旂在京城的處境很有幫助：

鸑鷟戢威羽，孤鳴灌樹枝。搏決豈爾志，振迅思有施。嘵嘵百鳥集，孰辨鳶與鴟。小夫自齷齪，安知曠士規。夫子懷耿亮，束發謝磷緇。守官曠歷紀，明義皦不虧。鉛刀競铦割，蔥盧空按持。一朝幸淬拭，晶芒耀九維。[32]

在這首詩中，尹臺將好友比作孤鳴于樹上的“鸑鷟”，高度稱贊他的志向與才能，感慨此時“嘵嘵百鳥集，孰辨鳶與鴟”的環境，明乎此，我們才明白薛應旂為何在讀到好友來信后“捧誦錯愕”，一方面是慚愧于老友的期許，一方面是讀到尹臺京城憶舊的詩，感慨于“盛氣尚勃勃”的歲月，于是“神游恍忽，儼然長安對月時”，一洗憤懣，所謂“足舒憤懣矣”了。

《嚴嵩與明代政治》

這封信寫于嘉靖三十一年，下一年就是三年一度的考察地方官員的“大計”，當時嚴嵩把持朝政，在朝堂上屢謗薛應旂行事“過刻”，此時的薛應旂應該已預料到自己行將被免，難免“憤懣”。

果然在第二年的考察中，薛應旂以“才力不及”而被黜。

這一次打擊對他影響頗大，乃至隆慶五年（1571）薛應旂的上疏中還依然憤懣申訴自己早年間“止以不受權奸指示，遂致出處不明，身名俱敗”，請“敕下吏部查臣在任之日，如有一毫敗類，臣雖老矣，甘受斧鉞之誅”[33]，可見受嚴嵩迫害后創傷之深。

三、從薛應旂書信看《金瓶梅》的成書

以上已考察理清了薛應旂致尹臺書信的背景，該信的一部分被《金瓶梅》作者抄錄進書中，這是《金瓶梅》中一篇可確知作者、寫作時間、寫作背景的明人文字，書寫時間距《金瓶梅》成書時間也不遠[34]，是難得的考證《金瓶梅》成書的重要材料。

接下來我們利用這封信來考察《金瓶梅》成書的幾個問題。

《金瓶梅資料匯編》

（一）《金瓶梅》作者改動了原信的哪些內容？

我們將《金瓶梅》襲用部分與原信進行比較，可以發現《金瓶梅》作者所改動的痕跡（詳見表2）：

表2

《與尹洞山宮允》

《金瓶梅》第四十八回（詞話本）

二載、勝聚易散、客歲杪秋、忽拜瑤篇華札

一載、勝游易散、去秋、忽報瑤章華札

衷腸默注……不特一日九回而已

此心耿耿……（刪去）

捧誦錯愕、儼然長安對月時也、足舒憤懣矣

捧誦之間、儼然長安對面時也、足舒懷抱矣

這里有些是簡單的文字改動，如將“二載”改為“一載”，“客歲杪秋”改為“去秋”，有些改動則體現了《金瓶梅》作者的細心，比如原信中“衷腸默注，常在左右，不特一日九回而已”一句。

“一日九回腸”是原信作者薛應旂的習用語，在其《選貢北上途中雜詠二十四首》《夜坐偶成》等詩中都有使用，因為“衷腸”對應的是“一日九回”，所以《金瓶梅》作者在刪去“不特一日九回而已”后，便將“衷腸默注”也相應改為“此心耿耿”。

此外，最值得注意的是后三條改動，一個是將“捧誦錯愕”改為“捧誦之間”，上文我們已經考察了兩人寫信的時代背景，知道薛應旂覽信“錯愕”的原因，是因為尹臺對其極高的期許，而在《金瓶梅》的情節中并無這一層背景，于是原信中的“錯愕”便顯得十分突兀，作者便將之改為“捧誦之間”。

相同的還有將“長安對月”改為“長安對面”，經過上文考證，我們已知薛應旂在原信中用“長安對月”實指與尹臺在京城的過往，但在《金瓶梅》中無可對應之前事，于是作者便改為“長安對面時”。

最后，薛、尹二人由于共同被嚴黨打壓、防范而產生的“憤懣”，也被《金瓶梅》作者改成更為平淡的“懷抱”。

《憲章錄校注》

從以上的改動我們可以發現，《金瓶梅》作者并未簡單的襲用原信，而是進行了一定的文字加工，大部分的改動都旨在去除原信中私人感情較為強烈的內容，從這些改動也可以看到《金瓶梅》作者是如何駕馭文字，將書信這一蘊含私人情感較多的文體融入小說當中的[35]。

