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0年11月，山東淄博一家餐館內，老板娘張女士因勸阻醉酒顧客劉某用桌角開酒瓶，反遭其辱罵、摔瓶并連續揮拳毆打。情急之下，張女士抄起啤酒瓶反擊，導致劉某面部輕微傷。

公安機關以“互毆”為由，對雙方均作出行政處罰：劉某拘留6日，張女士拘留5日并罰款200元。

事后醉漢劉某竟以面部輕微傷為由向張女士索賠4萬元，張女士認為自己沒有錯，不該付賠付，是互毆的判定讓對方認定她也有錯該賠款，于是上訴要求撤銷處罰。

張女士歷經長達三年訴訟，從一審、二審到再審均敗訴，直到張女士申請檢察機關介入。

檢察機關發現關鍵證據漏洞，認定劉某的傷可能因倒地時撞到暖氣片形成（法醫鑒定顯示傷口形態與暖氣片更吻合），非張女士所傷，最終山東省高院于2024年改判其行為屬正當防衛，撤銷處罰。

此案中，執法機關習慣性機械套用“互毆”標簽，忽視防衛行為的緊迫性與必要性。

劉某作為挑釁者和施暴者，其過錯在先，而張女士的反擊被簡單歸為“互毆”，實則是對受害者的二次傷害。

更諷刺的是，劉某事后竟以輕微傷為由索賠4萬元，暴露了“互毆”認定對施暴者的變相縱容。

法律未嚴懲惡行，反為惡人提供勒索工具。

二

2023年，一起高鐵車廂內的爭執引發全網熱議：一女孩因孩童踢椅背與家長發生沖突，被對方掌摑后還擊，卻被警方認定為“互毆”。

盡管最高檢與公安部發布的《輕傷害案件指導意見》明確要求區分正當防衛與互毆，但實踐中仍存在“誰動手誰擔責”的僵化思維。

女孩的第一次還擊或可視為防衛，但第二次反擊因侵害已停止，被認定為“過當”。

公眾質疑：在密閉空間內，面對持續辱罵和肢體攻擊，要求受害者“精準防衛”是否合理？

此案折射出執法者對“互毆”的擴大化適用。

將防衛行為割裂為孤立動作，忽視事件整體脈絡，導致“防衛意圖”被“傷害結果”掩蓋。

正如律師所言：“法律不鼓勵以暴制暴，但更不應要求受害者在恐懼中保持絕對理性。”

三

校園沖突中的“和稀泥”，被犧牲者一定是弱者，某中學內，學生A因長期遭受學生B霸凌，某日被B推搡后反擊致其輕傷。

校方為“平息事態”，認定雙方“互毆”，給予同等處分。A家長申訴無果，B變本加厲，最終A因心理創傷輟學。

此類案例中，“互毆”的認定，成為管理者逃避責任的工具，弱者因反抗付出更慘痛代價，而施暴者卻逍遙法外。

“互毆”邏輯暴露出其深層弊端：將復雜矛盾簡化為“雙方有錯”，忽視權力關系與過錯次序。

這種“息事寧人”的處置方式，實質是犧牲正義換取表面和平。

四

互毆的判定已經使法律成為暴力的共謀。

“互毆”認定將受害者與施暴者置于同一道德平面，模糊是非界限。

如張女士案中，司法機關初期未考量劉某的主動侵害，僅因“還手”便判定雙方同責，無異于告訴公眾：“挨打要立正，反抗即犯罪。”

這種邏輯消解了法律的懲惡揚善功能，助長“誰橫誰有理”的歪風。

“各打五十大板”看似快速結案，實則埋下隱患。

張女士被罰后反遭劉某索賠，秋菊式維權耗費三年；校園霸凌受害者因“互毆”標簽失去救濟渠道。

當法律無法終結暴力，暴力便會以更隱蔽的形式延續。

我國《治安管理處罰法》雖未明文規定正當防衛，但公安部2007年解釋明確“制止違法侵害不屬于違反治安管理行為”。

然而實踐中，執法者常以“超過必要限度”為由否定防衛。

如張女士案中，司法機關初期認定其使用啤酒瓶“具有社會危害性”，卻無視劉某的體型優勢與醉酒施暴的緊迫性。

法學理論指出，正當防衛的核心是“正對不正”，防衛者無退避義務，更不能以“完美防衛”苛求緊急情境下的反應。

就問如果你是當事人，當如何選擇？

若遭遇暴力，是忍氣吞聲還是奮起反抗？

法律若不能為正義撐腰，則人人自危。

互毆規定的存在，本質是法律對復雜矛盾的怯懦逃避。

真正的法治，應如淄博檢察官所言：“代入受害者，你能怎么辦？”

廢除“還手即互毆”的僵化條款，讓法律成為弱者的盾而非暴力的刀。

當法律選擇“各打五十大板”，它打碎的不僅是受害者的尊嚴，更是整個社會對正義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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