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右一）與家人在青城山上清宮

張大千先生的青城藝緣所涉，今人多因愛之切而傳誤多。其青城藝緣之初始，距今已時隔數十年；又因其藝術生涯的博大而牽引繁雜，并逢世變多故而南北輾轉等緣故，各家之說，往往述見不一。但根據張大千信札、畫作款識的內證以及報刊、親友的相關記述，可對張大千先生的“青城藝緣”的緣起、到青城的時間以及卜居青城的相關活動，作出較為清晰的初步判斷。

1

“青城藝緣”的緣起

張大千于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時，主要藝術學習與生活在上海與江浙北平一帶，在抗戰軍興后一年，離開北平，輾轉卜居于青城山上清宮。從張大千自身的幾次手書中，皆可見有“抗戰軍興，間關還蜀，卜居青城”的記述。這種記述，容易使人們直接將“青城藝緣”的原因，歸結于全民族抗戰的爆發。

然而，從1937年七七事變，到張大千1938年秋卜居于青城山上清宮的時間段來看，其間張大千曾先后去過蘇州、南京、天津等地。即使是“間關還蜀”的歷程，也輾轉于上海、香港、陽朔、重慶等地。這樣來看，把張大千到青城卜居的原因，歸結為全民族抗戰的爆發，并不是十分恰當。于是，就有必要梳理一下當年的時代背景與同時期作者作品中記錄的信息。

早在民國22年（1933年），張大千昆仲欲還蜀，因兵亂而未能成行；民國23年，四川第二次“二劉戰爭”，劉文輝敗走雅安、邛崍，局勢動蕩，亦未能還蜀定居（見故宮博物院藏，戊寅三月作《雁蕩觀瀑之圖》款識：“1938年3月款：三年南北，治亂不常……”）。至民國26年（1937年）全民族抗戰爆發，同年底，上海與南京相繼淪陷，再至抗戰軍興后一年的民國27年（1938年）1月到5月，徐州會戰爆發，繼而又徐州淪陷。北方愈加動蕩與不安，迫使人們紛紛避遷到相對安全的區域。

隨著國內抗戰形勢的急劇變化，西南方向的政治局面和社會文化發展形勢日新，張大千遂作出離開北平的決定，在經歷了“間關還蜀”的數月行程后，目的地非常明顯，即卜居于蜀中灌縣（今都江堰市）青城山之上清宮。

這是張大千藝術文旅歷程之中極其重要的一次輾轉回歸，乃有著復雜多樣的現實背景。

早在九一八事變后，國內開發西北的呼聲變高，同時對西南的關注，以及對長江文明的審視關注也愈多。“長江一線”自魏文帝臨江作“天限南北”之嘆后，一直在國人心目中具有特殊的戰略意義。20世紀30年代，它在國人心目中已突顯到一個特別重要的地位。

作為長江上源的灌縣以及其獨特的青城文化，更多地見諸報刊與書籍。隨著國民政府的南遷重慶，使得大批文化界人士聚集于西南，四川文化界也隨之發生劇變而呈現出繁榮之貌。

與張大千先生交好的國民政府重要軍政官員如張群、張目寒、馮若飛等，以及擔任教育系統要職的郭有守先生，作為地方文化美術界名流的同鄉林君墨先生等等，都會集于川渝。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張大千先生歸蜀并卜居青城的選擇。其中老友黃君璧于1937年秋隨政府西遷到重慶；友人郎靜山、盛學明等攝影家，亦皆陸續遷聚于西南；稍前1935年初夏，徐悲鴻先生游灌口并贊美戰國李冰之功；再如丁六陽道士出蜀，或黃賓虹及吳一峰兩位先生入蜀等，這些與張大千先生相熟悉的師友的西南行旅，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大千先生離開北平到青城卜居的先導。

1937年7月吳一峰先生游蜀返滬時出版了《吳一峰蜀游畫集》，集中刊印了寫于灌縣的“離堆天下奇”與“竹索橋”，以及寫于青城山的“丈人峰”等作品。它們對張大千先生來說，也無疑具有一定的向導式影響。

