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是一個學位稱呼，標志著一個人具備出原創理論成果的能力或學歷的學位，是最高級別的學位?。擁有博士學位意味著一個人有能力由學習階段進入學術階段，其核心內涵是具備出原創理論成果的能力或學力?

而建國以來我們一共有94萬博士畢業，而2023年在讀博士居然是61萬。

有人說，在一個不懂科學規劃的世界里，連人才培養，都將以產能過剩而結束。

一、中國博士教育的擴張與結構性矛盾，本質上是政策驅動、市場需求錯配和社會觀念共振的產物。

從數據看，建國以來累計94萬博士畢業生，而2023年在讀博士達61萬，這一現象表面是數量問題，實則暴露了人才培養體系，與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的深層脫節。

教育產能過剩的本質是規劃失靈與結構失衡。近十年博士招生規模年均增速超10%，2023年達15.33萬人，較2017年翻番。這種擴張源于“雙一流”建設、科研經費增長等政策推動，但缺乏對產業需求的精準預測。例如，哲學、管理學等文科博士就業率不足60%，而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領域企業卻高薪爭奪博士人才，結構性矛盾凸顯。

高校競爭與質量稀釋的惡性發展。高校為提升排名盲目擴招，導致生師比失衡。《中國博士質量報告》指出，我國博士生每月接受導師指導不足兩次的比例超50%，人文學科更達57.8%。同時，高校將博士生作為廉價勞動力參與科研項目，部分導師“以項目養人”，忽視學術能力培養。

就業市場逼仄倒逼博士盲目擴張。本科和碩士就業競爭激烈，部分學生選擇讀博“避峰”。但高校教職崗位年均僅3.5萬個，而2023年約4萬博士意圖進入學術界，供需嚴重失衡。企業雖吸納超20%的博士，但薪資預期與市場脫節，文科博士就業面尤其狹窄。

社會觀念對博士們的認知也有很大的偏差。社會普遍將博士學歷等同于高回報，家長和學生忽視市場規律。例如，哲學博士就業率僅47.37%，卻仍有學生因“學術理想”選擇該領域。這種非理性選擇加劇了局部過剩。

二、高等教育結構性過剩的根本問題，是質量與結構的雙重危機

我們國家的博士的絕對數量遠未飽和，但結構錯配嚴重。我國博士人口占比僅0.08%，遠低于美國的1%。但細分領域差異顯著：理工科博士在企業就業率達32.7%，而文科博士超70%仍擠向高校。這種錯配導致“人才過剩”與“人才短缺”并存。

博士的培養質量與市場需求嚴重脫鉤。博士生培養過度依賴論文數量，忽視實踐能力。《中國博士質量報告》顯示，60%的博士論文選題宏大空泛，23.4%缺乏開創性。企業更青睞技術轉化能力突出的博士，如華為對計算機、材料等領域博士提供月薪4萬+的高薪，而傳統學術訓練難以滿足這類需求。

博士的就業路徑單一與地域失衡共存。超40%的博士集中在東部省市，北京單城就占比超15%，而中西部高端崗位稀缺。同時，高校“非升即走”制度和企業“重應用輕研究”的傾向，導致博士職業發展壓力陡增。

三、亡羊補牢的路徑：精準調控與系統改革

（一）優化供給結構，對接產業需求

動態調整招生計劃。建立學科預警機制，減少哲學、歷史學等過剩專業招生，擴大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戰略領域博士點。例如，德國通過“博士生院”項目聚焦跨學科研究，培養質子治療、氣候工程等領域人才，值得借鑒。

強化專業學位博士培養。擴大專業學位博士比例，2022年其招生數量已較五年前增加8倍。參考鄭州經驗，推動產學研合作，如設立博士后創新創業孵化園，促進技術轉化。

改革高校評價體系。要淡化論文數量考核，將技術轉化、社會服務納入學科評估。例如，德國應用科學大學通過校企合作培養博士，強調研究的實踐性，可探索“雙導師制”（學術導師+企業導師）。

（二）拓寬就業渠道，完善支持體系

要通過有效政策引導人才分流。借鑒福建“引進生”模式，鼓勵博士到基層掛職，如科技副縣長等崗位。同時，調整一線城市人才政策，如深圳取消博士租房補貼，引導人才向中西部流動。

要加強職業發展服務。建立全國博士就業信息平臺，提供行業趨勢分析和崗位匹配。高校應開設職業規劃課程，幫助博士生提前規劃學術與非學術路徑。例如，美國博士生通過實習積累行業經驗，提升就業競爭力。

要優化薪資與保障機制。提高企業博士薪資水平，參考華為等企業對技術型博士的高薪政策。同時，完善科研資助體系，減少博士生對家庭的經濟依賴。《中國博士質量報告》顯示，51%的博士生半數費用需家庭承擔，這一現狀亟待改善。

（三）提升培養質量，重構評價標準

要嚴格質量管控。落實中期淘汰機制，參考德國博士生院的競爭性選拔和過程監督。加強導師培訓，明確指導協議中的權責，避免“放羊式”培養。

要推動跨學科研究。設立跨學科博士項目，如德國“集體決策”博士生院整合經濟學、政治學等學科資源。我國可依托新型研發機構，如國家卓越工程師學院，培養復合型人才。

要改革學術評價標準。減少對SCI論文的過度依賴，重視專利、技術報告等成果。例如，德國博士生院項目更關注研究的實際應用價值，這一導向值得推廣。

結語：總之博士過剩是表象，學科人才培育，不符合實踐需要，出現很大的失衡才是問題的本質

中國博士群體并非絕對過剩，而是結構性過剩與質量危機并存。解決之道不在于縮減規模，而在于精準調控供給結構、強化需求導向、提升培養質量。

政策制定者需跳出“規模崇拜”，建立動態調整機制；高校應回歸學術本位，培養真正的創新人才；社會則需破除“學歷迷信”，形成多元價值認同。

唯有如此，才能將博士群體，轉化為創新驅動發展的核心動能，而非“產能過剩”的犧牲品。

上面這些話，歸納起來似乎頭頭是道，但是真能夠做到，還隔著萬水千山。最最重要的就是基本教育體系如果不做革命性的制度變革，很難達到以上的要求。所以我們的博士培育，目前仍然面臨著“產能過剩”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