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1880年，使者和外交官均采用旅行敘述為主要方式來報告活動與見聞。正如在本書第四章所見，其中最受關注與詬病的是郭嵩燾的《使西紀程》。該日記對西方毫無保留的認可激怒了與郭嵩燾同時代的許多人，所以該書幾乎一出版就被取締了。但是，大多數情況下，官方禁令被置若罔聞，政府也無法阻止該日記被廣泛傳閱和公開討論。短短數年之后，這本書的風評隨著時移而勢遷。清朝外交官紛紛為郭嵩燾的正直忠義辯護，并將他的日記作為寫作的標準參考。曾紀澤肯定了郭嵩燾對香港的描述“無一字不符者”。1889年，薛福成甚至向光緒皇帝呈遞了一部該日記的鈔本。薛福成在日記中回憶，他自己也曾站在郭嵩燾的批判方，并認為郭的話語有不當之處。但當他親自前往歐洲時，卻與曾紀澤一樣，認同郭嵩燾寫作的準確性。

然而，人們對郭嵩燾日記的接受程度僅限于他對歐洲制度的事實性描述，而并非他的寫作風格或籠統的結論。似乎在一種共同的默契下，下一個十年的外交官都避免提及有關西方道德、禮儀和政治制度的話題，同時他們也不將西方崛起與中國長期的動蕩相提并論。1870—1880年代的清朝駐歐公使，如李鳳苞、許景澄、洪鈞以及劉瑞芬，均未將外交日記作為傳遞信息的主要手段。曾紀澤僅向總理衙門上交了他出使海外的頭七個月的日記，即從1878年9月26日到1879年4月17日。上呈的版本是基于他的私人日記修訂的。與他的父親一樣，曾紀澤畢生都有寫日記的習慣，但他對上呈的日記進行了精心編輯，刪減無關緊要的瑣事，并添加了與外交有關的注釋說明。當《申報》的創辦者美查（Ernest Major）在朋友的書桌上發現了這本上呈的日記，未經曾紀澤授權就將其公開發行，稱其“于外國之政教風俗尤為留意”時，曾紀澤立即要求總理衙門徹查刊印的內容，并在必要時予以禁刊。除了由其使館隨員所編寫的關于他與俄國談判的報告之外，曾紀澤再也沒有提交過任何他的私人日記。在自我審查和信息安全的雙重壓力下，外交官們避免采用旅行敘事的方式來記錄他們的見聞和活動。總理衙門也悄悄放寬了有關呈遞外交日記的規定。

出使日記的衰落與另一種遠程通訊技術的采用是相輔相成的。從1878年起，清朝在歐美和日本的駐外使館定期使用電報交流通信。津滬之間電報線路的修建（1881年）及其向北京的延伸（1884年）使得總理衙門能夠與地方政府、海外使館共同協調對外政策。總理衙門憑借對北京電報終端的掌控，成了“接收、處理和傳播戰略知識的中心”。到1884年，電報線將總理衙門與南北洋大臣（分別由李鴻章和曾紀澤的叔父曾國荃擔任），以及沿海省份的巡撫都緊密連接起來。清朝駐日本、英國、法國、德國、俄國和美國的公使館、領事館也成為這一網絡中的重要節點。在1884—1885年的中法戰爭期間，總理衙門接收和傳送了超過2000封電報。

在1879年崇厚與俄國協商收復伊犁的談判失敗后，李鴻章意識到北京與海外官員之間的電報通信對于國家防衛十分必要，由此產生了電報通信的提議。作為崇厚的繼任者，曾紀澤在其任職之初就優先使用電報，并在啟程赴英之前，與李鴻章交換了電密碼本。為了降低通訊成本，他還設計了一個將長句轉換為數個單字的分類表格。