長時間以來，張大千先生作為生活在異鄉的藝術家，面對故鄉的母體文化，具有強烈的眷戀之情，擁有極強的自信心。在更早時期的壬申（1932）年，張大千在所題吳一峰先生《壯游圖》中寫道：“一峰道兄，既窮天目、天臺之勝，復將裹糧入蜀，青城、劍閣雄麗甲天下，予生長蜀中，竟不得一游，卻被遠人所收，寧不愧死，安得謝絕塵事，青鞋布襪，一筇相倚，與君徜徉于山巔水涘耶。”

同時期的壬申（1932）年八月，張大千先生所臨程瑤田《芋花圖》款識則記：“原本歸黃賓老，賓老方將溯長江入蜀……”這里僅因為芋之名，聯系到傳揚于蜀地的民諺，聯想到其獨特而不斷疊加的故鄉母體文化的召喚，一種由民族與家族之念，并及故園之思的鄉愁，便油然蕩漾于胸間。此情此景此時，與同時期壬申八月的自畫像作品中，其所表露的“愴然南望”的情思一樣，自然亦是先生歸蜀之種種前緣。

總而言之，張大千先生的“青城藝緣”之所以發生，不僅有動蕩時代促使其羈旅思歸（包括眾多師友南歸的推動、西南新文化環境形成的吸引）的原因，亦有熱愛并自覺探究母體文化的需求，更有青城山符合張大千高度認可的“可以觀、可以游、可以居”的得天獨厚的人文環境的誘惑。

張大千作品：《麻姑像》

(青城山碑刻之一)

2

“青城藝緣”早期的時間節點

據目前已見文獻資料顯示，張大千先生早在上世紀20年代其藝術發軔之時，便與青城“邂逅”。張大千與師友丁六陽及其兄張善子合出的《丁六陽張善子張大千畫冊》便是佐證。此畫冊出版于民國17年（1928年），由李健與曾熙箋署，附有六陽道人（丁六陽）與張善子張大千昆仲的畫例。

彼時六陽道人（丁六陽）于辛亥前后在青城山已居十余年。他與張氏一直交好，并在此后的十余年中，時見合作作品，或共同展覽，如民國18年（1929年）2月21日刊登于《晶報》的《大風堂所藏書畫展覽會啟事》所記：“并將善子大千及六陽道人平昔所作另陳一室，續貂之誚，知不能免，尚乞大雅名流，屆時惠臨指教則甚幸。張善子大千謹啟。”由此，更可以確定張大千在與丁氏交游時，便已接觸到青城山及其文化的諸多信息。

張大千了解青城文化的途徑比較多，無論是詩詞方面，或是早年以揚州諸老作為臨學對象時，都能直接或間接地觸碰到青城文化，這使得他對青城山的情感愈加濃烈，其歸蜀卜居青城的愿望持續發酵,至上世紀30年代，表現得愈加熱烈。如1932年他的自畫像款題所示：“壬申二月八日，漏已三下，篝燈自寫三十四歲小象，愴然南望，不勝歸思矣。”

此年為黃賓虹先生入蜀之年，同年張大千臨《芋花圖》，感念蜀中風物，抒發思蜀情懷。這與題吳一峰先生《壯游圖》時的情景大體相同。誠如1960年張大午所作《夷陵三游洞》的回憶：“予于癸酉（1933年）三月，與仲兄虎癡、三兄麗誠、四兄文修過此，思溯江還蜀，以兵亂而止……”

其他如張大千之女張心瑞女士在《拾得珍寶》之《珍藏的記憶》一文中回憶：“張大千先生于1938年6月到重慶，當年夏末借居嚴谷生先生家不久舉家搬到離成都60公里的灌縣青城山。”

按張心瑞女士的回憶，即使是農歷的六月，也明顯與事實不符，因為張大千先生閏七月時，尚在香港；再參考《徐悲鴻年譜長編》第192頁所記“（民國27年）9月下旬，張大千由梧州電告徐悲鴻，欲游桂林與陽朔”以及“10月9日（八月十六日），與張大千、李濟深、孫佩蒼等友人攜十六箱藝術品乘兩舟啟程”，更能說明農歷的八月時，張大千先生尚在桂林。