（二）《金瓶梅》的作者是如何獲取這封私人書信的？

這一問題是我們理解《金瓶梅》作者為何會抄引薛應旂書信的關鍵。途徑無非兩種，一種是作者親眼看到了原信，另一種是作者從已經出版的薛應旂文集中引用。

如果是前者，那么便要考慮薛應旂與《金瓶梅》作者的關系。這里需要說明的是，薛應旂本人就被傳為是《金瓶梅》眾多作者之一。

清人宮偉镠《春雨草堂別集》卷七《續庭聞州世說》記載，“《金瓶梅》相傳為薛方山先生筆，蓋為楚學政時以此維風俗，正人心”[36]，首倡《金瓶梅》作者為薛應旂說，除此外，薛應旂與嚴嵩有隙，身份又符合傳聞“嘉靖間大名士”說；又是武進人，武進古稱蘭陵，符合“蘭陵笑笑生”之名。

不過除了清人的傳聞，當今學界未見到有研究者贊同此說，我們也認為薛應旂作為《金瓶梅》的作者尚缺乏證據，而且有一些明顯的矛盾。

首先，《金瓶梅》的作者一向用心掩蓋身份，又“托宋寫明”，除了本文發現的一段書信文字外，未見書中有直接征引同時代人文集的例子，若薛應旂是作者，也不大可能選取自己已公開出版的文集內容，更不應該選取私人信件，這與《金瓶梅》一書的體例不符。

其次，清人宮偉镠稱《金瓶梅》是薛應旂“為楚學政時以此維風俗，正人心”的說法，極為勉強。薛應旂一生并未到楚地作過學政，這里應指他任浙江提學副使，但是在此任上他只做了兩年多，期間四處視學，主考鄉試，選拔了徐渭、顧憲成等一批學生，他認為提學官乃是“士習民風所系”，所以“不敢啟倖門以壞人心術”[37]，當時士人評價他“正氣直節”[38]，甚至黃宗羲認為東林學派即導源于此。

朱一玄編《金瓶梅資料匯編》

薛應旂還是一名道德感極強的理學家，當時人評價他“性過自執”[39]，對道德要求頗高，認為“生員在學猶女子在室，不當犯義”[40]，信奉“一念不敢自恕，斯可謂之修”[41]，與《金瓶梅》一書的思想底色明顯不同。

最后，他還對小說存有偏見，在其編修的《浙江通志》中引時人的說法論《水滸傳》曰：“錢塘羅貫中本者，南宋時人，編撰小說數十種，而《水滸傳》敘宋江等事，奸盜脫騙機械甚詳。然變詐百端，壞人心術，其子孫三代皆啞。天道好還之報如此。”[42]

此說雖是征引自他書[43]，但也反映了薛應旂對小說這一文體的基本態度，如此雖然其身份符合“嘉靖間大名士”的傳聞，但他作《金瓶梅》的可能性則不高。

在排除薛應旂抄錄自己的書信的可能性后，第二個，也是更符合常理的就是《金瓶梅》作者是從薛應旂已出版的文集中抄引的。

薛應旂文集在明代有兩種刻本，一種為二十二卷的《方山先生文錄》，一種為六十八卷的《方山薛先生全集》，后者實際為前者的增補本，是薛應旂晚年將門人弟子為他所編的《隨寓錄》《外錄》《詩稿》等續補于《文錄》之后，故稱“全集”。

《中國古籍總目》據刻書序文分別著錄兩種版本為“明嘉靖三十三年東吳書林刻本”和“明嘉靖間刻本”[44]，但其實都有問題，尤其是后者。

《中國古籍總目》

國家圖書館藏嘉靖間東吳書林刻本《方山先生文錄》（索書號：11811），目錄后有書坊題識“嘉靖歲在焉逢攝提格東吳書林校刻”，則該書當刊行于嘉靖甲寅年（三十三年），又查卷中收錄文章最晚題識為卷二二《二忠祠落成告文》中的“嘉靖甲寅夏五月朔日庚子”（葉六），知該書為夏五月后刊行，不過該書書前的趙時春、馬理序文，卻分別署“嘉靖乙卯臘日”、“嘉靖乙卯秋九月既望”，則該本實際印刷時間已至嘉靖三十四年。

六十八卷的《方山薛先生全集》，序署嘉靖三十四年，但仔細查閱集中的文章，《告華山神文》題“嘉靖三十五年丙辰正月甲子”[45]，《吊查近川文》題“嘉靖壬戌（四十一年）九月既望”[46]，《家廟落成告文》有題“維隆慶六年壬申十二月二十九日”[47]，雖全書未見有萬歷年號，但最晚題識已至隆慶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又書中《答王西華復憲》云“鄙人今且七十有四”[48]，則此書實際刊行時間應在萬歷元年以后。

《與尹洞山宮允》一信在兩種刻本中都有收錄，分別在卷四和卷六，經過對比，兩者文字并無不同，所以無法確認《金瓶梅》作者使用的是哪個版本。

不過既然薛應旂的文集最早刊行于嘉靖三十四年，則《金瓶梅》作者要襲用此信也必在嘉靖三十四年之后，這也同時為《金瓶梅》的成書時間上限提供了一個重要的依據。

（三）《金瓶梅》作者為何會選用薛應旂的這封書信？

對于《金瓶梅》的素材溯源工作，韓南曾有一個觀點：“重要的不是引用本身，而是它的性質和目的。”[49]

