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燕十三妹

今天最好的消息，來自山東臨沂。

上午臨沂聯合調查組通報，撤銷45萬“蛤蟆湯”的行政處罰，對蘭山區市場監管局黨組書記齊某進等5人停職處理。

此前臨沂蘭山區一家普通菜館，老板張女士在抖音上隨手發了一條“蛤蟆湯”的菜品視頻，當地監管部門隨后以“涉嫌違法廣告”，從門縫塞進一張高達45萬元的罰單。

這讓張女士無法理解更難以接受，于是依法提交了聽證申請，但石沉大海。無奈之下被迫被迫提起行政訴訟，7月14日竟收到落款為5月12日的《不予處罰決定書》，并要求簽字。

一場聽證在程序中被強行蒸發，一家餐館在恐懼中關門歇業。執法的隨意性與權力的傲慢在此案中交織，暴露出基層行政執法中觸目驚心的三重斷裂。

第一，證據鏈的崩塌。

執法的根基在于事實認定，而此案中執法人員卻上演了“看圖定罪”的荒誕劇。

僅憑視頻中的“蛤蟆湯”字樣，便武斷推定餐館使用國家禁止食用的中華蟾蜍，完全無視張女士解釋的“實為普通牛蛙”的辯解。

更隨意的是，未進行任何食材來源核查或實地調查的情，就開出高達45萬元的天價罰單。關鍵證據鏈徹底斷裂，毫無法律依據。

這種“辦公室執法”模式嚴重違反《行政處罰法》第40條“全面、客觀、公正”收集證據的要求。尤其當最高人民法院早已明確：事實認定錯誤可直接導致行政行為無效。

諷刺的是，調查顯示“蛤蟆湯”實為臨沂地方特色菜，當地規模化蟾蜍養殖產業成熟。執法人員若稍作調研，便不至于鬧出“將地方美食當犯罪證據”的笑話。

第二，程序正義的消亡。

此案中，行政程序淪為權力任性的犧牲品，暴露出三重程序黑洞：

首先是聽證權遭扼殺。張女士3月27日依法提交聽證申請后，市場監管局竟置若罔聞。這直接踐踏《行政處罰法》第44條賦予當事人的法定權利。

北京某律所律師一針見血：“剝奪陳述申辯權相當于司法審判不讓被告說話，在任何法治國家都會導致行政行為無效。”

其次是文書送達變兒戲。處罰告知書從門縫塞入已顯輕率，而不予處罰決定書竟在作出60天后，選在清晨7點“突襲”送達。工作人員一句“不好意思工作不到位”，暴露其對程序尊嚴的漠視。

再次是超期羈押式執法。從3月立案到7月撤銷，四個月懸而未決的處罰決定如利劍高懸，迫使餐館停業。程序拖延成為壓垮小微企業的隱秘手段。

第三，比例原則的坍塌。

45萬元罰款金額的設定，徹底暴露出“小過重罰”的執法暴力。

依據《廣告法》，無商業推廣性質的視頻即使違法，也應先予警告而非直接重罰。張女士視頻未標注店名、未掛商品鏈接，本質上只是生活記錄。罰款金額卻直逼法定上限100萬元的中位線，完全違背“過罰相當”原則。

這種處罰邏輯與最高檢2024年強調的“避免小過重罰”背道而馳。張雪樵副檢察長曾直言：“高額罰款既不符合法律精神，也損害當事人對法治的信賴。”

當一家小餐館的隨手拍與45萬罰單形成荒誕對比，執法的公正性就會失去信任基礎。

好在聯合調查組及時糾偏，修復了這份信任。根據《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第39條，5名停職人員或將面臨差異化追責：

對故意規避聽證的惡意行為，可能構成《行政處罰法》第75條“重大且明顯違法”，面臨記大過或降級；對工作疏忽導致的程序瑕疵，或予警告、記過處分。

更深遠的意義在于，此案可能推動執法監督機制的革新。國務院2024年《提升行政執法質量三年行動計劃》要求細化過錯標準，此案中的“未保障聽證權”“關鍵證據缺失”可列為重大過錯典型。

2023年全國市場監管系統行政處罰案件復議撤銷率達3.2%，亟需建立“執法紅線案例庫”以警示后來者。

“蛤蟆湯”罰單雖已撤銷，但被停業的餐館依然冷清，張女士望著空蕩的店面，準備起訴索賠經濟損失。而更多小微企業主仍在擔憂，下一次罰單會否從天而降？

此案留給中國行政執法的最大啟示或許是：當執法者真正理解“權力清單”與“負面清單”同樣重要時，“蛤蟆湯”式的鬧劇才不會重演。

執法不是冰冷的機器，而需在力度與溫度間尋找黃金平衡點，在于讓小微企業在每起案件中感受公平正義。

重建信任需要每一份文書依法送達、每一次聽證充分傾聽、每一項處罰合乎情理。

執法者的手中有罰單，更該有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