從離北平，經上海、香港、桂林、重慶、成都，到卜居青城山，這是張大千先生“青城藝緣”早期的一次重要行程，是其藝術人生的一次轉折，自民國27年（1938年）5月中旬離開北平，至10月下旬于青城山卜居，由戊寅的仲夏到秋末，經歷了5個月的行程輾轉，其間的地點時間相對明晰，目的地亦是非常明確。由這些“青城藝緣”早期的時間節點，可以顯見從上世紀20年代中期，張大千與青城文化的邂逅，以及最初的勃然動桑梓之念，至30年代末期歸蜀而卜居青城山上清宮的這次重要的藝旅軌跡。

張大千作品：《青城紅葉小鳥》

3

卜居青城的時間

學界關于張大千居上清宮的時間除年份不確以外，亦有于戊寅（1938年）季節上的各自為述。

張大千到青城起于何時？據目前所見，贈馮灌父先生的《江南小景》，是張大千先生作于初到青城山中時間最早的一件山水作品，其落款為：“戊寅十一月，青城山中，大千弟張爰”。按戊寅十一月起于1938年12月22日，時節已為冬季。今日也多有因此件作品而誤會者，認為張大千先生到青城的時間為“12月下旬”或“戊寅冬”，又或“戊寅歲末（歲杪）”。

從張大千歸蜀的行跡來看，以卜居青城山為目的地是相對明確的。如戊寅（1938年）五月所臨《陶圃松菊》款記：“將有蜀道之行，屆時恐不得北來介壽……”再如這年閏七月所作《入蜀圖》款記：“戊寅閏七月，寫贈筱丹世兄，時同客至香澥，明日余亦將發桂林歸蜀矣，他日相期于劍閣青城間……”此時更是明晰地顯示了其青城藝旅方向。

張大千先生到青城之前，是其“青城藝緣”的早期，由“青城藝緣”早期到歸蜀卜居青城山上清宮，今人皆以“抗戰軍興”為重要的時間節點，又多以“抗戰軍興”與“歸蜀到青城”的時間并述，或此詳彼略，或此略彼詳，更有直接將“抗戰軍興”定為到青城卜居的直接原因，以致有關各種記載各執一端，頗多抵牾——于各式年譜或略或誤。

如臺北故宮博物院出版的《張大千書畫集》，無論1980年1月第一集、1980年12月第二集、1982年2月第三集還是1983年1月第四集皆作：“1938戊寅，逃出日人勢力回四川。1939己卯。居成都青城山中，重慶展覽。”1983年10月第五集、1985年7月第六集，以及1990年5月第七集，則皆改用新編年譜：“民國27年（1938年）戊寅：用計逃離北平，經滬、港返蜀。卜居成都灌縣青城山之上清宮”。

四川省博物館與澳門博物館等于2001年編《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及大風堂用印》的展覽畫冊年譜中，則誤為：“一九三九年，民國二十八年，己卯，四十一歲，居青城山。”

再如1996年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中國近現代名家畫集 張大千》的張大千年表部分，亦誤為：“1939年，己卯，居青城山上青（清）宮”。

又如楊詩云先生在所作《張大千書畫碑刻——四川灌縣青城山記》一文中所記述：“民國二十七（1938年）戊寅歲杪，張大千為躲避城市的喧囂以及日本飛機的騷擾，將其妻室子女一二十口人（包括弟子、勤雜人員等）舉家借居于青城山的上清宮進行創作”（又，楊詩云《張大千印說》第42頁左第3行又誤為“戊寅歲末，上青城山，借居上清宮”）。

關于張大千先生到青城山的時間，張大千先生自有述及，或見諸作品，雖沒有給出直接、具體的時間，然多有季節性的表述：“戊寅秋”或“戊寅秋末”。如他在到青城后的第二年，作于己卯（1939年）三月朔的山水《上清宮》作品款識中憶述：“去年秋，從故都間關還蜀，卜居青城。”又如，在山水作品《青城常道觀》作品款識中憶述為“予以戊寅秋末入青城常道觀，時紅葉滿山”等等。顯然在這些作品中，給出到青城山中的季節性時間，是明顯要早于創作于冬季的作品《江南小景》的落款時間。

