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楊善華《做田野》代前言，光啟書局，2025年5月。感謝出版社授權發(fā)布。

著眼于學生能力的培養(yǎng)—關于田野調查“制度化”的探索

楊善華

2022 年春，為紀念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恢復建系40周年，我應邀寫了《鍥而不舍，砥礪前行》一文，回憶了自1984年秋起，在社會學系求學與任教的經歷。而如何帶領學生做好田野調查這件事，是我文中的一個重點。如文中所言，這個問題的解決有一個相當長的過程，但是最初的出發(fā)點則在于自己想做的一件事—對學生的“提攜”。我一直想著自己在北大社會學系讀書的時候，“雷（潔瓊）先生、袁（方）先生他們是怎么提攜我，怎么獎掖后進的。雷先生對我的每點進步都是由衷地高興，希望我能更快成長起來。她想的是社會學這門學科的發(fā)展需要更多成熟的學者。所以我覺得自己的責任就是把自己接過來的薪火，再傳給后來的學生，使北京大學社會學的傳統(tǒng)，能夠一代代傳下去。提攜的另一層意思是不要怕學生超過自己，要利用自己手里的資源，盡量給學生提供發(fā)展的空間和機會”。對于這個發(fā)展的空間與機會，我最初的理解是向學術雜志推薦優(yōu)秀的學生（畢業(yè)）論文，爭取發(fā)表；另一點就是像雷先生那樣，為學生提供參與社會調查的機會。我剛當老師的時候也是這么做的。我用自己手里與美國密歇根大學社會學系的合作課題，在1988級、1990級和1991級本科生需要完成綜合實習課程時帶他們去保定市調查，解決了這一問題。

到了1992年，我評上副教授開始帶研究生時，因為沒有經驗，最初也就是提供調查的機會。1996年初春，我們因為與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的合作項目，在河北平山西水碾村開始了我們最早的田野調查。當時我指導的學生，從李猛算起，幾乎都去過。后來，1996級碩士研究生吳愈曉還去過我們另一個項目的田野工作點—浙江慈溪。在這些地方，我基本上都是采取“放羊”的做法，讓他們自己完成調查。我這樣做的另一個原因是我在田野調查的訪談和觀察方面也是剛剛起步，即使學生需要指導也指導不了。但是到了2000年，我就發(fā)現(xiàn)，即使是在北大，也不是所有的學生都能達到像李猛或趙力濤那樣的優(yōu)秀。這個時候的“放羊”無疑就是我不負責任了。我因此很自責，決心改變“放羊”的做法。

2000 年高校擴招，我指導的碩士生和博士生都增加了。對于社會學這樣的經驗學科來說，多數(shù)同學只能通過田野調查或者問卷調查取得經驗材料或數(shù)據(jù)資料，然后完成論文。這時我的田野調查就與學生培養(yǎng)緊密相關了。當時我對自己提出的要求是每次田野調查都要親力親為，果然也發(fā)現(xiàn)了一些問題。2001年夏天在慈溪調查時我注意到，我指導的一個從外校考過來的2000級博士生明顯有點跟不上—既缺少社會學的專業(yè)訓練，也缺少田野調查的方法和技能。那個時候我們晚上有討論會，輪到她講時她的發(fā)言有點不著邊際，同去的程為敏老師也提醒我關注她。我跟她談了一次，了解到她本科專業(yè)其實不是社會學，讀碩士時導師又不幸突然去世，因此她所受的社會學的專業(yè)訓練就可想而知。我的承諾是讓她多參加調查，我也會更多地關注她，和她討論。我對她的一個要求是每次調查回校后都要寫調查日記，而且寫完了一定發(fā)給我看，我看完也會給她反饋。當年（2001、2002）她寫的慈溪和銀川郊區(qū)的調查日記現(xiàn)在已經變成我們團隊的歷史檔案了。

親力親為的另一個做法就是每晚主持關于調查的討論會，要求所有同學都就當天訪談的觀感發(fā)言，而我和其他參與調查的老師則會在每個同學的發(fā)言結束后馬上給予點評，肯定發(fā)言中有價值的地方，同時也指出其發(fā)言的不足。這種即時點評的優(yōu)點馬上就被參加調查的學生感受到了，我指導的另一個2000級博士研究生劉暢那時就對我說：“楊老師，這是手把手教啊。”