通過采用電報通訊，外交官能夠及時傳遞軍事情報和政治要聞，從國內當局獲取對外交談判的反饋意見，并及時就外交政策提供咨詢。1879—1885年間，曾紀澤的電報為總理衙門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外交活動消息以及他與各國外交部往來的細節。1881年，曾紀澤通常能在電報發出后的兩周內得到總理衙門的答復，若是緊要事件，則最快能在五天內收到答復。以當時的標準衡量，這已是一個令人艷羨的速度。1882年5月5日，作為對法國進犯河內的回應，他向總理衙門建議，將天津的電報線延伸至北京或鄰近的通州，以獲得更快速與更便宜的情報。他收到的最初回應是猶豫不決的，但通州至天津的線路于1883年建成，京津線路也于1884年建成。在曾紀澤的請求下，他的密電碼本于1882年為兩廣總督所共享，這使他得以和南部沿海以及與越南接壤的省份建立直接的聯系。為了加快與各國外交部的重要外交聯絡，曾紀澤養成了習慣，在起草正式外交信函之后，將摘要電告總理衙門，并在獲得總理衙門回復后立即將正式函件發送各國外交部。在此期間，他繼續遵循向總理衙門和國內其他機構通信的傳統慣例。盡管早已通過電報進行過交流，這些信函（通常在兩個月內送達）極少是為了獲得上級的指示，而是旨在為他的建議提供詳盡的情報與周密的解釋。換言之，曾紀澤利用電報使得通信時差最小化，使得總理衙門與他所駐國的外交部之間的理解差異最小化,更進一步讓總理衙門的外交政策與使館協調一致。傳統的郵寄信函，則在闡明他的立場和鞏固他與國內當局的關系上起著更重要作用。

隨著電報的廣泛應用，使館成為集新聞、報告、提議、奏折的發起者與儲存者為一體的綜合機構，這也使其需要更多的文書管理人員。總理衙門將駐倫敦使館視作向其他海外使館傳達和散播指令的終端。曾紀澤很快發現，手工抄錄成本太高且效率太低，無法滿足使館的需要。1879年，曾紀澤購買了一套復寫機（Eugenio Zuccatos Papyrograph），這是一種新發明的謄寫油印機，它號稱能以“微乎其微”的成本簡便地實現快速復印。這套復寫機包括一臺印刷機、若干經過預處理的復寫紙和一瓶用于制作文字模板的墨水。制作一張模板的費用（成本主要是預處理過的復寫紙和墨水）為“便箋尺寸4美分，信件尺寸8美分，大頁紙尺寸12美分，郵政用對開本尺寸16美分”。復寫紙和墨水用完后，使館開始發明自己的膠板復寫之配方。使館翻譯官張德彝將使館自制方法記錄如下：本公署由倭特魯行買用。問其法，秘而不宣。后經曾襲候與王、謝二君思之數日，竟得其妙。法雖不同，尤覺簡便。其造膠板法有二：一用牛蹄熬膠一斤、蜜糖半斤合成；一用杏仁粉四分、白糖二分、牛皮膠少許合成。其造墨法亦有二：一用洋紅少許，醋強熔化，酒醋調和；一用洋藍少許，強水熔化，酒醋調和。

以這種早期的“專利侵權”的方式，使館利用日常生活中的原料制造了復印機的原材料，并將其稱為“糖印”。這一插曲反映出清朝駐外使館的經營預算十分微薄，但同樣可以說明他們每天所需復寫材料的數量之大。

在接下來的數十年中，這種自制方法一直被清朝使館用來制作內部流通的文件。這一廉價高效的文件復印方式提高了使館收集、翻譯和傳播信息的能力。譯員從抄寫文件中解放出來的時間可以用于更有效率的活動，如翻譯新聞文章和收集外交情報。包羅萬象而條理清晰的檔案材料使后任外交官能準確全面地了解前任的工作（詳見第六章）。曾紀澤使用此法，在國內出版發行薛福成的改革提議《籌洋芻議》之前，就將其復印出來，供內部流通參考。薛福成擔任公使之時，也用這種方法復印了他撰寫的六冊大部頭日記，并發送至國內各衙門。直至1914年，中華民國駐比利時公使王廣圻仍在使用曾紀澤的“糖印法”復印文件。盡管規模不大，清朝駐外使館由專屬的外交人員、學生譯員和信息線人組成，在建立帝國的世界知識檔案方面，發揮著與英國駐華使館相似的作用。

電報技術在近代外交史上發揮了重大作用。當時就有人指出，電報不但加強了中央集權，還將原本舉足輕重的外交官和西方帝國派向世界各地熟悉本地狀況的代理人的角色弱化至“更像一名通訊者，一名闡述其上層觀點的傳達者，一名中間人，或是一個工具”。近年來，歷史學家尼克萊斯（David Paull Nickles）對這種技術決定論的觀點進行了更復雜化的分析。他認為，電報增加了外交自主性，但快捷的通信有時也會阻礙國際沖突的理性解決，因為來自四面八方的大量外交信息極容易給予國內輿論以壓倒性的沖擊，使其無法有效地做出政治決策。