作者為何會選用與自己同時代人的書信？如能解決這一問題，《金瓶梅》的作者與成書問題的研究勢必前進一大步，可惜我們已無法聽作者自訴，要解決這一問題只能回到《金瓶梅》第四十七、四十八回的故事當中，仔細審視作者所塑造的人物關系。

上文已述，韓南曾敏銳地指出《金瓶梅》第四十七、四十八回的不同尋常，認為作者在這兩回中突然插敘進兩個新人物有違《金瓶梅》一書慣例。

與耕堂刊本《百家公案》

不過若仔細區別，這兩個人物中實際只有山東巡按御史曾孝序一人是作者新加入的，另一人物黃美原是作者從《百家公案》中搬引過來的，并非作者所創，所以在這一對人物中只曾孝序一人才是問題的關鍵。

在小說中，曾孝序是“都御史曾布之子，新中乙未科進士，極是個清廉正氣的官”[50]，這一人物在歷史上真實存在，并在《宋史》中有傳，將《宋史》記載的真實人物與小說對比，區別在于以下三點：

第一，家世。真實人物曾孝序是泉州晉江人，也并非曾布之子。

第二，出身。真實人物曾孝序原本不是科舉出身，是“以蔭補將作監主簿”[51]，而在小說中作者卻為他和黃美一同加上了“乙未年進士”的身份。

第三，生平仕履。小說中的曾孝序任山東巡按御史，在查清西門慶等人的貪贓枉法后，上疏彈劾西門慶和夏提刑，結果被西門慶等人早早打點了權臣蔡京。

曾孝序心中不忿，又見蔡京上疏所陳“更鹽鈔法”等事“內多乖方舛訛”，于是上奏章論蔡京改革之荒謬。結果蔡京大怒，指他“大肆猖言，阻撓國事”，黜為陜西慶州知州，又使陜西巡按御史“劾其私事，逮其家人，鍛煉成獄”，最終被除名，“竄于嶺表”[52]。

而據《宋史》《宋元資治通鑒》等史書，則未見曾孝序有在山東任職的經歷，只言累官至環慶路經略、安撫使。先是過闕，“與蔡京論講議司事”，對蔡京的改革提出看法，后來又上疏批評，惹怒蔡京，被御史宋圣寵彈劾，最終“追逮其家人，鍛煉無所得，但言約日出師，幾誤軍期，削籍竄嶺表”[53]。

《宋元通鑒》

如果我們將宋代曾孝序與明代薛應旂的生平仕履相對比，會發現雖然時代不同，但與權臣斗爭并被貶竄不得志的人生軌跡是十分相似的。

在《宋史》《宋元資治通鑒》等史書中，對曾孝序的最主要的記載就是他與權臣蔡京的斗爭，包括在陜西任上被御史彈劾“削籍竄嶺表”，而薛應旂也是在陜西鄜州兵備副使、陜西按察司副使任上，被嚴嵩授意屠中律彈劾，于是“始為人驅出，旋復為人驅歸”[54]。從早年忤逆權臣，到被貶陜西，又再貶出陜西，最后一個“竄嶺表”，一個歸老家中，命運可謂相似。

除此以外，更為明顯的證據在于作者設置的人物關系。

上文已述，《百家公案》小說原本中并沒有曾孝序這一人物，是《金瓶梅》作者增設的，而在設立曾孝序這一人物后，又為他與黃美添加了一個“同年”關系，說他們都是“乙未年進士”，而我們知道歷史中曾孝序是恩蔭得官，而在《百家公案》中黃美這一人物也沒有中舉的記載，為何作者會把兩人設定為同年，還特意加上“乙未年進士”？

我們再看薛應旂與尹臺這兩位明人，“巧合”的是，薛應旂與尹臺是同年，而且他們中舉的嘉靖十四年也正是“乙未年”。

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可能性很高的思路：《金瓶梅》作者在創作第四十七、四十八回時，為了描述西門慶等人的枉法，以及蔡京的權勢滔天，需要一位“清廉正直”但受蔡京迫害的人物作為原型，于是便選擇了歷史人物曾孝序，但作者所處的時代畢竟與宋代相隔太遠，于是在塑造人物時，或是有意比附，或是因為事跡相近產生的聯想，作者以自己熟知事跡的當代名士薛應旂為原型，成功塑造了一個因忤逆權臣而被迫害的正臣形象[55]，并且參考薛應旂的文集，襲用了薛應旂與尹臺的信，同時仿照兩人的關系將書中的曾孝序與黃美也設定為同年關系。