我在《城鄉(xiāng)日常生活：一種社會學分析》一書“前言”中曾這樣說過：“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本科生到畢業(yè)的時候至少應該讓他們具備三個方面的能力：第一是讀書的能力。這是指閱讀學術大家（包括社會學思想的大師）學術專著的能力，首先是按作者的意圖理解原文的能力，其次是在此基礎上得出自己對大師思想的領悟之能力，再次是將這樣的領悟融會貫通，整合成自己的觀點和見解的能力。第二是在考察社會現(xiàn)象時提煉與概括的能力，并通過這樣的提煉概括獲得對社會現(xiàn)象的洞察。第三是學術評價和鑒賞的能力，這是指能準確判斷并品評一件學術作品的價值與缺陷。”1這也是我在以現(xiàn)象學社會學的積極認知立場進行本科教學時給自己定下的目標。我認為在社會學系攻讀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的研究生一樣需要具備這樣的能力，只不過從他們未來的就業(yè)來考慮，他們還需要具備組織協(xié)調能力以及操作辦事能力。

大約在2000年之后，我逐漸形成了將教學、研究與學生培養(yǎng)結合起來的想法。2012年，在系主任謝立中教授的大力支持下，我的自選集《感知與洞察：實踐中的現(xiàn)象學社會學》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在該書的“前言”中我寫了這樣一段話：“ 回顧自己執(zhí)教北大社會學系20年的經歷，在學術方面的探索大致落到三個方面：教學、研究與學生培養(yǎng)。其中教學又是與學生培養(yǎng)連在一起的。進入21世紀之后，我跟學生閑聊時說過我給自己退休之前定的目標是三個：（ 1） 完成一個教學實驗，這就是以培養(yǎng)與提升學生的學術能力為目標的教學實踐（包括授課與社會調查）；（ 2） 形成自己的研究風格，即將現(xiàn)象學與現(xiàn)象學社會學所倡導的積極認知與意義探索貫穿于自己的研究實踐，以大眾的‘日常生活’與‘生活世界’作為考察的對象，同時又在考察社會現(xiàn)象時堅持歷史社會學的廣闊視野，力求獲得對社會現(xiàn)象的‘本真’一面的認識與把握；（ 3） 帶出一支研究隊伍—通過大量的社會調查實踐以及制度化的規(guī)范訓練，培養(yǎng)出以自己的學生為主體的具有獨立工作能力的研究團隊。” 1

2016 年 11月，我們團隊召開了一次田野調查討論會，當時社會學系2003級本科生、2007級碩士生松溪寫了田野調查中作為參與者的學生在一天中的行動與感受。他的體會是，從走進田野構思調查開始，就在思考、追問、觀察、記錄、翻譯中間不斷地多線程切換任務，用“恐慌”和“焦慮”形容也不為過。

我們團隊的田野調查有些固定的程序和做法，包括調查時每天晚上的討論會（每個參與調查的同學都要發(fā)言）、回到學校之后的總結會、參與的同學要寫田野日記作為作業(yè)，也包括教師在調查現(xiàn)場的主導性參與，以及調查組織中采取以老帶新方式組成調查小組、對所調查的村莊進行追蹤調查等。這些做法，都是為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以保證學生在整個田野調查過程中全身心投入，從而達到培養(yǎng)和提升學生能力的目標。這些固定的程序和做法也可以被稱為我們團隊田野調查的制度。我們多年的實踐也已經證明了其成效。當然，這樣的田野調查制度從雛形演變?yōu)閰⑴c調查者共同遵守的行為規(guī)范，有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它是我們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教訓、長期探索的結果。我想就這個過程里通常容易被忽視的兩個環(huán)節(jié)—討論會和田野日記簡單講講我的看法。

