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的喧囂剛落幕，山西南部某縣已裹上初冬的寒意。

街角一家不起眼的飯店里，55歲的上官正義正與“潛在買家”推杯換盞，誰能想到這位談笑風生的中年男子，竟是讓無數人販子聞風喪膽的“打拐英雄”。當對方得意洋洋亮出“上官正義”的身份時，飯局氣氛驟然凝固，小尚漲紅的臉、游移的眼神和試圖逃離的身影，都成了這場生死較量的注腳。

這樣的場景，在上官正義近二十年的打拐生涯中，不過是驚濤駭浪里的一朵浪花。

從2007年專職打擊拐賣兒童開始，他的足跡遍布25個城市，航旅縱橫的行程記錄定格在77小時45分鐘，這個數字背后是無數個輾轉難眠的夜晚，是無數次與犯罪分子的生死博弈。

在互聯網上，上官正義是神情肅然的“打拐符號”，但在真實的行動中，他更像是個游走江湖的“老戲骨”。為了接近山西文水縣涉嫌偽造棄嬰證明的前村長王某光，他化身“求子心切的外貿老板”，白色阿迪達斯運動鞋、精心設計的“老板”人設，連記者都要配合扮演“夫妻”。這種近乎偏執的謹慎，源自他多年與犯罪分子交鋒的經驗。

2024年深秋，當上官正義在文水縣民政局與王某光對峙時，當地公安給出的結論是“存在違紀但未違法”。這個結果讓他松了口氣——最壞的預設沒有發生。但當他看到舉報人提供的線索中，三個“幽靈兒童”的戶口赫然掛在村長名下時，那種如鯁在喉的刺痛感又涌了上來。

這種矛盾的心情，在面對19歲代孕媽媽毛米時達到頂點。這個被移植胚胎三個月的女孩，體內孕育著用金錢衡量的“商品”。

上官正義看著她年輕的面龐，突然想起自己13歲在磚窯廠汗流浹背的歲月。他提醒毛米留存證據，卻無法替她解決墮胎的經濟困境，更無力阻止她繼續代孕的決心。

本來這些窮苦少女可以在農村輕松找個人結婚，因為現在的農村有大量的光棍。目前據有關資料顯示，中國已經出現了2億多光棍，其中男光棍主要集中在農村，女光棍主要集中在大城市。

因為城鄉差別很大，城市里的高知女性始終看不上農村土里土氣的光棍。而農村的女孩子更渴望通過婚姻逆天改命，找個富人嫁了，讓自己和孩子有一個美好未來。

但世界上富人永遠只占少數，大部分都是普通人，所以很多女孩在選擇嫁給窮人和傍大款之間猶豫不決。

沒有錢沒有保障心里是不安穩的，有些農村女孩為了生活做出了錯誤的選擇。

2025年曝光的廣州代孕案，將這條黑色產業鏈的猙獰面目撕開一角。

17歲彝族少女在中山市小欖鎮人民醫院產下雙胞胎，出生證明上父親一欄赫然寫著50歲江西男子的名字。代孕機構通過廣州多家空殼公司編織成網，本科學歷供卵者明碼標價10萬元，雙胞胎代孕費用飆升至24萬元。更令人發指的是，部分代孕母親竟是未滿18周歲的少女。

我走南闖北很多年，多年前去過大涼山，也曾經有過一個彝族女朋友。大涼山的貧窮確實讓人感到悲哀。貧瘠荒涼的土地，到處聳立的大山，很多人一頓飯就吃一個洋芋就湊合著過去了。當然，現在的情況應該好多了，但是總體上還是較為貧窮落后。

24萬元對于一個大涼山的彝族女孩來說，確實是一筆巨款。

上官正義在長沙別墅代孕案中目睹的場景，堪稱人間煉獄：手術臺上被麻醉后遺棄的女性、逃跑時散落一地的醫療服、記錄著代孕女性身體數據的筆記本……這些冰冷的物證背后，是一個個被物化的生命。