《考亭淵源錄》

小說作家在進行創作時，以自己熟悉的人物為原型進行創作是十分常見的，特別是當作者對所塑造人物的身份、社會關系不熟悉，又無“世代累積”的人物形象可以參考時，尤其如此。

《水滸傳》屬于世代累積型的作品，《金瓶梅》一書開始以《水滸傳》為原型創造，在原有的人物基礎上進行增衍，其他新增的人物也如韓南所言，都是作者長期經營維護的，唯有第四十七、四十八回新加入的曾孝序，除了史書有簡略記載外，并無話本、戲曲等可以依傍，于是作者在塑造這樣一位歷史人物時，便借用了自己熟悉的現實人物為原型進行創作。

馮沅君曾言：“尤其是長篇小說的作者，在致力創作的時候，常是有意的或無意的把他們所處的時代和社會的種種動態巧妙而忠實的織在他們的云錦里……《金瓶梅詞話》所供給的文學史料實比其他各書為多。”[56]

薛應旂就是被作者織在小說云錦中的一員，只是需要研究者耐心地不斷剝離與審視。

四、《金瓶梅》中的嘉靖士人群體

實際上，在《金瓶梅》中作者用當代人物作為原型不只這一處，陳詔、顧國瑞、劉中光等研究者曾發現《金瓶梅》中出現了數十位明代真實人物的名字[57]。

但由于書中對這些人物的描述極為簡略，大多都是一、二句話，并且書中人物往往與現實中身份不符，所以這些人名哪些是作者有意指稱的真實人物，或者僅僅是同名同姓，一直是一個巨大的難題。

一種比較可靠的方法是尋找這些人物之間是否存在一定的共性，進而推測作者的意圖。如有研究者關注到其中一些活躍于嘉靖中期的政界人物，如曹禾（49回）、狄斯彬（48、65回）等人，他們主要活動于嘉靖時期[58]，相比于書中出現的宋代歷史人物，這些明代人物大多“剛直方正”而“命途坎坷”[59]，又多是“彈劾嚴嵩的正直官吏”[60]。

《嘉靖帝的四季：皇帝與首輔》

這些在書中出現姓名的明代人物，我們可以稱之為“嘉靖士人群體”，這些人物除了個別的如韓邦奇，都不算著名，大多數在《明史》中無傳，所以勾勒生平也比較困難，他們被《金瓶梅》作者寫入書中，只能說明作者與他們同時代，對他們的事跡比較熟悉。

如今通過上文的考察，我們了解到薛應旂與尹臺也是《金瓶梅》作者熟悉（甚至可能有交往）的嘉靖間士人，他們與《金瓶梅》中的“嘉靖士人群體”同時代，甚至互相之間還存在或深或淺的關系，我們可以通過這些人物以及互相的關系，來反觀《金瓶梅》作者的意圖。

以下選取幾位在《金瓶梅》中出現姓名并且史料記載較為詳細的嘉靖間士人，考察他們之間的聯系與共性。

（一）王燁

首先，引起我們注意的人物，是在上文已屢屢提及，并與薛應旂、尹臺關系最為密切的“王燁”。

王燁，字韜孟，南直隸金壇人，與薛應旂、尹臺同年，都是嘉靖十四年（乙未）進士，嘉靖二十年他與同僚上疏揭發嚴嵩、胡守中、郭勛等人徇私舞弊，隨后又彈劾嚴嵩父子“貪污贓賄播聞，不當處以具瞻之地”[61]，激怒嚴嵩。

二十四年，薛應旂奉例考察南京官員時，嚴嵩曾命其罷黜王燁，結果因薛應旂的不合作而止。

王燁在任臺官時，共劾罷官員三十九人，“直聲甚著”，是嘉靖時期重要的反嚴黨，所以薛應旂也被嚴世藩視為“王黨”。

《明代人物別名索引》

王燁又與尹臺為知己，因尹臺在他患難時“皇皇奔走營護”，又不避嫌疑“去時出都門外追送”，所以他稱尹臺為“固執古道，敦交誼者”[62]。

在《金瓶梅》中他只短暫的出現過一次，書中說他是“總督京營八十萬禁軍隴西公”[63]，在第七十回坐轎來賀太尉朱勔生日。

（二）韓邦奇

字汝節，正德三年（1508）進士，明武宗在位時，因為上疏論事被斥為民，世宗登基后重被啟用，自后屢起屢罷，終以南京兵部尚書致仕，嘉靖三十四年歿于陜西地震。

在嘉靖朝他算是比較重要的政治人物，在民間口碑甚好，“浙江民以‘青天’呼之”[64]。薛應旂在《浙江通志》中記載了韓邦奇在任浙江按察僉事期間的事跡。

韓邦奇在任時“廉勁自持”，而時任浙江鎮守的太監王堂等“怙勢害人”，為了向朝廷進貢“茶、筍、鰣魚”等物，常常催辦擾害地方，韓邦奇“數裁抑堂”，又上書彈劾浙江鎮守太監王堂、織造太監晁進等“四府太監”，結果反被王堂等以“沮遏進貢”為名誣陷，明武宗大怒，命錦衣衛逮至京城下詔獄，廷臣論救皆不聽，最終被斥為民，一時“百姓感泣，哀動城市”[65]。