同樣地，電報對清朝外交的影響也是復雜而矛盾的：它既增加了中央政府獲取信息的能力，同時也削弱了中央在決策上的集權性。外交官員在其他通訊方式均緩慢、低效且不穩定的情況下，率先采用電報作為例行通訊方式，開了清政府正式使用電報的先河。因此，其最初的影響是讓使館在整個信息秩序中的地位驟然提升。由于朝廷和總理衙門都依靠使館進行談判并提供值得信賴的情報，外交官可以在一定程度內運用他們的自主權，以電報來傳播有利于他們海外的事業的信息。由電報傳遞的信息，無論在頻率還是數量上都遠遠超過外交日記所能承載的容量。外交官們不再對自己的見聞與活動進行事后的靜態描述，而是越來越將自己視為政策制定的積極參與者，他們以電報為主的交流通信篇幅漸漸變長且更加頻繁，更富有戰略意義。

遠西旅人 ：晚清外交與信息秩序

Qing Travelers to the Far West: Diplomacy and Information Order of Late Imperial China

皇甫崢崢 著 汪林峰 譯 李文杰 校

北美歷史學界對于晚清外交史研究轉向的風向標之一

美國圖書館協會2019年度杰出學術出版物

晚清外交風云錄，一書盡覽中西交匯的智慧與抉擇！

內容簡介

本書深入探討了晚清時期中國人對西方的認識與外交信息體系的構建過程。作者通過考察六位出使歐美的使臣的書寫模式，揭示了從1860年代初到1895年間清朝如何逐步重建與西方列強交涉所需的外交信息體系。本書突破了傳統學科界限，結合外交史、文學史、思想史與信息史，詳細解讀了晚清外交官如何書寫“西方”，并分析了這一過程中信息秩序的演變。

書中不僅結合了傳媒學理論，剖析了使臣們如何運用不同體裁和傳遞方式構建西方敘事，還探討了信息在閱讀集團中的演變和重新利用。同時，本書將宏觀敘事與微觀歷史相結合，展示了晚清士人信息采集的多元性、內外張力，以及使臣自身文化、思想、社會關系對其信息整理方式的影響。

全書分為八章，從清朝政府對國外信息采集的局限開始，逐步展現了出使大臣的身份轉變、駐外使臣的制度化、文書流通的電信化以及江南私人出版業對清政府信息掌控的顛覆性。最終，在甲午戰爭前夕，晚清士人對于西方形成了與官方意識形態相交錯的共識與話語，這一觀念變革與使臣們構建的信息秩序緊密相連。本書為理解晚清時期的中西關系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深刻的分析。

作者簡介

皇甫崢崢(Jenny Huangfu Day)，美國華盛頓大學東亞研究系學士，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歷史學博士，現任紐約州斯基德莫爾學院(Skidmore College)歷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近代中外關系史、外交史、國際法學史。出版專著Qing Travelers to the Far West: Diplomacy and the Information Order of Late Imperial China獲美國圖書館協會2019年度杰出學術出版物獎，整理出版《晚清倫敦使館照會檔案》，并先后在Modern AsianStudies, Twentieth-Century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中華文史論叢》等學術刊物上發表多篇學術論文。

已發表的英文書評摘要

在這本見多見廣、爭論激烈的書中，皇甫重寫了晚清中國與西方外交互動的歷史。由于沒有一個單一的中國，也沒有一個固定的、內部一致的西方，中國的外交家們毫不奇怪地發現，他們所發現和所寫的西方與他們自己所代表的不同觀點密切相關。

柯文（Paul A. Cohen）——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

在皇甫豐富而易讀的敘述中，19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不再是西方奇跡的一維監視器，而是復雜且完整的人類個體，對他們的傳統和周圍的世界有細致入微的理解。她的工作肯定會改變教學實踐，并獲得對19世紀中國思想史的理解。

蓋博堅（R. Kent Guy）——華盛頓大學歷史系教授

這項重要的研究通過清朝最早的駐歐外交代表的眼睛，提供了對“西方”的誘人一瞥。皇甫一絲不茍地重建了這些人物豐富的認知宇宙，并證明了感知“他者”的行為隨著1860年后新信息秩序的出現而改變。

斯蒂芬·哈爾西（Stephen Halsey）——邁阿密大學歷史系教授

結構和語言都很優雅……表明總理衙門的外交努力促使人們對已知和未知地區的思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墨安屴（Emily Mokros） ——美國肯塔基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皇甫對檔案、電報、私人信件和報紙的仔細挖掘，加上她對外交官日記、政治文章、旅行寫作和詩歌的細致閱讀，為專業外交使團和新信息秩序的復雜歷史的出現提供了許多批判性和原創性的見解。

Ke Ren——《中國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