按當時張大千先生的作品款識，是用農歷（陰歷）紀時，包括生活中，也是多以農歷（陰歷）紀時，證之1939年為張目寒所作《蜀山秦樹卷》，則最為明白。張目寒先生在紀游中記述五月二十五日事，張大千先生同日詩注則云：“己卯四月，同君璧、目寒北游，歸途自朝天驛買舟至廣元。”傅維新先生在《張大千在歐洲鴻爪》文中記：“大千每年過生日，均以陰歷作壽。”由于張大千先生當時有農歷紀時的習慣，再聯系到“戊寅秋到青城”的自述，結合二十四節氣即可知曉1938年的“冬至日”為農歷十一月初一，由此可以明確：張大千到青城的時間是在農歷的十一月之前。

《張大千致張目寒信札》第79頁述及：“頃以足疾來蓉，約三數日還山……”由札中“約三數日還山”與信札的時間為“十月二十九日”，便能進一步明確：張大千到青城卜居的時間為：十月二十九日之前。

再參考張大千先生致張目寒先生的另兩件信札，以及張大千先生到青城初期的三件作品的款識，基本可以確定，張大千先生到青城山卜居的時間是：民國27年，戊寅，秋末，農歷十月二十七日（十月下旬），即公歷1938年12月18日。

4

在青城

張大千先生自“到蓉之四日”，即赴青城定妥上清宮（見信札二），自農歷十月二十七日卜居上清宮開始，或因足疾就醫、或因去成都兌款、或因添置所需，以及處理瑣事雜務等，頻繁往來于成都與青城山上清宮之間。按1938年時期的交通道路狀況，雖然不同于今時的交通便利，但當時的灌縣有兩個經營旅行社，成都與灌縣間也有往返交通汽車，給卜居青城的張大千先生，提供了一些出行的便利。張大千先生卜居青城上清宮期間，或為友人約去成都聽戲，或外出寫生等等，因其經常出行，故足跡時來時去，考其在青城山居住究竟是多長的時間？對勘數說，則各家說法不一：有一年半、三年、近三年、四年、六年、七年、十年等數種不一致的說法。

首先是張大千先生自己的說法，與好友謝稚柳先生的說法，就有不同。

張大千先生在第一次計劃去敦煌前，作《松崖高士》一圖贈與青城山彭椿仙道長，這件庚辰八月將望的畫作中款記：“倭據故都之明年，予始得間關還蜀，來居青城，初識彭真人椿仙，歲月不居，忽忽三年，頃將北出嘉峪，禮佛敦煌，寫此為別……”；又如庚辰八月所作的《仿北苑山水》（見《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七）：“予居青城三年往矣，朝暮觀其變換……”；再如在張大千讀彭襲明先生畫冊后題記中記述：“抗戰時，予自故都間關還蜀，同寓青城山上清宮者三年……”。

以上如《松崖高士》與《仿北苑山水》而言，張大千先生皆有“居青城山三年”之說。此“三年之說”如今經常被誤會為“張大千在青城居住三年”這一說法的直接來源。而按張大千先生的“在青城三年之說”，是在他1940年赴敦煌之前；他自敦煌歸來后，返回青城山上清宮卜居乃甲申年。因此，以三年為斷取時，則是明顯的錯誤。按張大千先生以甲子紀年法，統而稱之，復加其后的甲申年在青城卜居，則自然應該是：張大千先生在青城山上清宮卜居四年時間。

1982年2月，張大千先生的好友謝稚柳先生在《中國美術》雜志上發表《張大千藝術》一文，其中記述：“抗戰開始，大千從北平回到了故鄉，居住在成都。這一時期，他寫下了許多峨眉、青城山的景色，并在青城山住了一年多。”1994年8月，謝稚柳先生作《畫圖留與后人看》一文，作為《張大千畫集》序文，1995年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該文中亦記述：“抗戰開始時，大千在北平。北平淪陷后，大千不得不輾轉回到故鄉四川”以及“他回到四川，先在重慶住了幾天，然后去成都，游峨眉，在青城山住一年多”。該文中，謝稚柳先生反復記述“在青城山住一年多”，這與張大千先生自己的說法并不一樣；即使以赴敦煌之前為節點，作為一時的分段記述，也與張大千先生前后多次階段性記述的“青城三年”有明顯較大的出入，更與卜居四年的時間不相符合。