又記錄韓邦奇在任按察僉事時，作《富陽民謠》諷刺宦官擾害地方[66]。此后薛應旂在為反嚴嵩而死的楊繼盛作傳時，也寫到韓邦奇與楊繼盛的交往[67]。

嘉靖三十四年陜西發生大地震，韓邦奇不幸身死，當時薛應旂正任職陜西按察司副使，所以薛應旂對韓邦奇是非常熟悉的。

在《金瓶梅》中，韓邦奇的名字出現在第六十五回，當時西門慶在家中迎請欽差六黃太尉，在迎接的山東地方官員中便有“徐州府韓邦奇”[68]，這與韓邦奇現實的仕履不一致，韓邦奇只做過山東副使，不過在書中第七十七回又有山東巡撫監察御史舉劾山東地方官員，奏本中說他“志務清修，才堪廊廟”[69]，這與薛應旂在《浙江通志》中稱邦奇“廉勁自持”的官聲頗為相近。

《明代詩文集珍本叢刊總目·索引·提要》

（三）曹禾

字世嘉，號龍田，浙江平湖縣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官鄱陽知縣，二十九年官工科給事中[70]，三十一年嘉靖帝因為懷疑工部有“虛冒侵克者”，命曹禾等人勘察，曹禾奏“二十九年以后工部造作軍器冒破數多”[71]，結合當時的背景來看，曹禾此處所指正是嚴嵩的“密戚”歐陽必進。

嘉靖中期后，工部幾乎成為嚴家的禁臠，先是嚴世藩任工部左侍郎，此后，歐陽必進與嚴嵩的“義子”趙文華先后擔任工部尚書，貪腐嚴重。

嘉靖三十年三月歐陽必進升為工部尚書[72]，據說他“與首輔嚴（嵩）為密戚，既以督工累加至少保，志已滿，而畏工部艱而繁，欲避之”[73]，對工部疏于管理，曹禾等所上疏正是這一時期的事，所指正是歐陽必進。

在《金瓶梅》第四十九回中蔡蘊告知西門慶自己“不想被曹禾論劾，將學生敝同年一十四人之在史館者，一時皆黜授外職”[74]，事跡與書中頗有相似處，故陳詔、劉中光等認為曹禾即書中原型。

（四）凌云翼

原名汝成，以字行，號洋山，江蘇太倉人。《明史》卷二二二有傳，但行實過于簡略。經顧國瑞、劉中光、李峰[75]等多方考察，可以將其生平仕履梳理如下：

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歷郎中，出為浙江僉事，兵備副使，整肅海防，屢遷至江西左參議、右參政。隆慶元年任浙江右參政，遷按察使、右布政使，被誣謫官。后起補整飭密云兵備、山東右參政，進右布政使兼按察副使，遷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有疏論衛所兵消耗之弊。萬歷元年（1573）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兼理軍務，二年改南京兵部右侍郎，三年改工部右侍郎，六年召為南京工部尚書，次年改南京兵部尚書。

史書說他有“干濟才”，但“喜事好殺戮，為當時所譏”[76]，萬歷十一年，以病歸蘇州，十五年因“家居驕縱”被革職奪官，后卒。他與曹禾都是嘉靖二十六年進士，與韓邦奇一樣做過山東地方官。

在《金瓶梅》書中他出現在第六十五回，是兗州府知府，與韓邦奇一同迎接欽差六黃太尉。

《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

（五）狄斯彬[77]

字文仲，溧陽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行人，后擢御史。三十一年，光祿寺少卿馬從謙揭發中官杜泰吞沒歲銀，結果反被杜泰誣陷他誹謗皇帝，狄斯彬與巡視給事中孫允中又彈劾杜泰，但嘉靖帝因為厭惡馬從謙曾經上奏章規諫自己“醮齋”事，最終將馬從謙杖斃，又以“黨庇”馬從謙的名義，將狄、孫二人“謫邊方雜職”[78]，可見狄斯彬是個正直敢言的好官。

在《金瓶梅》中他是“陽谷縣縣丞”，“為人剛而且方，不要錢”，但是“問事糊突，人都號他做狄混”[79]，是一個性格剛方但行事糊涂的縣官形象。

從五位官員生平來看，他們與薛應旂、尹臺為同時代人，除了韓邦奇年齡較大，其他諸人登上政治舞臺的時間相近，實際上，甚至可以把他們分為兩個群體：嘉靖十四年進士（薛應旂、王燁、尹臺）和嘉靖二十六年進士（凌云翼、狄斯彬、曹禾）。

