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陸棄

第46屆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峰會于5月26日在馬來西亞吉隆坡隆重舉行，成為當前國際經濟與地緣政治格局的一個重要風向標。在這次峰會上，東盟成員國不僅首次集體對美國單邊提高關稅的政策表達了關切，更首次在會議中展現出與中國及海灣合作委員會（GCC）國家密切合作的戰略姿態，試圖在全球貿易不確定性加劇的背景下，尋求擴大多邊貿易關系，突破傳統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這種新動向，無疑將對國際貿易體系和地緣政治產生深遠影響，也為觀察東盟乃至亞太地區未來走向提供了難得窗口。

首先，從峰會核心議題來看，東盟對美國單邊關稅措施的“深表關切”揭示了多邊主義面臨的嚴重挑戰。正如輪值主席、馬來西亞總理安瓦爾·易卜拉欣直言，全球貿易體系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壓力，保護主義死灰復燃，且日益成為遏制國際合作的障礙。東盟作為一個依賴開放型經濟的區域組織，其成員國普遍受制于全球供應鏈的聯動效應，對外部關稅壁壘的反應極為敏感。然而，峰會聲明也透露出復雜的態度，雖然對美國單邊行動持批評立場，但東盟并未準備對美國發起報復性關稅，這種審慎策略體現了東盟成員在經濟利益與政治壓力之間的微妙平衡。

東盟內部在面對美國的壓力時并未形成統一陣線，這既反映了成員國之間利益差異，也暴露出其在國際大國博弈中處于夾縫的尷尬位置。經濟上，部分成員國依賴美國市場，部分依賴中國及區域供應鏈，政治上則面臨來自美中競爭的雙重壓力。在這種背景下，東盟不得不在批評單邊主義的同時，保持與大國之間的“彈性關系”，力圖通過多邊合作維護自身利益。峰會中對緬甸軍政府施壓以及推進東帝汶入盟進程，也透露出東盟試圖提升自身政治影響力與區域凝聚力的信號，彰顯其希望在地緣政治轉型中占據更多主動。

更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和海灣國家的代表于峰會期間出席會議，彰顯了東盟在擴大經濟聯盟上的新方向。中方僅傳達了對東盟開放合作的積極信號，更對“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發出警告，呼吁維護“國際經濟秩序”的穩定。與此同時，海灣合作委員會六國的參與標志著這一以能源和投資為核心的中東富裕聯盟正尋求與亞太區域深度接軌。海灣國家正利用東盟這一平臺，搭建起通向東亞和東南亞的貿易橋梁，試圖突破其對傳統歐洲和美國市場的依賴，開辟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戰略伙伴。

中國與海灣國家的“聯袂亮相”，不僅是貿易合作的簡單擴展，更是面對全球格局動蕩下的戰略聯手。對東盟而言，借助中國和海灣的經濟資源，可以在多邊貿易關系中爭取更多話語權，提升談判籌碼；對中國和海灣而言，東盟則是打開亞太市場和資源網絡的重要門戶。尤其是在美國推行貿易保護主義、加劇地緣政治緊張的大背景下，東盟作為一個中立而又靈活的區域平臺，正逐步成為全球多極經濟體系中的關鍵節點。

當然，這種多邊合作的推進并非沒有風險。東盟成員國在保持與美國、歐洲的傳統貿易關系同時，積極擁抱中國和海灣經濟體，勢必引發戰略上的壓力和矛盾。如何避免被大國博弈撕裂，保持區域穩定與經濟持續增長，考驗著東盟的智慧和策略。特別是在地緣政治日益復雜的情況下，東盟內部需要加強政策協調與風險防范，防止被卷入大國對抗的漩渦中，成為棋子而非真正的棋手。

從更大視角看，東盟峰會的召開和多邊合作愿景的提出，折射出當前全球貿易體系正在經歷深刻調整。美國推行單邊關稅政策，表面上強化自身利益，實則加劇國際市場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東盟、中國與海灣國家的聯手回應，體現了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在新秩序塑造中的主動性。全球貿易不再是單一超級大國的游戲，而是多方博弈、多極互動的復雜局面。在這個過程中，東盟有望從“邊緣參與者”逐漸轉變為“中堅力量”，引導區域合作走向更加多元和包容。

不過，展望未來，東盟及其合作伙伴們仍面臨諸多挑戰：如何實現貿易多樣化而非過度依賴單一經濟體？如何在政治安全議題上保持戰略自主？如何應對全球經濟波動帶來的風險？這些問題沒有簡單答案，但正是東盟峰會的意義所在，在全球變局中摸索生存與發展的新路徑。

這場由東盟主導的多邊合作試驗，是否能成為穩定全球貿易秩序的有力支點，值得持續關注。無論是中國、海灣國家還是東盟自身，都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全球化的未來不能回到封閉與對抗，而必須在開放與合作中尋找共贏的出路。否則，保護主義與單邊主義的浪潮只會將世界推向更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