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展中國畫作品：《孫伯翔先生》

在中國藝術界，孫伯翔先生不僅是書法領域的“魏碑泰斗”，更是一位以畢生實踐詮釋“傳統與創新”辯證關系的藝術家。選擇為孫先生繪制肖像，源于我對傳統藝術精神的深深敬仰，以及對孫先生藝術風格與人格的認同。

孫伯翔先生以北碑為根基，卻未止步于“摹形”，而是以“臨碑非摹形，而求其神”的理念，將魏碑從金石之氣升華為文華之韻。這種“以古為新”的探索，恰如石濤所言“以一畫測之，即可參天地之化育也”，為當代書法藝術提供了突破傳統桎梏的范例。作為天津美院的教師，我深感自身肩負著藝術“傳承”的使命，希望通過肖像畫創作，將孫先生的藝術精神轉化為視覺語言，這既是對傳統的致敬，也是對當代寫意人物畫發展路徑的回應。

孫伯翔先生寬厚沉穩的面容與謙和待人的風骨，與他的藝術成就形成呼應。其人格與藝術的統一，正是“度物象而取其真”的寫照。在浮躁的當代藝術語境中，孫先生以對藝術執著的定力，堅守心性本真，這正是我渴望通過肖像畫傳遞的精神內核。此外，我始終認為，筆墨不僅是技法，還是理解空間與造型的哲學，是藝術精神的承載體。我的教學理念與孫先生的書法實踐契合，他以“方圓相濟”的筆法突破碑刻的僵化，我則在寫意人物畫教學中通過書法用筆來化解以素描為造型基礎所帶來的筆墨困境。為孫先生畫像，也是在教學中為學生樹立“傳統出新”的案例。

孫伯翔先生面容寬厚，雙頰飽滿，目光如炬卻溫和，這種外在形象與他書法中“方筆之峻”與“圓筆之韻”的辯證統一形成呼應。我以孫先生面部為起點，上部至眉，中部至鼻，下部至顎，須筆筆到位，確保五官位置精準，所以我在刻畫時注重“以形寫神”。先生眼角微垂，眼尾的細紋既顯歲月痕跡，又望能描繪出孫伯翔先生眉目含笑的童真之態。

徐展《孫伯翔先生》草圖

徐展《孫伯翔先生》草圖

在肖像創作中，我嘗試將孫伯翔“方中有圓，圓中有方”的書法用筆融入繪畫線條。勾勒衣紋時，以側鋒取勢，筆觸雖如魏碑方筆般峻利，卻在轉折處以圓筆緩和，形成剛柔相濟的節奏美感。荊浩《筆法記》對于用筆有這樣的描述：“筆者，雖依法則，運轉變通，不質不形，如飛如動。”如此筆法可以使得線條既具碑刻的力度，又不失水墨的靈動，也暗合先生“臨碑非摹形，而求其神”的藝術追求。

神韻捕捉是創作的核心。顧愷之提出“遷想妙得”的藝術理論，強調藝術需超越表象。孫先生寬厚面容的背后，是數十年如一日對藝術的虔誠與對傳統的敬畏。刻畫眼神時，我刻意以細筆濃墨勾勒眼尾細紋，將繁復的細節凝練為精神的象征。

通過創作，我更真切地體會到謝赫“六法”中“氣韻生動”與“骨法用筆”的辯證關系。孫先生的肖像若僅止于形似，則“見與兒童鄰”；唯有以筆墨追摹其精神，方能“以形寫神”。例如，在表現其執筆的手部時，我刻意強化指節的力度與皮膚的肌理，以顯“骨力洞達”。這種實踐讓我領悟了藝術創作的本質，是“以有限筆墨，寫無限精神”，正如蘇軾所言“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孫伯翔先生的藝術之路，是“以碑入帖，以帖化碑”的創造性實踐。他晚年探索碑帖融合，將隸書的舒展、行草的流動融入魏碑，與石濤“搜盡奇峰打草稿”的創作理念相契合。在此次創作中，我以“計白當黑”的章法呼應其“少即是多”的理念，以留白表現人物的“虛空之境”。此次創作也讓我重新思考“寫實主義”的價值。孫先生的面容與書法中蘊含的“真實”——那是對傳統的敬畏、對藝術的執著——恰是寫實主義所追求的東西。我通過捕捉孫先生眼角的皺紋、執筆的力度，試圖讓畫面超越表象，直指精神本質。孫先生“九十年風雨人生凝注筆墨”的藝術人格，更成為我教學與創作的標桿，他“廢紙三千”的嚴謹、對“拙樸”的堅持，以及“站在當代碑學制高點”的學術高度，啟示我藝術實踐須在“量變”中求“質變”，教學也要集小成為大成，不可一蹴而就揠苗助長，只有這樣，才能把教學、科研和藝術創作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作者徐展 系天津美術學院副教授）

孫伯翔《日課憶童年》

孫伯翔《不畏寒徹骨》

孫伯翔《節錄〈元遺山集·卷十〉》

孫伯翔《開化境天光云海 醒迷途暮鼓晨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