限于他們的文集大多沒有保留下來，除了韓邦奇、王燁、尹臺、薛應旂，其他人之間的具體關系暫無法獲知，但從活動空間看，他們多有在南京、京城、山東任職的經歷，如嘉靖二十五年至三十年前后，這七人大多有在京城任職的經歷，詳見表3：

表3

韓邦奇

正德三年中進士，除吏部主事，進員外郎，至六年冬黜為平陽通判。嘉靖六年至七年任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修撰。嘉靖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九月在京歷任右副都御史、刑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

薛應旂

嘉靖十四年中進士，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十月在京任禮部祠祭員外郎

尹臺

嘉靖十四年中進士，二十九年九月至三十二年冬在京歷任翰林院編修、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

王燁

嘉靖十四年中進士，二十七年卸任山東按察司僉事赴京城述職

狄斯彬

嘉靖二十六年中進士，授行人，擢御史，至三十一年被貶離京

凌云翼

嘉靖二十六年中進士，二十九年秋來京

曹禾

嘉靖二十六年中進士，二十九年十二月至三十六年在京任工科給事中

《明嘉靖刻本研究》

從這些官員的生平仕履來看，他們大多在嘉靖中期中舉，從而登上政治舞臺，在嘉靖二十五年至三十年前后都有在京城的經歷，這一段時間也正是薛應旂、尹臺在通信中經常懷念的“長安對月”“兩人者年皆未衰，乃盛氣尚勃勃也”的京城時代，也是嚴氏一黨擅權亂政的時代，他們都共同目睹了嚴氏一黨“睚眥殺人”的場景，后來他們或直接與嚴嵩之黨有沖突（如薛應旂、尹臺、王燁、曹禾），或上疏言事被貶謫（如韓邦奇、狄斯彬），作者將他們引入書中，說明作者對他們的事跡十分熟悉，甚至由于時代接近，不排除與他們熟知交游的可能性，而以薛應旂、尹臺、王燁、韓邦奇等“直聲甚著”“廉勁自持”的正直官員為原型的創作，也向我們揭示了《金瓶梅》作者一定的政治理想與思想傾向。

五、結語

由于關系到作者和成書的問題，《金瓶梅》的素材溯源工作一直為學界所關注，但由于作者的刻意掩飾，模糊了所處時代的政治與社會背景，導致對于《金瓶梅》成書背景的研究爭議不斷，其根本原因是尚未發現具有明確時代坐標的文本。

本文通過對第四十八回書信的考察，可確認《金瓶梅》作者襲用薛應旂書信這一事實，并明確這封書信的寫作時間、人物關系、時代背景及薛應旂、尹臺二人的政治處境與心態，進而根據小說的人物關系，推考《金瓶梅》作者襲用這一書信背后的用意。

《金瓶梅研究史》

本文對《金瓶梅》襲用薛應旂書信的發掘，以及對信件背景的考察，正可以為《金瓶梅》的成書、作者、背景、創作原型等諸多問題的解決提供一個堅實的“坐標參照系”。

此外，限于《金瓶梅》周邊史料的缺乏，雖然無法完全忖度作者將大量明代士人寫入書中的用意，但通過對薛應旂信件的解讀，讓我們對《金瓶梅》中隱隱浮現的嘉靖士人群體加深了認識，通過考察他們之間的聯系與共性，得以窺見《金瓶梅》成書的政治背景，以及作者的思想立場與政治傾向，也為今后研究和解讀《金瓶梅》的文本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注釋：

[1][美]韓南：《〈金瓶梅〉探源》，徐朔方編選校閱,沈亨壽等翻譯:《金瓶梅西方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8頁。

[2]周鈞韜：《金瓶梅素材來源》，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3]黃霖：《〈金瓶梅〉作者屠隆考》，《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3期，第33-34頁。

[4]程毅中：《〈花影集〉與陳經濟故事》，《文學遺產》1993年第5期，第57頁。

[5]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二五，中華書局，1959年，第652頁。

[6]廿公：《金瓶梅跋》，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詞話》，里仁書局，2020年，序跋第3頁。

[7]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詞話》，第710頁。

[8]分別在《金瓶梅》第十七、三十六、四十八、六十六、六十七回。

[9]潘承玉：《金瓶梅新證》，黃山書社，1999年，第65頁。

[10]參見周鈞韜：《<金瓶梅>與<百家公案全傳>》,《周鈞韜金瓶梅研究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46-348頁。又楊緒容認為，《琴童代主人伸冤》可能也非《百家公案》原創，而是襲用自某種當時流傳但今日已佚的苗天秀故事的話本、筆記小說，如此則《金瓶梅》也可能直接參考了這個最初的故事“祖本”（楊緒容：《從素材來源看<金瓶梅>的成書》，《明清小說的生成與衍化》，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99-104頁）。