1. 討論會

為什么白天的田野調查結束后，晚上一定要開討論會？這必須從我們對訪談和觀察的實質之理解說起。上文已經提到，我們的田野調查是將“現(xiàn)象學與現(xiàn)象學社會學所倡導的積極認知與意義探索貫穿于自己的研究實踐，以大眾的‘日常生活’與‘生活世界’作為考察的對象”。 故在我與孫飛宇合作的《作為意義探究的深度訪談》一文中我們提出，倘若“從意義的角度來看待‘深度訪談’的實質，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它是對被訪人在訪談時賦予自己的話語的意義以及被訪人賦予訪談場景（包括被訪人當時的衣著、神情、行動和居家環(huán)境）的意義的探究。一旦研究者明確了這一點，便可以以一種積極能動的態(tài)度和立場去實現(xiàn)這樣的探究。而這種積極能動的態(tài)度和立場的標志就是在訪談當時和現(xiàn)場就開始這樣的認知。在這個意義上，深度訪談既是搜集資料的過程，也是研究的過程”。

也就是說，對于作為意義探究的田野調查來說，它必須兼容搜集資料和探索社會現(xiàn)象之“本真”這兩個側面，這就與以往只把實地的田野調查看作收集資料的過程這樣的見解與做法有了實質性差別，也意味著進入訪談現(xiàn)場就是研究的開始。這樣，消化和吸納白天通過訪談和觀察得到的兼有本真意義的被訪人話語以及訪談場景就變得非常必要。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討論會也是參與調查的同學得以在學術上迅速成長的平臺。因為每個同學發(fā)言完，參與調查的老師馬上就會點評，指出其發(fā)言的長處與不足，而對頭一次參加這種調查的新手來說，他也可以從之前有過調查經歷的同學的發(fā)言中體會這樣的發(fā)言應該講什么。這對善于吸取新鮮知識的北大學生來說不啻最好的學習機會，絕大多數(shù)新手在第二天晚上發(fā)言時就都會有明顯的改進。

那么，討論會上學生的發(fā)言應該講什么？我在本書第三章收了2005年7月我們在紹興調查時，一場由宋婧（社會學系1998級本科生、2002級碩士生）主講的討論會的記錄（2003級碩士生蔣勤整理）。 她通過對被訪人言談舉止的描述，刻畫了被訪人的性格，由被訪人的經歷入手探尋了她的內心世界。值得一提的是，因為她生動的發(fā)言，討論會的氣氛一下子活躍了起來。

2007 年 10月我們去河北平山西水碾村調查，發(fā)現(xiàn)因為剛過去的夏天這里的大雨，加上這條“村村通”公路修建時的質量問題，在與西水碾村交界的另一個村莊的路段出現(xiàn)了多處大坑，里面積滿了雨水。晚上的討論會，松溪的發(fā)言就是針對這些大坑為什么沒有被填充以及為什么沒有人關心這條路的維護這兩個問題，分析了兩個村莊各自的小心思以及最終導致的扯皮現(xiàn)象，還有在此背后的縣鄉(xiāng)兩級政府和村莊的關系。這樣小中見大的發(fā)言受到了參與調查的老師的一致好評。

從學風和方法這方面的考量來說，我們強調的是學生的發(fā)言必須要有事實作為依據(jù)，這種事實既可以是被訪人的話語，也可以是我們訪談時觀察到的場景。

討論會的另一重要內容就是教師的點評。我在《矢志田野，傳承薪火》這篇訪談錄中曾經說，老師的基本責任是兩條：第一條是激發(fā)學生興趣，告訴他學社會學很有意思，這樣他才會投入，而只有投入了才能有能力的提升；第二條是指點方向，告訴他哪條路走下去可能成功，而走哪條路一定是死路一條。1而這樣的看法的前提是，學生能力的獲得必須依靠他們個人積極主動地投入，依靠他們在這樣的實踐中的思考和領悟。

