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8月，巴黎。一位老人在病床上弓著背，他抓著妻子的手，喘著粗氣，低聲說出一句話：“我最大的心愿是回國。”他的名字叫唐納，或者說，馬繼宗。

這位曾經的名記者、大編輯、編劇、情報人員、戰地記者、地下黨，在生命最后一刻，沒有提出政治主張，沒有講述豐功偉績，只說了這一個念頭：我想回家。

而那個“家”，指的不是他在巴黎幾十年的生活，也不是他在美國短暫停留的公寓，而是中國，那個他一輩子繞不開的故土。

1985年秋天，唐納終于再次踏上中國的土地。他已經離開太久，整個國家都變了模樣。那年他71歲，在相關部門的安排下，帶著妻子和女兒回國探親。

他們從巴黎出發，悄悄落地香港，沒有張揚，也沒通知媒體。

在香港短暫停留后，他走訪了當年工作過的地方，見了幾位舊友。然后，他和妻子分頭行動。妻子帶女兒去了南方，他獨自北上，回北京見老朋友、老同事。幾十年沒見，話都說不完。他去拜訪了夏其言——當年的《解放日報》副總編輯，兩人聊得很投機，還約了一起吃大閘蟹。

吃飯那天，唐納開口說了一件事——他想寫回憶錄。他說，那些過往太重了，不寫出來，太可惜了。他還請夏其言幫忙，去找一些散佚的資料，比如抗戰時寫的劇本。夏其言滿口答應，回上海后就找人著手整理。

可惜，回憶錄沒寫成。人還在，計劃就已經中斷。他的身體撐不住了。

1988年8月，巴黎。74歲的唐納病危。他躺在床上，身體一寸一寸往下垮，連呼吸都費勁。

那天，他拉著妻子的手，說：“安娜，我恐時日無多……你知道，我最大的心愿便是回國。”

這是他的遺憾。他知道自己沒辦法再回去了。但他又說：“我也想寫一本回憶錄……說說我那些年的痛苦。”

有人說，一個人臨終前說出的話，才是真心話。

很多人提起唐納，會說他是報人，是編劇，是《文匯報》的主編，是江青的前夫，是革命中的文化人。

但實際上，這些身份都只是表面。唐納真正特別的地方，在于他橫跨多個世界——他是抗戰時的戰地記者，也是文化界的寫作者，是地下黨的外圍，又和中共核心人物有直接接觸。

他寫文章時很有才氣，在《時事新報》和《文匯報》都留下了鮮明印記。他做人圓滑，但不失熱血。面對歷史的漩渦，他不是局外人，也不是絕對的棋子。他在參與，也在觀察；在靠近中心，也保持邊緣。

而他這一生的復雜，并不是他設計的，而是那個時代給他的劇本。

唐納的第一段婚姻，是和藍蘋，也就是后來的江青。兩人年輕時因電影相識，一起演戲、寫劇本，很快結婚。可惜，婚姻短暫而倉促，沒能走遠。

第二段，是和陳璐，8年婚姻，育有一子。但最終還是散了。

真正陪他到老的，是他后來苦追10年的女記者陳潤瓊。這個女人，從國內到香港，再到美國，最后落腳巴黎，是唐納跟隨她，一步步“追”出來的生活。

這些感情經歷，并不復雜，卻能看出唐納的堅持。他不是浪子型的人，也不算癡情種子，但他始終在找一個可以真正共度一生的人。最終找到了。

而對外界來說，“江青前夫”這個標簽似乎最抓眼球，但唐納從未刻意避諱，也不曾炒作。他在回憶里說得很輕：那只是年輕時的一段過往。

唐納一生，從未對外公開過自己的“黨員”身份。但他的朋友夏其言說，唐納早在1930年代就加入了中共。而且他也是夏其言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當時，唐納還把一位中共成員介紹給夏其言，并說那人“學識豐厚，可以交流”，三人常聚在一起討論革命。更有趣的是，唐納和那人一起用“唐納”這個筆名發文，發表了大量政治傾向鮮明的文章。

多年后，中調部告訴夏其言：唐納“又入黨了”。

這個“又”字，不是打錯，而是有含義。

從未公開，但始終存在。這或許就是他一生“模糊身份”的寫照。

1978年，有一張照片流傳出來。

葉劍英、羅青長、唐納，三人并排而立。照片登在《南方周末》，唐納被標注為“旅法華僑”，但站在正中間。

這個位置，不尋常。

如果唐納只是個普通華僑，為什么能被時任中央副主席葉劍英接見？為什么能出現在這樣一張照片里，還站C位？

這不是巧合。

也正因如此，唐納的“身份”才越發讓人琢磨不透。他不是情報員，但比很多情報員更深入核心。他不是文人，但做的事情很多又超出文人的范疇。

他是那種，活在夾縫里的“關鍵人”。

唐納的夫人安娜，在唐納去世后帶著女兒參加了1989年在上海舉行的追思會。那是一場不張揚的小型儀式，很多人來悼念這位曾活躍在中國新聞界和文化界的老朋友。

會后，安娜和女兒又去了蘇州。她們走了一遍唐納三年前回國時走過的路。當成是和這位老人做最后的道別。

唐納的老宅，曾經年久失修，破敗不堪。直到2003年，才掛上了“唐納故居”的牌子，也寫進了蘇州平江區的區志。

這一切來得太晚。若是唐納生前能親眼看到，或許能稍感欣慰。但他沒能等到這一天。

《唐納不為人知的故事》

《巴黎幸遇唐納》

《唐納：神秘的身份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