[11] 除此以外，《金瓶梅》作者將原作中的人名也進行了部分改動，如將“蔣天秀”改為“苗天秀”，“琴童”改名“安童”等。

[12] [美]韓南：《〈金瓶梅〉探源》，《金瓶梅西方論文集》，第19頁。

[13]格非：《雪隱鷺鷥：〈金瓶梅〉的聲色與虛無》，中華書局，2019年，第309頁。

[14]此信最早見于嘉靖三十四年刻印的《方山先生文錄》卷四。說詳第三節。

[15]《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日本內閣文庫藏崇禎刻本（索書號：附002－0012），葉二十二。

[16]薛應旂：《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六，《續修四庫全書》第134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7頁。

[17]薛應旂：《方山薛先生全集》卷五，《續修四庫全書》第1343冊，第91頁。

[18]薛應旂：《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六，《續修四庫全書》第1343冊，第99頁。

[19]龔延明：《中國歷代職官別名大辭典》，中華書局，2019年，第881頁。

[20]尹臺：《洞麓堂集》卷六《與薛仲常年兄》，沈乃文主編：《明別集叢刊》第二輯第78冊，黃山書社，2016年，第342頁。

[21]尹臺：《思補軒漫集》卷二，《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773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第1913頁。

[22]唐代后詩歌中的“長安”多為京城的托喻，在宋代指汴京，在明代指代北京。考察尹臺的生平仕履，并無任職陜西的經歷，所以此“長安”指的是明代京城北京。

[23]薛應旂：《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六《與尹洞山宮允》，《續修四庫全書》第1343冊，第97頁。

[24]胡直：《衡廬精舍藏稿·續稿》卷一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87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785頁。

[25]尹臺：《洞麓堂集》卷六《與薛仲常年兄》，《明別集叢刊》第二輯第78冊，第342頁。

[26]薛應旂：《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四《答華師魯問》，《續修四庫全書》第1343冊，第69頁。

[27]薛應旂：《方山薛先生全集》卷二，《續修四庫全書》第1343冊，第50頁。

[28]《明史》卷二三一《薛敷教傳》，中華書局，1974年，第6046—6047頁。

[29]薛應旂：《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四《答華師魯問》，《續修四庫全書》第1343冊，第70頁。

[30]薛應旂：《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四《答華師魯問》，《續修四庫全書》第1343冊，第70—71頁。

[31]尹臺：《洞麓堂集》卷六《與薛仲常年兄》，《明別集叢刊》第二輯第78冊，第342頁。

[32]尹臺：《洞麓堂集》卷八，《明別集叢刊》第二輯第78冊，第378頁。

[33]薛應旂：《方山薛先生全集》卷二，《續修四庫全書》第1343冊，第50頁。

[34]關于《金瓶梅》的成書時間主要有“嘉靖說”“隆慶說”“萬歷說”三種說法，但無論是哪種，與此信撰成的嘉靖三十一年都相距不遠。

[35]不過作者對薛應旂原信的移用也有不如意的地方，比如小說中黃美在信中傾訴讀到老友詩集后感到“儼然長安對面時也”，則已示兩人從京城離別已久，但信中緊接著說“未幾，年兄省親南旋”，上下文存在明顯割裂。這一割裂是因為該信前半段文字是作者從薛應旂信中移植來的，而從“未幾，年兄省親南旋”起始，作者才開始真正向讀者敘述構建兩人的關系與處境，這與薛應旂原信的語境并不完全契合。

[36]轉引自黃霖編：《金瓶梅資料匯編》，中華書局，1987年，第261頁。

[37]薛應旂：《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六《答石玉溪都憲》，《續修四庫全書》第1343冊，第100頁。

[38]王慎中：《遵巖先生文集》卷三七《與薛方山》，國家圖書館藏明隆慶五年刻本（索書號：04343），葉二十二。

[39]薛應旂：《方山先生文錄》卷二二《祭漁石唐公文》，《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02冊，齊魯書社，1997年，第460頁。

[40]薛應旂：《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四九《行各府禁革生員詞訟牌》，《續修四庫全書》第1343冊，第511頁。

[41]薛應旂：《方山先生文錄》卷三《紀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02冊，齊魯書社，1997年，第244頁。

[42]薛應旂等纂：《〔嘉靖〕浙江通志》卷七二，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年序刊本（索書號：史127-0001），葉二十三。

[43]此說最早見于《西湖游覽志馀》（田汝成著，陳志明點校：《西湖游覽志馀》，東方出版社，2012年，第477-478頁），文字亦相同。

[44]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中國古籍總目》集部第2冊，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721頁。

[45]薛應旂：《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四六，《續修四庫全書》第1343冊，第487頁。

[46]薛應旂：《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四六，《續修四庫全書》第1343冊，第489頁。

[47]薛應旂：《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四六，《續修四庫全書》第1343冊，第491頁。