當幕后老板試圖用“談判”收買他時，當工作人員翻墻逃竄時，他更加確信：代孕絕非“你情我愿”的生意，而是對生命尊嚴的踐踏。

在舉國稱贊上官正義打拐功績的同時，我們不得不直面一個殘酷的現實：打拐行動揭開的，不過是社會痼疾的冰山一角。當17歲少女被迫成為50歲男子的“生育機器”，當單身男性客戶能為代孕雙胞胎成功落戶，我們看到的不僅是法律的漏洞，更是光棍危機與低生育率雙重擠壓下的社會畸變。

我曾經做過很多年的農村光棍，知道那種如饑似渴的滋味。很多光棍心里面是不穩定的，每個人都有渴望自由和幸福的權利。

當然，直到50歲的時候，我終于找到了自己的真愛，一位大學生老婆，在深圳有了自己的家。

因此，我特別理解光棍們的感受，也包括那些單身女性。

前不久上官正義協助警方破獲了14名從緬甸賣到中國安徽一帶的女孩，每人20萬元。這個價格真的很昂貴，買賣婦女又屬于非法行為，那為什么人們還要鋌而走險去買緬甸女孩做老婆呢？

因為現在農村的適婚女孩很少，根本供不應求，男方家庭一般都算這樣一筆賬，如果找個本地女孩結婚，彩禮要10萬到20萬之間，還要買房買車辦酒席，算下來結婚大概要花100萬以上。哪怕結了婚，如果家里經濟困難的話，也擋不住女方私奔。這樣算下來，還不如直接花20萬買一個外國女孩劃算。

但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中外通婚可以，但必須雙方自愿，合理合法，在法治的軌道內運行。然而，由于國度、種族、文化、語言和生活習慣等方面的差異，中國男孩很難和緬甸女孩有共同交流的機會。于是，這些地下黑中介就應運而生了。

在貧困山區，代孕被包裝成“高薪兼職”，少女們像商品一樣被明碼標價。她們中的許多人，本應是解決光棍危機的適婚女性，卻在黑色產業鏈中淪為“生育工具”。而城市里，不孕不育家庭對代孕的“剛需”，又與低生育率形成詭異的呼應。當生育變成可以定制的“服務”，當嬰兒淪為“產品”，我們正在親手瓦解社會的倫理根基。

上官正義的孤軍奮戰，折射出民間力量與行政執法的微妙博弈。他像一枚楔子，用確鑿的證據撬動公權力機關的行動；又像一面鏡子，照出戶籍管理、醫療監管的制度漏洞。當他站在商丘市衛健委門口，用微博發聲倒逼部門履職時，我們看到了民間監督的力量；當衛健委為他頒發“義務監督員”聘書時，我們看到了制度完善的曙光。

但解決光棍危機和低生育率，絕非一人之力可以完成。

我們需要法律的重拳：提高代孕違法成本，嚴懲戶籍造假共犯；需要跨部門的協作：建立數據共享機制，用技術手段堵住“人證不一”的漏洞；更需要源頭的治理：加大對貧困地區女性的教育投入，推廣合法輔助生殖技術。

從廣州街頭的賣花童到長沙別墅的代孕案，上官正義的打拐之路走了近二十年。他見過太多被拐兒童家庭破碎的眼淚，也見過太多代孕少女身體被摧殘的慘狀。當有人質疑他“作秀”時，當網絡暴力如潮水般涌來時，他只是默默把打拐和金錢分得清清楚楚——直播帶貨的收入，大部分又流回了打拐行動中。

在自傳《微光》的后記里，他寫道：“回憶起踏上這條路的初衷，更多的是出于一種虛榮心，是對自我實現的需求。”但二十年后的今天，這個在鏡頭前永遠戴著口罩的男人，早已不需要用虛榮來證明自己。他就像一束微光，刺破代孕黑市的黑暗，也照亮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倫理困境。

當我們在稱贊上官正義的同時，更應該思考：如何讓每一對渴望孩子的夫妻通過合法途徑圓夢？如何讓每個貧困地區的女孩都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如何讓“天下無拐”不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這些問題的答案，或許就藏在每一次對代孕黑產的打擊中，藏在每一次對戶籍制度的完善里，更藏在我們每個人對生命尊嚴的堅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