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1947年-），1981年畢業于武漢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并留校任教，1992年調到廈大。易中天回憶說，到廈大的第一場講座是在1993年廈大校慶72周年時舉辦的，題目是《藝術起源》。

當時聽眾只有5人，聽了一會兒，走了兩個，剩下3個。易中天的出名源于鳳凰衛視看到他寫的一本書，被邀請到鳳凰衛視開講，因此引起央視注意。這本書是易中天到了廈大后出版。2010年，廈大老書記、老校長陳傳鴻去世后，易中天在博客中報料說， 2001年，自己買房缺錢，時任廈大校長的陳傳鴻自掏腰包無息借給他幾萬元，當時易中天還是廈大一名普通老師。

關于課題，易中天說，我在廈大完成額定工作量和晉升教授后，不報課題，不報獎，不發論文。本文為南方人物周刊記者丁果對于易中天的一次采訪，經“必記本”重新編輯發布，特此分享。

記者：在社會轉型的春秋戰國時期，孔子也好，其他人也好，周游列國，推銷自己的治世學說，受到禮遇和采用，則留下；稍不對勁，就拔腿走路。為什么那個時代的統治階級有這樣一種雅量？因為如果你拔腿走路，就會有一個問題--非為我所用的人，必為敵所用，理應要干掉，這是簡單的邏輯。但為什么他們有這個雅量？

易中天：因為他們是貴族，這點非常重要。從春秋到戰國中期，各國的統治者至少還是貴族。真正的貴族，最重要的還不是身份、血統，還要有貴族的精神、貴族的氣派。雅量就是貴族精神的重要部分。否則他就不配當一個貴族。這是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當時社會的變革，就是由邦國制度變成帝國制度。有能的君主要來當這個兼并天下的人，無能的君主要守住自己的國家不被人家給吃了。君王們清楚地知道，靠他們個人的能力，是做不到的，兼并不成，守成也難，必須依靠人才。這些人才就是“士”，所以形成養士之風。當時戰國四君子，齊有孟嘗，楚有春申，趙有平原，魏有信陵，每人養士三千。即使白吃白喝，也沒有關系，他們要顯示的就是招納天下賢士的雅量。

如果謀生排在了第一位，怎么可能出思想家呢？

記者：如果在邦國時代，貴族精神的形成或者說“士”的形成，是依賴世襲制的，這種世襲在今天社會的氛圍里面是很難了，尤其是在中國的土壤里。是不是帝國制度本身，就是扼殺“士”的貴族精神的罪魁禍首？其次，在今天的時代，也就是在大一統的時代，這種“士”的貴族精神有沒有可能恢復？

易中天：首先先回答第一個問題，帝國是不是扼殺士的貴族精神的罪魁禍首？我同意。是的。首先就是因為在帝國時代，世襲制改為任命制，貴族沒有鐵飯碗了。要知道在春秋的時候，“士”沒有世襲的領地，但有世襲的職務，叫“世職”。有世職的就有世田，即沒有領地但有土地，可以吃固定的稅賦，在經濟上衣食無憂。衣食無憂就可以思考問題，他不用謀生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退一萬步，即便沒有世職、世田的這些“士”，他變成“毛”了，他還有很多的“皮”（各國君主）可以依附，他有自由選擇，而且“皮”還不敢怠慢他。那么他也可以有自由的思想。

記者：到帝國時代以后，這個條件都不存在了。

易中天：不存在了。到科舉制度以后，做官成了一個謀生手段、職業了，這個就很槽糕。如果謀生排在了第一位，思想和學問淪為敲門磚，那怎么可能出思想家呢？

記者：為五斗米折腰，所以假思想、假道學、假學問就盛行了。

易中天：回答第二個問題，戰國時期，雖然“毛”并不太多，但皮有很多。而且“皮”要來搶這個“毛”。到了帝國時代，“皮”只有一張，“毛”很多，有的是“毛”來依附我，我為什么要對你客客氣氣呢！所以帝國時代對士人、讀書人的態度越來越壞。

秦漢、哪怕到三國的時候，還能夠禮賢下士，東漢末年可能是最后的好時光，才有《三國演義》寫出來被所有人津津樂道的“三顧茅廬”，那種遺風到科舉制度以后就沒了。所有的讀書人都不再有獨立人格。你是我的考生，你乖乖來考試，考不上你就沒有了。結果是什么呢！是宋代以前的宰相上朝時是可以坐下來的，在秦漢叫“三公坐而論道”。宋以后是站著了。到了明代朱元璋這一朝，是脫了褲子出去打屁股的，可謂斯文掃地了。

知識分子最好能爭取經濟獨立

記者：我們今天不是帝國，但誰也不否認我們是大一統的國家，我們也不再期待中國分成六七塊，變成邦國，來重現春秋這個時代的機制氛圍，重現百家學說爭鳴。那么，在現代的社會條件下，那一段歷史的輝煌在今天有沒有重現的可能性？如果要重現，條件在哪里？那個條件是否在于現代的“士大夫”，即知識分子本身？

