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19日，杭州9歲圍棋少年朱某鑫從高樓一躍而下，結束了自己短暫的生命。這個曾以7歲之齡斬獲全國冠軍、9歲晉升圍棋業余6段的天才少年，最終倒在了父親長期施暴的陰影之下。

悲劇發生后，輿論場中出現了一種危險的傾向：部分討論試圖將施暴行為納入“教育方式”的范疇，甚至以“望子成龍”為暴力開脫。

這種混淆暴力犯罪與教育邊界的邏輯，無異于在討論“吃屎”時分析其膳食纖維和其他營養構成一樣荒謬至極。

家庭暴力就是犯罪，而不是任何教育手段

朱某鑫父親的暴力行為早有預兆：從朱某鑫幼年時“不乖就揍”的威脅，到輸棋后當眾扇耳光、拿腳踹甚至拿煙頭燙的虐待，再到長期限制其與母親見面，這些行徑早已超出“教育方式”的范疇，構成赤裸裸的暴力犯罪。

據網絡報道中的目擊者描述，朱某鑫被打得“像破布一樣飛出去”，比賽中常帶傷痕，甚至在賽后被父親踢到“爬不起來”。這種以羞辱、摧殘身體為手段的控制，與教育毫無關聯——教育的目標是培養人格獨立的人，而非制造恐懼驅動的“工具”。

更諷刺的是，這種暴力行為受到了朱某鑫周邊社會機構的默許、縱容，甚至美化，以致于一個9歲的少年最終對世界失去了信心。培訓機構七次報警未果，法院以“父親更利于棋藝發展”為由將撫養權判給施暴者，賽事主辦方允許朱某進入選手休息區，福建省圍棋協會甚至在表彰詞中鼓吹“虎父無犬子”。

這些機構將暴力美化為“嚴苛訓練”，實質上是以功利主義掩蓋犯罪，將孩子的身體與精神健康視為換取成績的籌碼。

混淆邊界的輿論陷阱

輿論場中常見的辯護邏輯——“打罵是為孩子好”“棍棒底下出孝子”——本質是將暴力犯罪偷換為“教育理念分歧”。

這種論調的危險性在于，它模糊了法律的紅線。《反家庭暴力法》明確規定，毆打、辱罵、限制人身自由等行為均屬違法，與“教育目的”無關。

朱某鑫案中，父親的行為已涉嫌故意傷害罪甚至虐待罪，但部分討論仍將其歸咎于“教育方式不當”，試圖在道德層面為其尋找合理性。

這種混淆的根源，在于社會對“家長權威”的病態寬容。朱某鑫的母親曾因家暴報警，卻被法院駁回撫養權訴求；村民勸阻施暴反遭朱某辱罵毆打；培訓機構教練明知暴力存在卻僅“口頭勸說”。

這些現象折射出一種集體無意識：家庭內部暴力被默認為“私事”，外界干預被視為越界。然而，當施暴導致兒童死亡時，輿論才驚覺“私事”早已升級為“公害”——但為時已晚。

法律執行失效與制度性縱容

朱某鑫的悲劇暴露了反家暴機制的全面失靈。

盡管《反家庭暴力法》規定“強制報告制度”，但知情者普遍選擇沉默，這種系統性失效的背后，是制度對兒童權益的輕視——法律條文淪為紙面宣言，兒童仍被視為父母的“附屬品”而非獨立個體。

更值得警惕的是，社會對“成功敘事”的迷戀為暴力提供了溫床。朱某鑫的父親在社交平臺塑造“嚴父”人設，用孩子的獎杯包裝暴力；媒體渲染“天才隕落”的噱頭，卻忽視暴力的日常性；甚至部分公眾潛意識中將“打出來的冠軍”視為合理代價。

這種扭曲的價值評判，使得施暴者得以用“教育成果”抵消罪責，讓受害者承受雙重傷害。

重建邊界：將暴力剔除教育話語

要避免悲劇重演，必須徹底割裂暴力與教育的關聯。

司法機關和警方需要明確家暴案件“刑事優先”原則。朱某鑫案中，施暴者長期行為已涉嫌刑事犯罪，司法機關應摒棄“家庭糾紛”的定性慣性，嚴格追究刑責。

對學校、培訓機構等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單位，必須落實強制報告義務，對未履行報告義務者需承擔連帶責任，打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惰性。

而媒體，應該停止渲染“虎爸狼媽”的扭曲成功學，公眾討論需徹底剔除“打罵教育”的合理性——正如我們不能因“為減肥絕食”而討論絕食的保健價值，暴力亦不應因其發生在家庭中而獲得道德豁免。

朱某鑫的縱身一躍，是對暴力最絕望的控訴。當我們談論這起悲劇時，若仍糾纏于“教育方式”，便是在替施暴者辯護，在受害者的傷口上撒鹽。

暴力從來不是教育的手段，而是對教育的徹底背叛。唯有將施暴者送上審判席，將兒童權益置于血緣關系之上，才能告慰這個9歲少年被暴力碾碎的靈魂——他本該在棋盤上落子如飛，而非從高空墜落。

槍斃幾個典型就都踏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