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最初于 2022 年在臺灣出版，如今能有機會將這本書的簡體版呈獻給更多讀者，讓我感到非常興奮，也很開心。借由此次的出版，本書不僅有機會與更多讀者見面；也是一個契機，讓我可以對這段時間的一些意見及回應進行討論及補充。

《歧路彷徨：明代小讀書人的選擇與困境》一書，是我個人所規劃的三本系列作品的第二本，希望通過系列性的研究，解答我對明中晚期思想史的許多疑惑。第一本書《陽明學的鄉里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討論陽明心學在地方上的流傳，以及大儒帶領小讀書人進行的社會事業，尤其是大儒與小讀書人的共識及合作的那一面。由于過往的思想史研究較側重大儒，以及以大儒為中心的敘事，在大儒與小讀書人的共識及合作中，小讀書人很容易被視為隨從者，而無法有所主張。但小讀書人只能夠是大儒的附庸嗎？這是值得懷疑的。

也因此，該書對陽明心學的草根化有較深入而具體地了解，但我反而產生了更多的疑惑，所以過去這些年我仍持續在這個領域研究。我試圖從更大的范圍討論小讀書人的角色，從陽明心學、文學復古運動，以及明末制藝風潮這三股運動或風潮，談小讀書人所遭遇的選擇及困境。我初期僅打算寫作專書，但小讀書人的面貌紛繁多元，于是我便在專書寫作之外，將一些可以單獨處理的課題獨立成篇，而這些單篇論文越累積越多，遂集結成為本書。在這本書中，我有幾篇論文談陽明心學的流傳，也有幾篇論文是以個人為主角來切入議題，以及以個別地方（金溪）為中心看風潮的轉變。無論是陽明學的流傳、個人的困境，以及地方上的變動，都跟明中晚期三股風潮的轉變有關。

出版以后，身邊不少人在還沒有讀，僅看到書名時，就很有同感說自己是小讀書人。這些人，有些是老師或研究員，有些已是某領域的中堅，若放在傳統中國，他們應該都是舉人以上功名的人吧，但大家卻都覺得自己是小讀書人。其實我自己也是如此定位自己的。為何有此感受呢？因為無論我們有什么學歷，在什么位置，但對現實世界都是束手無策，無能為力。我們所能夠勉強做的，就是借由講課及教學，稍稍對課堂上的學生有所影響而已。但在課務上，我們不得自由，而在學術專業上，我們只是無名小卒。或許是由此而生的喟嘆吧。

什么樣的人算是小讀書人呢？如本書導論所說，我會把中低級功名的士人，甚至沒有功名的布衣處士，以及在地的、沒有跨地域的影響力的人，都視為小讀書人。這個界定，從功名的角度排除了擁有進士身份的人。原因是，我們不能無視功名的影響力，加上在不少相關的講會記錄或討論中，擁有進士功名的人，即使在學說或思想上毫無創獲，卻往往會得到不同的對待。也因此，盡管一個人在思想文化上的成就，跟他的功名不會成正比，但我們仍不得不把有進士功名的人從小讀書人的行列排除。但另一方面，我想指出的是，我們有必要從大儒與小讀書人的合作模式來思考這個課題，應更多從學術交流圈、人際網絡或群體來談，而不是將個別人物孤立起來看。孤立的個人，在思想文化史的意義是很小的。

在此，我仍想用《陽明學的鄉里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來說明。該書以江右陽明學派的重鎮安福、吉水兩縣為研究對象，其中安福有許多知名的陽明學大儒，這些陽明學大儒在縣城的書院講學，而小讀書人從各地前來書院聽講，回歸到鄉里以后，便會在鄉、都、族舉行鄉會、族會與家會，把大儒的學說做二次傳講。借由這些鄉里間講會的二次傳講，小讀書人展現了他們的主動性與能動性，他們不只是講學活動的參與者而已，還把學說進一步推廣入鄉里及基層民眾之間，陽明心學也才有可能在鄉野閭里及基層民眾之間產生廣而深的影響力。即連大儒率領小讀書人進行的社會事業，也是大儒出名，小讀書人出力。如大儒鄒守益主持的田土丈量，實際下鄉督丈的是來自各鄉里的小讀書人。

在大儒與小讀書人的合作模式中，小讀書人是與大儒并列的，而不是大儒的附庸。盡管大儒在學說上的創見及創獲，是小讀書人無法比擬的，但小讀書人在基層鄉里及民眾之間所做二次傳講的影響力，卻也是大儒所難以企及的。我們若是把陽明心學分作“作為學說的陽明學”與“作為運動的陽明學”，大儒是陽明學學說的核心，但小讀書人卻才是整個陽明學運動的關鍵所在。正是大儒在學說上的創獲，加上小讀書人的推廣，兩者相互激蕩，才有明中晚期陽明心學運動的風潮。尤其重要的是，正是這些小讀書人，讓陽明心學不同于兩宋以來的程朱學，讓陽明學大儒不同于地方士紳，因為在陽明學以前的程朱學或士紳，都無法或沒有動員那么多的小讀書人投入到二次傳講及田土丈量工作中。也因此，盡管個別的小讀書人微不足道，姓名或被埋沒，生平也不會為人所知，即使多方搜羅，也僅能夠找到極零碎及片段的資料，但借由一丁點一丁點資料的累積，我們仍可看出一個個的小讀書人在講會、田土丈量等事上的貢獻，更確實凸顯出他們在明中晚期陽明心學運動中的中堅及主軸地位。