究其緣故，其“一年多”說法的由來，經梳理參考張大千先生青城相關作品后，由款識中所標記的時間地點可知。能夠明確約為“青城山中作”這個條件的作品，其分布時間為：戊寅之十一與十二月的兩個月；己卯之一、二、三月與五、六、七月，共六個月，庚辰之二、三、五月，及六、七、八、九、十月，共八個月；甲申之六、七、八、九、十月，共五月。由此按月份作出合計，則約為二十一個月，是為“一年多”，不足兩年的時間。

按張大千先生的甲子統計法，在青城山中住四年，這種說法是明顯地將戊寅、己卯、庚辰、甲申作為合計的四年。按謝稚柳先生說法，再以創作作品的顯示時間為依據，實際卜居于青城山中的時間，表述為一年多。雖出現了兩種不一致的時間，但實際卻是兩種不同的說法及不一樣的表述。此二說之外，更有六年、七年以及十年之說，等等。謝稚柳先生的“一年多”之說，是否是依據張大千在青城山中創作作品的初略信息而計算？合之月數，據張大千青城時落款作品所體現不滿兩年的信息，明顯是存在這種推算傾向的。因此不論“一年多”的說法是否妥當，至少謝稚柳先生的這種說法，并非是憑空臆造。

至于其他幾種說法，如“六年之說”，考其緣故，是為直接忽略了去敦煌的時間段，誤以1938年到1944年為前后時間節點。

張大千先生于蜀中課徒時，有邀請師友并攜門生到自然中游覽寫生的習慣。此舉兼顧游歷、課徒、收集素材等，是一舉多美的做法。因此，在“乙酉八月”“丁亥十月”及“戊子八月”有前后三次的青城之游。顯然，張大千先生在青城山中住七年的說法，是由于這三次短暫的游覽與“卜居青城時間”相疊加，而造成的誤會。

更有直接以1938年秋末的到青城，與戊子（1948年）中秋前夕最后一次游覽青城，作為前后時間節點計算，得出張大千居住青城山十年的結論。顯然這種說法不僅錯誤計入了赴敦煌時期，也混淆了短暫的來游青城與卜居青城的情況。

以上各種說法，或有明顯錯誤，或稍為牽強，終應以張大千先生的說法為準，即在青城山卜居了四年的時間。

5

離青城

張大千先生居青城后，與青城山之間又經歷著“來而復去”與“去而復來”的反復離合。

張大千卜居青城上清宮后，第一次長時間離別青城，是因為庚辰中秋（1940年9月16日中秋節）后的第一次的敦煌之行。此前有感中秋將至，他作《松崖高士》贈青城山彭椿仙道長，款記中以八月十五“幔亭會”作比，寄喻了臨行前對青城及友人的情感。張大千先生赴敦煌途中，經廣元時，接到二兄張善子先生病逝的電報，即回奔重慶料理后事，事后返回青城山中。張大千先生八月中秋后離青城，當年的中秋時間為公歷9月16日，結合張善子先生病逝于重慶的時間為公歷10月20日，因此這次離別青城的時間實際并不長。

張大千首次的敦煌之行的計劃，由于二兄張善子先生于重慶病逝而取消，赴敦煌的計劃延期至1941年3月（農歷辛巳二月）。其時在張群先生的安排下，從成都飛蘭州赴敦煌。張大千先生第二次的赴敦煌時間，與第一次離開青城赴敦煌時間，前后相隔近半年之久，今多以為他第二次赴敦煌前，是經過幾個月的臨行籌備，這種說法與實際也并不相符。首先是同年冬，其長子張心亮于西安醫院逝世，此年是大千先生先哭兄逝、又哭子亡而極為悲苦的一年。彼時需要用許多時間，來處理家中的后事。其次，根據張大千先生辛巳二月為余興公先生所作的《鐘馗圖》款識所記“辛巳二月，將西出嘉峪，展佛敦煌，屈指歸期，當逾仲夏等等”，可見即使是再次去敦煌，也預期“當逾仲夏歸來”，計劃的是短期的禮佛敦煌，自然就不存在長達數月的籌備了。

始料未及的是，張大千先生的敦煌之旅歷經兩年三個月的時間。由敦煌歸蜀后的甲申（1944年），是張大千先生在青城卜居的最后一年。至此年十月，他結束青城卜居，最直接的原因是：青城山上清宮畫室的場地相對較小，難以滿足整理敦煌大尺寸壁畫的需求，并且張大千先生開始有考察新疆佛學遺址以及再探敦煌等一系列的新計劃。

