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我國公民具備科學素質的比例達到15.37%，基本具備科學素質的人口規模達4.4 億，這一數據標志著我國公民科學素質建設實現了歷史性跨越。

從歷史維度看，我國公民科學素質比例從2010年的3.27%到2024年的15.37%，年均增幅從1.05個百分點提升至1.23個百分點，增速持續加快。

這一成就不僅提前完成了《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規劃綱要（2021—2035年）》設定的目標，更使我國公民科學素質水平從“較低水平”邁入“中等水平”行列，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進一步縮小。

在總量增長的同時，科學素質分布的結構性矛盾顯著緩解。區域差距方面，東、中、西部地區公民科學素質比例差距首次縮小，2023年分別達到16.39%、13.12%和11.51%，中西部增速超過東部。

城鄉差距方面，農村居民科學素質增速（15.08%）顯著高于城鎮（8.22%），城鄉比例差距從2022年的8.34個百分點縮小至8.09個百分點。性別差距方面，女性科學素質比例提升1.55個百分點，增速是男性的1.74倍，性別差距縮小0.66個百分點。這些變化表明，我國公民科學素質建設正從“規模擴張”轉向“質量提升”，從“區域失衡”轉向“均衡發展”。

然而，發展不平衡問題依然存在。老年群體科學素質水平偏低，2020年60-69歲公民科學素質比例僅為3.52%，雖經政策干預有所改善，但仍是突出短板。

農村地區科學素質絕對水平仍不足10%，與城鎮存在顯著差距。此外，科學素質建設還面臨“知識掌握”與“能力應用”脫節的問題，僅有44.07%的公民能將科學方法應用于實際問題解決。

一、提升動因：政策賦能與科技驅動的雙重引擎

公民科學素質的快速提升，得益于國家戰略的精準布局與科技創新的深度賦能。

政策體系的系統性構建是核心驅動力。自2002年頒布《科學技術普及法》以來，我國逐步形成“法律-規劃-政策”三位一體的科學素質建設框架。

2024年新修訂的《科普法》首次將“科普與科技創新同等重要”寫入法律，明確要求構建政府、社會、市場協同推進的科普格局。

《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規劃綱要》針對青少年、農民、產業工人、老年人、領導干部和公務員五類人群實施精準提升行動，推動科普資源從“大水漫灌”轉向“精準滴灌”。例如，重慶通過科學傳播專業職稱評定，培養科普高級職稱人才32人，每萬人科普專兼職人員數量達20.41人，超過全國平均水平。

科普供給側改革釋放發展活力。線下，全國科技館體系覆蓋所有地級市，流動科技館、科普大篷車深入邊遠山區，重慶鋼鐵廠遺址等工業遺產被納入科普教育體系。

線上，“院士領銜+專業機構+民間達人”的傳播矩陣形成規模效應，85歲金涌院士在抖音講解碳中和獲贊千萬，基層醫生通過急救科普短視頻挽救多起溺水事故。算法推薦技術重構科普傳播生態，科普內容觸達效率提升300%以上。

教育體系的深度變革奠定人才基礎。我國每年培養超500萬STEM畢業生，人工智能領域頂尖研究人員全球占比近50%，人才資源總量、科技人力資源、研發人員總量均居全球首位。

STEM教育從“學科融合”走向“場景創新”，南京通過209家科普教育基地開展“流動科學課”，青島科技館開發《航海夢想家》等10條研學路線，年服務學生超3.8萬人次。

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雙軌并行”，中本貫通、中高職貫通等培養模式為技能人才提供上升通道，2025年上海中高職貫通專業點達210個，五年一貫制專業點75個。

二、人力資源強國：從人口紅利到人才紅利的質變

公民科學素質的提升為建設人力資源強國提供了根本性支撐。

勞動力質量的系統性升級重塑產業競爭力。科學素質較高的勞動者更易掌握新技術、適應新崗位，推動制造業向智能化轉型。

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至11.05年，技能勞動者總量超2億人，其中高技能人才占比30%，支撐了C919大飛機、全超導托卡馬克核聚變裝置等重大科技工程的實施。

據測算，科學素質每提升1個百分點，勞動生產率可提高2.3%，全要素生產率貢獻度增加0.8個百分點。

創新人才的規模化涌現激活發展動能。科學素質建設擴大了創新人才基數，我國研發人員總量超600萬人，發明專利授權量連續5年居全球首位。

量子計算領域，郭國平團隊自主研發的“本源悟空”量子計算機實現整機交付，背后是年均培養17位相關領域博士的人才儲備。

人工智能領域，我國企業數量超4400家，生成式AI采用率預計2035年達85%，這與高校培養的全球50%頂尖研究人員密切相關。

全民創新的生態化構建釋放社會活力。科學素質的提升使創新不再局限于專業領域，普通民眾參與技術革新的比例從2010年的3.7%提升至2024年的12.6%。

重慶“科普類社區社會組織百千萬培育計劃”培育38個示范組織，年開展科普活動1.6萬場，推動老年群體數字素養提升23%。這種“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局面，為經濟發展注入了源源不斷的活力。

三、創新國家建設：從跟跑追趕向領跑引領的跨越

公民科學素質的提升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必要條件。

創新土壤的培育為技術突破提供支撐。科學素質水平與創新生態呈正相關關系，具備科學素養的公眾更易接受新技術、參與科技活動。

我國公民對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前沿領域的認知度從2018年的21%提升至2024年的47%，為自動駕駛、基因編輯等技術應用創造了社會基礎。

上海技術交易所設立科普特色交易板塊，2024年促成科普成果轉化項目37個，交易額超2.1億元，印證了科學素質對科技成果轉化的推動作用。

創新文化的塑造激發創造潛能。科學素質建設不僅是知識傳播，更是科學精神的培育。我國公民對“科學方法”的理解率從2010年的8%提升至2024年的21%，理性質疑、勇于創新的思維方式逐步普及。

重慶舉辦的“公民科學素質網絡聯賽”吸引500萬人次參與，青島科技館的“科學達人秀”科普劇互動滿意度達98%，這些活動將科學精神融入公眾生活，形成“崇尚創新、寬容失敗”的社會氛圍。

創新治理的優化提升決策效能。科學素質較高的公民能更理性地參與公共事務，為科技創新政策提供民意支持。

在基因編輯、人工智能倫理等爭議性領域，我國公眾對技術風險的認知度從2018年的34%提升至2024年的58%，為相關立法提供了社會共識基礎。

領導干部和公務員科學素質提升尤為顯著，2024年其科學素質比例達28.7%，推動科技政策制定更具科學性與前瞻性。

四、未來路徑：從15%到25%的跨越之道

站在15.37%的新起點，我國公民科學素質建設需在以下方面持續發力：

精準補短板：針對老年人、農村居民等重點群體，通過老年科技大學、科技特派員等載體，提升其健康素養與數字技能。

深化體教融合：推動科普與教育深度融合，將科技館、實驗室納入學校教育體系，開發“做中學“創中學”課程。

強化法治保障：落實新修訂的《科普法》，健全科普人員職稱評定、績效考核等制度，吸引更多科技工作者投身科普。

促進國際合作：借鑒發達國家經驗，建立科學素質監測國際互認機制，參與全球科普規則制定。

當14億人學會用科學之眼觀察世界，用理性之腦思考未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目標必將實現。公民科學素質的提升，不僅是數字的增長，更是文明的進步，它將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注入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