盡管大儒與小讀書人的合作模式中，兩者是并列而等重的，但由于大儒往往更引人注目，人們所注意的，也總是鄒守益及其他大儒的生平與作為。所以在本書里，我更多關注小讀書人在宗教、文學、制藝等熱潮中的角色及位置，以及他們如何因應這些風潮的遞嬗轉變。而像李鼎、涂伯昌等人有文集存世，則是很好的個案研究。也許有些讀者會疑惑：李鼎、涂伯昌有舉人功名，李鼎還曾前往揚州講學，所往來的人也不少，他們仍算是小讀書人嗎？

李鼎與涂伯昌都是在過往思想史研究中默默無聞的人。李鼎雖常跟一些大人物關聯在一起，但他更像是幕僚、秘書的角色，未必會被那些大人物當作同群的人，也不見得被人放在眼里。揚州是李鼎除了故鄉南昌以外待得最久的地方，該地聚集不少邊緣人物，而李鼎選擇此地，似乎也有一種邊緣人的自覺吧。李鼎有凈明道的著作，但在秋月觀暎教授的經典作品中，僅知他是李長卿。至于思想史研究就更少有人談到他，在我從傅斯年圖書館找出他的文集以前，幾乎未見有人用過他的文集。涂伯昌亦然，天壤之間，或許從未有人注意過他。他貧窮、清苦，即使考取功名以后生活有所改善，但理會他的人仍不多。二人在當時的思想文化圈都是邊緣人，所以我不時會遭遇一些人的質疑，有人問我：這些人都沒人聽過，也不重要，為什么你要寫，而我要讀？也有人問：李鼎、涂伯昌這些不知名的小人物，能有什么研究的價值呢？論文審查人更具體問：這些人在思想史上能有什么位置？這些問號都很有趣，因為這些問號透露了某種信息：無論是我，或質問的人，都不會因其舉人功名而否定他們是小讀書人。在我看來，他們是值得關注的小讀書人；在質問的人看來，他們是默默無聞，沒有研究價值的小人物。直到他們走到鎂光燈前，被幾篇學術論文當作主角以后，他們才總算得到一點被正視的機會吧。

如果用今日學界的景況來做比擬的話，李鼎與涂伯昌就像是一些博士候選人或博士后吧。不少人應該都有類似的經驗，我們會在一些學術場合見到博士后，他們在會議上提問、報告或發表文章，提問很有重點，文章很精彩，而且他們可能還認識不少人，也跟不少人有往來交流，但他們卻仍被當作學界的邊緣人。這類情景也見于期刊論文的審查。我在博士后期間投稿的文章，據說便有人提出博士后的論文是否適合刊登的問題。我有教職以后，參與一些學術審查的會議，有些期刊會明白指出，若有博士候選人或博士后的文章，必須審慎考量。盡管博士后已有博士學位，即使他們下一階段就是高校教師，但整個學界、高教體系，仍然把他們當作圈外人。也因此，像李鼎這種已對進士功名及官場進取斷念的人，他再活躍，認識再多人，仍然不會被當作自己人，他不是大人物，他只是被大人物帶在身邊的小讀書人。若要說得更直白一點，就像太史公說的，倡優畜之。或用當代較文明一點的話說，就是陪公子讀書。陪讀的人不會被當作大人物的。

我完全無意于嘲弄李鼎或今日許許多多的博士后，因為即使身為高校教師，又有幾人不自覺是倡優之所畜，流俗之所輕呢？身在重理工輕人文的學校任教，有人多次問及在這類學校的感覺，我便以倡優自嘲。某次拜訪某個學院，那個學院的老師也把自己定位為陪公子讀書。不愧是以陽明為名的學校，果然是此心同，此理同。

我是個性有點悲觀的人，所以看到繁華便會想到衰亡，讀歷史上的人、事、物，也總會注意其興亡起滅，及在時間中的流變。也因此，我無法只看一門學術或思想的盛，也會看它的衰。當陽明學衰了以后，大儒可以繼續講學，堅守學術主張不變，但小讀書人卻須考慮現實的無奈，他們無法舍家人而不顧，也無法一意孤行，獨任己心。于是我們會看到小讀書人一個個離開講會，而大儒則繼續講到最后為止。風潮變了，小讀書人走了，而大儒則是最后離開的人。大儒作為典型，令人景仰，而小讀書人的選擇與流動，則凸顯了風潮的轉變。相對的，在面臨存亡之際，大儒或會繼續講究內在心性，而小讀書人則有紛雜而多樣的選擇，只不過，無論做出哪種選擇，都不會在歷史上留名。即使如涂伯昌，他選擇跟大儒一樣與國俱亡，也不會有人記得他的死。

思想史總給人高大上之感，以至于不少人認為，必須通過田野或社會經濟史研究，才更能了解升斗小民的生活。但其實人是活在思想及文化中的，人需要衣食，也需要希望，而且越是生活在困境中的人，他們越需要希望，而這正是思想史應該去討論的。那看似虛幻而沒有實體的希望，會用思想的形式存在著；而這些看似高大上的思想，卻是讓人們持續生活下去的支柱。今日我們盡管衣食無虞，卻可能跟古人一樣茫然失措，我們仍然是處在歧路與困境中的小讀書人，而作為小讀書人的我們，所能夠寫的，就是小讀書人的故事，以及盡可能從小讀書人的世界來勾勒這個社會中形形色色的人吧。

張藝曦

2024 年 9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