張大千先生離開青城山上清宮后，便輾轉于成都城郊區五福村、昭覺寺、金牛壩及郫縣（今成都市郫都區）太和場。甲申后，張大千先生又有三次游歷青城的短暫文旅，最后一次的時間為：戊子中秋（1948年9月17日）前夕。游歸成都后，大千先生所作亦多，青城的佳景勝跡，先生有未至者，不知凡幾，索隱探幽，惟待異日。遺憾的是，這是張大千先生最后一次離開青城，此后他再未能涉足青城山中。

自1938年戊寅秋農歷十月下旬到青城卜居，隨著時間的推移，大千先生凡杖屐所及，皆探幽尋勝而情意愈濃，“青城藝緣”也歷經了“三夢”而愈加深厚。由其藝緣的時間節點可見，由最初的邂逅青城—夢青城—歸青城—離青城—復歸青城—再別青城—夢回青城，形成回環式反復蘊積。前夢之歸，置處于國內亂世，也終因世亂成行；中則又別，并身入漠北敦煌，見之諸作品中，則時發“浩然有歸志”與“夢到青城古洞前”的離索感嘆；到又一次的別離青城，以及后來的夢之欲歸，張大千先生已身懸海外，終因種種緣故，未能如愿地回歸到當年卜居的青城山中。

張大千先生最后一次離青城的時間定格于戊子中秋（1948年9月17日）前夕。此后直到晚年，青城的書畫題材與話題談資、以及各種青城文化元素，持續為張大千藝術文旅生涯，增添著許多絢爛的色彩。如南國早春的青城自信、得其環中的老子思想等等，皆深刻地融匯于張大千先生自尊自立自強的藝術思想之中。

自張大千先生1938年到青城，至1948年最后一次離青城，青城卜居占據了張大千先生40歲到50歲期間最美的壯年時光。這是一段看似波瀾不驚，實則精彩紛呈的“青城藝緣”。在“青城藝緣”后期，青城山、都江堰每每令張大千先生“時在念中”。無論是身在異鄉的羈旅流離，還是后來定居臺灣，“青城藝緣”都深深根植于張大千的藝術生命里，滲入他的詩詞、書畫、美食、園林等藝術生活的各個領域，并表現在各類題材的書畫藝術作品中，如創作于20世紀50年代的《朝陽洞》《玉壘關》《天師洞》、60年代的《老人村》《索橋》《導江玉壘關》《青城通景四屏》以及70年代的《伏龍崗》、80年代的《紅葉幽禽》等等。

小結

張大千先生1938年5月離開北平，于1938年秋末輾轉卜居于青城山上清宮，這是張大千先生畢生藝旅中，別具轉折意義的特殊旅程。張大千先生卜居青城山上清宮，前后四年的時間，是其藝術人生中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自1925年到1983年的“青城藝緣”，更成為張大千先生畢生藝術文旅中美麗而意蘊幽遠的一道風景；是張大千藝術特色中，融合開拓的藝術志向在藝旅生活中的積極實踐。

張大千“青城藝緣”從接觸藝友丁六陽起，開始不斷出現“青城山”相關的記載，到1938年秋卜居青城山，十年后離開青城山，再到晚年的1982年贈《青城山》書法以及贈青城山傅圓天與彭鶴年道長繪畫作品，終至1983年3月彭鶴年與傅圓天道長聯名馳電慰問張大千。這一段從1925年到1983年的藝緣，邂逅青城并縈之夢寐，時間跨度近六十年，幾乎與張大千先生畢生藝術文旅相牽相伴。

張大千先生近六十年的“青城藝緣”，無論是四年的青城卜居，還是七年的青城藝旅，既是對博大青城文明的努力試探，也是對母體文化與自然生活不懈的藝術探索、學習與思考，表現出他對母體文化真切的熱愛與守護。

了解張大千“青城藝緣”的相關時間節點，有助于更好地認知張大千的藝術人生；充分了解張大千“青城藝緣”的時代背景，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同時期藝術作品的內涵。這也是解讀學習張大千藝術精神，必不可少的環節。

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四川張大千研究”一般項目（ZDQ2024-4）成果

文章來 源 | 《文史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