因此，我和其他參與田野調查的老師在討論會上的點評和發(fā)言就是本著這樣的想法去做的。我的點評的特點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1）直率。不管是哪個同學，如果他的發(fā)言有問題（比如有前后矛盾之處），我都會直截了當?shù)刂赋觥＃?）啟發(fā)式。如果學生在發(fā)言時提出一個自己提煉的有學術新意的概念，我會給予高度肯定。2005級碩士生姚澤麟在宜賓調查的討論會上，根據(jù)自己觀察到的幾戶相鄰的村民守望相助的事實，提出了“道德整合”這一概念。我就認為非常好，以此鼓勵大家多做這樣的提煉。有的學生雖然在發(fā)言時陳述的是事實，但在事實背后會有他們自己的想法，我就會解讀他們陳述的事實所隱含的社會學意義，揭示事實的學術價值。因為這可以作為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當然，不管是什么樣的點評，我的目的都在于讓學生知道什么是一個“好”的發(fā)言，什么是一個“好”的提煉，讓學生通過這種方式建立起學術評價的標準，從而提升自己的學術評價能力。

與討論會相關的另一件事就是回校后的總結會。我對總結會的要求是不要重復田野調查時對被訪人話語和現(xiàn)場的描述，而是重在發(fā)現(xiàn)新的研究問題或產出新的理論概括與概念提煉，所以對學生的要求是更高了，這也讓學生在總結會前必須有更充分的準備。2018年4月我們在江蘇昆山調查，回校開總結會的時候，2016級碩士生劉暢從城市規(guī)劃角度，對當?shù)啬炒濉靶〈宀⒋蟠濉钡捻椖考按迩f發(fā)展做了一個較為全面同時視角又很新穎的發(fā)言，對參與調查的同學都很有啟發(fā)。

2. 田野日記

對于田野日記的重要性，其實我們一樣有個認識過程。我們最早的田野點是河北平山西水碾村，1996年2月，我們開始在那里的調查。我查看了保留至今的當年的文檔，發(fā)現(xiàn)最初的田野日記就相當于工作日記，寫作于1997年8月的那次調查。后來1998年吳愈曉去宜賓調查的時候也寫過日記，比起平山的日記來就較為具體，因為除了簡述訪談內容之外，還留下了對被訪人的觀感。所以，比較正規(guī)的、對參與調查的學生都有要求的調查日記撰寫應該是在2000 年之后了。因為這時我看到了讓學生寫田野日記的好處。后來也常有學生問我田野日記該怎么寫，我的回答是，雖然田野日記寫的只是你調查時的所見所聞所感，但把么樣的所見所聞所感寫進日記則會考較寫日記者的學術水平。這里首先就是你對自己在田野調查點所遇到的種種現(xiàn)象的認識與把握，而這種認識與把握的前提是理解，而這還必須是建立在換位思考基礎上的“投入的理解”與“同感的解釋”（ 這種理解的背后顯然就是提煉概括能力和對社會現(xiàn)象的洞察力）。 1因為我們的田野調查點大都在農村，但參與調查的同學可能大都是城里人（即使是農村人，也會有不同地域帶來的觀念和文化差異）， 所以要實現(xiàn)這樣的理解并不容易。根據(jù)我多年閱讀學生田野日記的體會剛入我們團隊的新手在第一次寫日記的時候，絕大多數(shù)是缺乏自信的（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的描寫以及所做的判斷是否準確）， 因此多半會寫成流水賬一般的工作日記，介紹自己旅途一路的所見所聞及到了目的地之后的生活與工作安排。但是待到他們成了“老手”， 就會單刀直入，筆觸直奔訪談場景及被訪人。

為了讓新手盡快變成老手，我們想了不少辦法，大體有以下幾種：

一是多實踐，多參加調查。通過調查了解各地的風俗和人情世故，形成比較，以加深自己對社會現(xiàn)象的了解。

二是討論會。因為討論會上有一起參加調查的同學（甚至是訪問過同一個被訪人的同學）的發(fā)言，學生可以此跟自己想要說的內容相比較，找出自己的不足。另外還有老師的點評，可以幫助學生更為深入地了解田野調查點的歷史及這些被訪人敘述背后的社會學意涵。我們通過這兩種方式提高學生的學術評價與鑒賞能力。

三是在調查中采取新老搭配的方式，讓新手通過一起調查了解資歷較深的同學的訪談與觀察技術，而且有問題也可以隨時向有經驗的同學請教。在本書第四章的《田野場中的“蒙氏教育”》 一文中，2002級本科生、2006級碩士研究生梁晨就寫到了自己在這方面的受益。

