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伴隨著三大戰役以我軍勝利而告終，老蔣也在桂系和美國的雙重壓力下選擇了暫時引退下野，將權力象征性移交給“副總統”李宗仁。

不過，李宗仁雖有心利用和談來做一番事業，奈何老蔣的“退而不休”始終在背后形成掣肘，這讓他苦不堪言，卻也無可奈何。

當年7月16日，在我軍南下部隊陸續進軍中南、西南和寧滬杭的關鍵節點，不甘寂寞的老蔣也開始向李宗仁公開攤牌了。他在廣州組織部分“中常委”召開會議，宣布成立了所謂的最高決策機構“中央非常委員會”，自己和李宗仁分別擔任正、副主席一職。

這樣一來，名義上已經下野的老蔣，又重新以另外一種“別出心裁”的方式來達到重新出山的目的。不過，這樣欲蓋彌彰的操作無疑使他和李宗仁之間的關系更加惡化。

老蔣從幕后走到臺前之初，蔣、李二人的關系似乎是大家都能預見的。每次“非常委員會”會議，二人都處于一種“冷戰”狀態，彼此不置可否，讓參會人員也都無所適從。

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朱家驊為緩和這種僵持局面，向李宗仁建議主動宴請老蔣，以緩和彼此間的矛盾對立關系。

其實，拋開長期以來的派系之爭，李宗仁和老蔣都清楚“合則有利，分則兩害”的事實，出于對自身利益的維護，即便二人貌合神離，對外也會盡量表現出一團和氣。

因此，李宗仁接受了朱家驊的建議，向居住在廣州梅花村陳濟棠舊公館的老蔣發出邀約，另一邊收到邀請的老蔣也欣然接受。當然，李宗仁或許是出于真心改善關系的考慮而行此誠意之舉，但老蔣的言行舉止卻更像是在例行“走過場”。

與李宗仁這邊按部就班、井然有序的宴會籌備程序相比，老蔣的出行陣仗就顯得有些“隆重”了，不僅臨來之前就通過便衣形式封鎖街道，自己的衛隊剛一抵達宴會迎賓館便將整個大樓團團圍住。

種種“如臨大敵”的舉動雖然令李宗仁心中頗有微詞，但畢竟自己又是東道主，不好表現的太過明顯，索性也就一切照常進行。

關于二人這次宴會的具體細節，在以往史料中記載和披露的并不多，后人所參照的也大都來源于《李宗仁回憶錄》中的情景再現。

據李宗仁回憶，宴會剛一開始他便發現隨同老蔣前來的蔣經國不見了蹤影，在他向老蔣示意請蔣經國一同就餐后，老蔣卻直接回絕了：

盡到地主之誼的禮節，李宗仁也就沒有再多說什么。但當宴會結束后，他從副官口中得知，蔣經國專門帶一部分人在后廚逐一品嘗每道菜品，而后再端上餐桌。

這讓李宗仁頗為憤慨，以至于多年后撰寫回憶錄時，他依舊毫不掩飾自己對蔣氏父子的不懣：

當然，這也不能怪老蔣過度緊張，本就通過權術斗爭起家的他，對“鴻門宴”這種事情極為敏感，加之多年前“西安事變”的陰影仍歷歷在目，讓他不得不對每一次赴約保持一種高度警惕。

早在大革命時期，老蔣借助“廖仲愷遇刺”一事將胡漢民、許崇智等實權人物剔除出局，借以收編了整個粵軍部隊。

此后，他陸續通過“中山艦事件”和“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為自己積蓄了嫡系力量，在政治聯姻后又取得了江浙財團的支持和帝國主義列強的扶助，最終通過軍事、政治、外交、經濟等多種手段相結合的方式，完成了對地方軍閥的統一。

在這一過程中，老蔣雖然是表面的“勝利者”，但其陰鷙毒辣的手段和反復無常的做派引起了各方勢力的一致反感，最終也為自己的敗亡結局埋下了深刻伏筆。

頗有意思的是，得知老蔣重新到廣州視事的消息后，向來與之積怨較深的粵系將領張發奎曾主動建議李宗仁，效仿昔日西安城中的張、楊二人對蔣進行扣押。

被李宗仁婉言謝絕的張發奎并不甘心，繼行政院長何應欽辭職后，他又同薛岳、余漢謀和白崇禧等人聯合主張實行“軍人內閣”。

結果，不僅這一主張再次被李宗仁拒絕，另一邊感受到風吹草動的老蔣，也暗中將嫡系部隊調離廣東。為此，張發奎主動向李宗仁發泄著內心的不滿情緒，以至于說到激動處竟直言對方“太過膽小”。

事實上，李宗仁并非不愿拿下老蔣，實在是此時即便拿下對方，對桂系和國軍整體頹敗的形勢而言也無濟于事。當然，對張發奎的解釋中，李宗仁的態度還是略顯保守一些：

隨著兩廣地區的朝不保夕，以及西南軍閥劉文輝、鄧錫侯、盧漢等人頻頻與我軍接觸，李宗仁和老蔣均意識到局面嚴峻程度已到不可控的地步。

最終，老蔣將全部精力放在經營海峽對岸的孤島上面，而李宗仁則拋下“代總統”的虛職頭銜，獨自飛往美國養病。

至此，桂系與老蔣的明爭暗斗才算正式落下了帷幕……

值得一提的是，李宗仁在這次宴請老蔣后不久，即主動提出與對方面談。按照李宗仁回憶錄中記述，這次會面一開始，他是占據明顯“話語權”的：

為此，李宗仁從解放戰爭初期國軍在東北戰場節節失利，到后期徐蚌會戰全軍覆沒，再到經濟領域發行金圓券引起社會恐慌等等現實境況，言辭犀利的遍數老蔣的失當之舉。

出乎他意料的是，老蔣這次并沒有暴跳如雷，也沒有針鋒相對，自始至終都沉默寡言，未留下一句有效的答復。直至他提到對方授意湯恩伯接替朱紹良，任福建省主席一事時，老蔣的臉上才泛起了一絲波瀾。

用李宗仁的話講，老蔣對自己這段“越權行事”的經歷深表歉意，當面含笑向自己道歉：

在當時的情況下，老蔣說出這樣的謙卑之詞，大概率是基于木已成舟的事實下一種故作姿態的表示罷了。

此后不足一個月時間里廣州即獲解放，李、蔣二人也走向分道揚鑣。

1965年夏天，定居美國近16年的李宗仁接受周總理邀請，正式踏上祖國故土。在響應號召積極撰寫回憶錄時，李宗仁依然堅信自己當初在廣州對老蔣的一番話語令對方愧疚汗顏。

當然，用我們今天的眼光來分析看待這件事，不難發現老蔣淡定態度的背后，一是出于對自己重掌大權后足以碾壓桂系勢力的自信，同時也包含了對李宗仁話語的部分反思與認同。

這一點，似乎從他后來在寶島上重新洗牌，對白崇禧、胡宗南、孫立人等人高壓控制的手段和措施也不難看出。

昔日的功過是非，也終究還是要留待后人去評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