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您真要辭了副總理的職務？”1980年寒冬的夜晚，陳永貴放下正在口述的辭職信，望著兒子遞來的熱茶騰起白霧：“賈進才書記總說'人得知道自己站在哪塊地上'，我現在該回大寨了。”這個決定讓黃土高原上走出的副總理重回田間，也讓歷史回溯到那個改變中國農民命運的年代——當陳永貴在政壇謝幕時，那位比他年長八歲的引路人賈進才，仍在太行山褶皺里的大寨村默默耕耘。

1910年出生的賈進才比陳永貴更早嘗盡人間疾苦。二十年代的大寨村，七成土地攥在三個地主手里。寒冬臘月給地主鑿石頭的場景，賈進才至死難忘。凍裂的虎口滲著血，東家卻罵他鑿得不夠方正。“那時我就想，咱們農民生來就該當牛做馬么？”四十年后他在村口老槐樹下與青年憶苦，粗糙的手指摩挲著石碾上的凹痕。這種切膚之痛在1946年迎來轉機，37歲的長工賈進才在煤油燈下填完入黨申請書，窗外的太行山正透出黎明前的微光。

組織農民互助組的經歷讓賈進才意識到，單靠蠻干改變不了命運。1947年擔任首任村支書時，他特意把辦公桌擺在打谷場上，讓每個路過的村民都能看見賬本。“陳永貴那會兒剛學會打算盤，總愛湊過來看。”賈進才后來回憶道。這個比陳永貴年長八歲的書記，在土改中發現了同鄉的特別之處：別人算賬只記收成，陳永貴卻在本子上畫滿梯田改造的草圖。有意思的是，當多數干部忙著分田地，賈進才已在琢磨如何讓土地增產——這正是他后來力薦陳永貴接任的關鍵。

1952年的春耕動員會上，賈進才突然宣布辭去支書職務。會場頓時炸了鍋，幾個老伙計急得直拍桌子：“老賈你撂挑子，咱們的梯田工程咋辦？”他笑著把陳永貴推到人前：“永貴畫的治山圖，比我這老骨頭想得長遠。”這個決定需要極大魄力，畢竟當時的陳永貴連掃盲班都沒結業。但賈進才看準了他骨子里的倔勁——為改良鹽堿地，陳永貴連續三年把自家口糧換成草木灰當肥料。

接棒后的陳永貴果然不負所望。到1956年，大寨糧食畝產從解放初的80斤躍至349斤，石頭縫里長出的玉米稈比人還高。賈進才退居二線后也沒閑著，帶著石匠隊把荒山鑿成梯田。有次暴雨沖垮新壘的田埂，六十歲的他愣是三天三夜沒下工地。村民勸他歇息，他指著山腰的窯洞：“永貴在縣里開會都惦記著咱們，咱能給他丟臉？”

1975年陳永貴當選副總理的消息傳來時，賈進才正在給村小學砌圍墻。放下沾滿泥漿的瓦刀，他掏出珍藏的互助組名冊，在“陳永貴”三個字下重重劃了道線。有意思的是，當記者蜂擁而至采訪“伯樂”，他卻躲在打谷場劈石料：“我就是個打石的，國家大事有永貴操心，咱們把地種好就行。”這種質樸的智慧，讓他在特殊年代始終保持著清醒。

八十年代的大寨面臨轉型陣痛，退下來的陳永貴常回村與老書記長談。村會計記得有次撞見兩人在窯洞算賬：陳永貴扒拉著算盤說“化肥用量得減”，賈進才捏著煙袋反駁“老法子也得改改”。爭到面紅耳赤時，忽然相視大笑——這對搭檔三十多年，較勁的脾氣倒是一點沒變。賈進才晚年最欣慰的，是看著村里建起首座機械化養豬場，當年他親手鑿的石槽被收進村史館，玻璃柜上貼著他寫的“不能忘本”。

2001年冬，91歲的賈進才在睡夢中離世。送葬隊伍經過他開鑿的狼窩掌梯田時，鵝毛大雪忽然轉晴。村民說那是老書記最后看了眼他奮斗的土地。如今大寨紀念館里，賈進才的黨費證和陳永貴的勞動工具并排陳列，發黃的紙頁上工整記著每月五毛錢的交納記錄。當年他力排眾議推舉的陳永貴，終究用半生實踐了他那句口頭禪：“好日子是石頭縫里摳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