易中天：從邏輯上講，帝國時代和邦國時代的共同特點是政權天授、君權天授（因為中國沒有上帝，因而不是神授，是天授）。而民國、共和國，至少在理論上講是民授，納稅人說了算。我們現在必須反復強調政府是由納稅人供養的。

有了這個觀念以后，我們可以做到第二步，就是學術機構的完全自治。賀衛方先生有個觀點，就是大學應該是“學者共和國”，這是對的，大學就應該是自治的共和國。西方比如美國，好大學是私立大學，政府本來就沒資格管，也沒錢管。西方捐資辦學的機構也都有一個很好的共識，就是我是出錢的，事我是不能管的，董事會任命的校長，學校怎么治，讓校長去治，學生或教師不滿意可以彈劾罷免校長，中國還沒有這套機制。中國教育當局提出大學去行政化，如果真能實現的話，應該說還有一線希望。國家要建立這么一個觀念：給這個學校行政撥款，撥教育經費，這是納稅人的要求，納稅人要求錢這么花。

第二條就是，政府撥的錢要交給大學自己去用，不能再管。

第三條就是，對每個知識分子而言，最重要的是自己保持獨立。知識分子應該建立一個觀念：我在大學里面領一份工資，或我在研究所里領一份工資，不是誰的恩賜，是我的勞動所得。這個錢不是當局給我的，是納稅人給的。中國大部分人，仍然沒有這個觀念。

記者：中國連頂尖的知識分子都沒有這個觀念，我們要提倡這個觀念，權為民所賦，知識分子的獨立基礎，正在于此，納稅人的概念，在西方是最普遍的常識。回到帝國時代，統治者沒有需要了，自然就冷落了“士大夫”。

易中天：豈止是冷落，是要割小弟弟的，司馬遷的小弟弟不就被割掉了。自從漢武帝割了司馬遷的小弟弟之后，士大夫知識分子的精神小弟弟也就被割掉了。

記者：把話題回到諸子百家，在當年的學術爭鳴中，個人和體制的關系到底應該怎樣處理、平衡？

易中天：我知道你更想從制度上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但制度問題，老實說我無能為力。我更多的想談個人。剛才講，我領這個工資，或者我拿這個課題，這不是誰的恩賜，這是我的勞動所得，我理直氣壯地拿。如果硬要感謝，我感謝納稅人，我對納稅人負責，我不對直接給我錢的機構負責。你能不能建立這個觀念？作為個人，能不能守住一個底線？就是絕不奉承、絕不說違心的話。

我不要求知識分子充當社會的良知與良心，為國計民生奔走相告，幫民工討工資，這不是知識分子干的活。說老實話，做知識分子的底線，只要能做到不昧著良心說話，不搖尾巴行不行？你至少可以不說話，不要有關方面拿出個什么東西來，你就一片歡呼，然后就引經據典地證明決策是多么英明偉大正確。

記者：誰都知道，知識分子要有骨氣，要有節氣，但在經濟不獨立的前提下，談什么骨氣？恐怕連保持沉默的權利都會放棄。

易中天：這是我要談的第三點，知識分子最好能爭取經濟獨立。李澤厚跟我講到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知識分子學者被收買的問題。我說你不能要求別人都像你這樣道德高尚，不為五斗米折腰，我主張的是即使你要收買，你也買不起。我現在就可以拒絕20萬出場費的一堂課，我不缺錢。

記者：社會轉型的時候比較容易出思想，但中國不可能再現過去春秋戰國的歷史，如何能讓中國學術思想獨立、士大夫知識分子精神光大起來，除了回歸憲法以外，還有什么其他的路？

易中天：春秋戰國是中國社會的轉型期，現在也是中國社會的轉型期，春秋時代面臨中國向何處去，現在也面臨中國向何處去，所以才有你這一問。但春秋戰國沒任何可供參考的模式道路榜樣，只能大家來討論。現在則不同，有諸多模式可供參考。

我贊成李澤厚先生的觀點，中國不是向何處去，而是不向何處去，那么把所有不（NO）都弄清楚了，余下的可能正是出路。一點點去做，自然會水到渠成。

記者：跟你聊天，覺得你從根底上，還是對中國人的民族性格是悲觀的，不是嗎？

易中天：我不否認，說我悲觀是有道理的，我真的對中國知識界極其悲觀，他們都已經形成本能了。你就做一個實驗，來開一群什么什么人文社會科學大會，來一個領導，你去看一看他們的臉上，有幾個人不露出諂媚的笑。我不要求別人怎樣，但我自己堅持該說什么，該不說什么。其實，只要有一個人堅持，就會有十個人堅持。有十個人堅持，就會有一百個人堅持。只要你能夠堅持下去。

千里之堤毀于蟻穴，是因為很多人都說，“唉，堅持有什么用呢”，他不堅持，結果是大家都不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