[48]薛應旂：《方山薛先生全集》卷九，《續修四庫全書》第1343冊，第135頁。

[49][美]韓南：《〈金瓶梅〉探源》，《金瓶梅西方論文集》，第37頁。

[50]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詞話》，第709頁。

[51]脫脫等:《宋史》卷四五三,中華書局,1977年,第13319頁。

[52]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詞話》，第727頁。

[53]脫脫等：《宋史》卷四五三，中華書局，1977年，第13319頁。

[54]薛應旂：《方山薛先生全集》卷七《答張水南光祿》，《續修四庫全書》第1343冊，第112頁。

[55]除了薛應旂，被作者用來塑造曾孝序的還有曾布。在第四十八回作者煞費苦心地讓黃美提及“省親南旋”“老翁在家康健”，這一老翁無疑就是指曾布。在《宋史》中曾布雖被列入《奸臣傳》，但在與蔡京的關系上，他與曾孝序其實是十分相似的。北宋崇寧年間，蔡京與曾布任左右相，蔡京先是劾奏曾布“私其親”，又“加布以贓賄”，“令開封呂嘉問逮捕其諸子，鍛煉訊鞫，誘左證使自誣而貸其罪”。可以發現這一敘述與歷史上以及《金瓶梅》中曾孝序被蔡京“劾其私事，逮其家人，鍛煉成獄”的境遇如出一轍，并且作者可能還受到“逮其家人”“私其親”“逮捕其諸子”等記述的影響，為這兩位都被蔡京迫害的官員設置了父子關系。小說中曾布與曾孝序的這對父子關系的設置，其實與作者以薛應旂為原型塑造曾孝序一樣，都是因為他們曾被權臣（蔡京、嚴嵩）迫害，事跡具有某些相似性，而被作者拿來借用，這反映了《金瓶梅》作者在處理人物關系上的一種習慣。

[56]馮沅君：《〈金瓶梅詞話〉中的文學史料》，袁世碩、張可禮主編:《陸侃如馮沅君合集》第13卷《古劇說匯》，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48頁。

[57]陳詔：《〈金瓶梅〉人物考——兼談作者之迷》，《學術月刊》1987年第3期，第60-62、52頁。顧國瑞：《〈金瓶梅〉中的三個明代人——探討〈金瓶梅〉成書年代與作者問題的又一途徑》,杜維沫、劉輝編：《金瓶梅研究集》，齊魯書社，1988年，第245—258頁。劉中光：《〈金瓶梅〉人物考論》，聊城《水滸》、《金瓶梅》研究學會編：《〈金瓶梅〉作者之謎》，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5—224頁。下文所引三人之說分別出于此，不再一一出注。

[58]此前的研究者在考證這些人物生平時往往意在論證《金瓶梅》成書與作者的情況，本文則意在考察這些人物之間的關系，以及與作者可能的交集，不涉及具體的成書時間與作者的問題討論。

[59]劉中光：《〈金瓶梅〉人物考論》，《〈金瓶梅〉作者之謎》，第175—176頁。

[60]許建平：《金學考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04頁。

[61]薛應旂：《方山薛先生全集》卷二，《續修四庫全書》第1343冊，第49頁。

[62]王燁：《與尹洞山年兄書》，《樗菴王先生集》卷三，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歷元年王氏刻本（索書號：線善24393-98），葉二十四。

[63]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詞話》，第1151頁。

[64]朱國禎：《涌幢小品》卷一九《猿仙神》，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刻本（索書號：307－0234），葉十。

[65]薛應旂等纂：《〔嘉靖〕浙江通志》卷三五，葉二十五至二十六。

[66]薛應旂等纂：《〔嘉靖〕浙江通志》卷七〇，葉五。

[67]薛應旂：《方山薛先生全集》卷二五《楊忠愍公傳》，《續修四庫全書》第1343冊，第287頁。

[68]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詞話》，第1047頁。

[69]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詞話》，第1328頁。

[70]《明世宗實錄》卷三六八，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癸未，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第6591頁。

[71]《明世宗實錄》卷三八六，嘉靖三十一年六月己未，第6801頁。

[72]《明世宗實錄》卷三七一，嘉靖三十年三月辛卯，第6621頁。

[73]王世貞撰,魏連科點校:《弇山堂別集》卷二七《史乘考誤八》，中華書局，1985年，第491頁。

[74]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詞話》，第731頁。

[75]李峰主編：《蘇州通史 人物卷（中）明清時期》，蘇州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95-96頁。

[76]《明史》卷二二二《凌云翼傳》，第5862頁。

[77]關于狄斯彬的生平，參考顧國瑞:《〈金瓶梅〉中的三個明代人——探討〈金瓶梅〉成書年代與作者問題的又一途徑》，《金瓶梅研究集》，第245—250頁；葉桂桐：《〈金瓶梅〉 成書年代新線索》，《〈金瓶梅〉作者之謎》，第24—28頁。

[78]《明史》卷二〇九《馬從謙傳》，第5545頁。

[79] 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詞話》，第7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