四是老師對日記的批閱和反饋。我們團隊的要求是新手必須寫日記（作為作業(yè)），而且寫了日記我一定會看，看了之后若發(fā)現(xiàn)問題我一定會找日記的作者談。2004級博士研究生陳文玲在剛剛加入我們團隊的時候，因為缺乏經驗，寫的日記缺乏分析和自己的見解，但是她虛心向其他同學學習，努力追趕。到2006年1月我們在西水碾村做完田野調查之后她再上交的日記，我發(fā)現(xiàn)其中已經有了她自己的見解和判斷，提煉概括能力和洞察力都有明顯的提高，我看了非常高興，專門找她談了一次話，肯定了她的進步。2016 年后，社會學系建立了本科生導師制，我也被遴選為導師，只是帶的學生少了，所以對于這些學生參與田野調查后寫的日記，我可以做得更好一點，就是加了批注和評語再反饋給學生。這樣學生就可以更具體地了解自己的長處與不足，能更快地提升自己的學術評價與鑒賞能力。

五是閱讀有關調查點的日記和相關材料。因為我們團隊對所有的農村田野調查點都采取追蹤調查的方式，所以早先參加調查的同學寫的日記對后來者來說就變成了寶貴的歷史資料。每次帶新人去調查點前，我都會把參加之前調查的同學的日記找出來，發(fā)給大家，增加大家對這個村莊的了解，使之及早掌握情況。另外有的學生也會自己去網上尋找這個地方的相關新聞或圖片，發(fā)給大家參考。我們在紹興一個村莊的調查，大家看到了相關的鎮(zhèn)志，就互相推薦閱讀。我在《田野調查中被訪人敘述的意義詮釋之前提》一文中也指出：“ 對于被追蹤調查的村落和城市社區(qū)，新進入者還可以閱讀之前的研究者撰寫的田野日記以及已經整理出來的訪談資料。”“好的田野日記雖然也是記調查者的所見所聞所感，但因為作者選擇材料之時有社會學的眼光和視角，能將有社會學價值和意義的訪談內容和自己對村莊的觀察寫進日記，進一步地，還可以包容他自己對村莊情況考察的感悟，這樣新進入者通過閱讀會有如臨其境的感覺，這對他們迅速融進被訪人所在的社區(qū)的‘地方性文化’會非常有用。”

總之，這樣的做法就是要讓參加調查的同學迅速沉浸到田野調查的情境之中去，理解被我們訪問的當?shù)卮迕竦难哉勁e止的特色和緣由、他們情緒的喜怒哀樂，并加以社會學的透視，從中尋找有價值的、可以研究的問題，做出自己的提煉和概括。我這么多年的體會是，經過這樣的過程寫出來的訪談日記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會有研究論文的雛形，這就為學生們之后完成自己的學位論文打下了一個相對堅實的基礎。我們團隊中學生的學位論文大都是用這些田野調查點的調查資料完成的，單就平山西水碾村而言，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就出了四篇博士學位論文、六篇碩士學位論文、兩篇本科畢業(yè)論文。

“長江后浪推前浪。”學生通過田野調查獲得的成長反過來也會對老師構成挑戰(zhàn)。參與我們調查的2018級、2019級與2020級本科生寫的田野日記，圖文并茂（有照片），分析透徹，令我直呼后生可畏。而在我們晚上的討論會上，學生也經常會有令人大出意外的精辟之語。但是對于學生這樣的“倒逼”， 我的內心卻是充滿了欣喜。

我在本書中收錄了自己有關田野調查的現(xiàn)象學社會學的許多思考，也有幾個具體研究的實例，講述如何構思田野研究的角度、如何開展訪談、如何關注細節(jié)、如何獲取意義等方面的內容。希望讀者能通過這些文章去體會和感悟“如何做田野”。 那些給我們帶來啟發(fā)的田野日記和研究回顧，我也附于其后，大家或許可以通過這些鮮活的記錄跟隨我們一起回到田野現(xiàn)場，感受真實的中國社會的脈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