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截取于視頻)
日前,在某項文學獎頒獎典禮上,作為評委之一的作家余華坦言:“現在再去寫《活著》,我已經寫不出來了?!本科湓?,他歸結為:因為我們的時代在變化,年齡也在變化,對生活的感受也在變化,你所接觸的人也在變化,所以一切的變化都會導致你回不去了。
早在2013年,余華的長篇小說《第七天》一上市就受到“炮轟”之初,我在一篇《余華近年長篇創作屢遭慘敗,皆因沒有規避自身的“短板”》中指出:“從《許三觀賣血記》取得成功之后,在離當前的這15年時間里,他雖然生活在中國‘當下’,但由于身份和地位‘迥異’,已不可能做到真正的‘介入’?!?/p>
當然,這并非余華一個人的遭遇,國內大多數作家成名后,都面臨著跟他相同的困境。譬如,好些年前,單位里訂著一本《小說月報》,我翻了一下,有蘇童的一篇小說,讀后大吃一驚,那哪里還像小說?如果把小說比喻成酒,那簡直就是加了幾滴酒的一桶水,跟他的代表作《妻妾成群》已有著云泥之別。
這也就是說,國內的大部分作家,剛開始寫得比較出色,但后來越寫越差,到了晚年差不多就廢掉了。最典型的案例是劇作家曹禺,他年輕的時候寫的《雷雨》非常成功,后來雖然也寫過幾部話劇,但跟《雷雨》相比不可同日而語,基本上已引不起什么反響。特別是到了晚年,再也寫不出作品來,深陷于痛苦之中。
那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現象?這主要是“文學土壤”的問題。像國內當前的一批作家,大都出+身于底層,“耕耘”的第一塊“土壤”,也跟底層生活息息相關??沙擅?,由于命運發生了改變,生活和環境都跟著發生了變化,意味著他們得告別之前的那塊“土壤”??伤麄儾辉敢夥艞壔蛘也坏叫碌摹巴寥馈?,從而再也產不出優質的“農作物”。
對于這個問題,我在前幾年的一個文學講座《尋找文學的方向》中,有過比較詳細的分析,現節選有關的部分附在后面,供廣大作家朋友和文學研究者參考,以期起到“投石問路”“拋磚引玉”的作用。
——盧江良,2025.5.28于杭州
附:
●《尋找文學的方向》(節選)
尋找文學的方向(節選)
□盧江良
1
……(刪除1章)
2
接下去,我就著重講如何尋找文學土壤的問題。
我這里說的“土壤”,說破了,就是“題材”。
其實,每個作家,如果經歷和認知的不同,文學的土壤也會有所不同。
比方,你是一個歷史教師,你去寫歷史題材的文章,相對于一個教數學的,就便利多了。所以,對于一個教歷史的作家而言,歷史題材就是他可以找的土壤。
……(刪除2段)
以我自己為例,我是農村成大的,農村題材自然就是我的土壤,如果我一定去寫軍事題材,那就是找錯了土壤。當然,你如果對軍事題材非常有興趣,你也可以去寫那類文章。但在寫之前,你應該做足功夫,你得吸收大量軍事類的知識,甚至去親身經歷或體驗。
記得,我有一個文友,是在縣城長大的,師專畢業后,分配到機關工作,平時愛好寫作,寫一些小公務員方面題材的小說,應該說比較對口。當年,我的小說在國內引起比較好的反響的時候,他跟我說,也想寫我在寫的那種小說。我問他,你有我這樣的生活經歷嗎?你的生活有我這樣豐富嗎?他說,沒。我就建議他,那你還是不寫為妙。
我說為什么我可以寫那種小說?那是因為由我的生活經歷決定的。我是農村長大的,我高考那年,因為之前的那場運動,文科生限招,我就讀的那所高中,好幾年只錄取過一個文科生,加上高一時我生了一場重病,身體一直很虛弱,所以也就落榜了。
因為在高二時,我已開始練筆,夢想成為一名作家,落榜后,我放棄復讀,比較幼稚地認為,當作家不會比一般的大學生生活得差,所以就一邊打工,一邊努力地寫作。我曾在老家的印染廠當過水洗工,跟我大姐夫到杭州做過室內裝修工。記憶最深的是,在做室內裝修工的時候,每天收工都是深夜了,我大姐夫他們睡了,我還要趴在地板上寫日記,寫著寫著睡過去了,等醒過來的時候,人還趴在地板上,手里握著筆,但日記還沒寫完,于是再繼續寫……
后來,為了體驗更多的生活,到廣州去打工,先在一些商店打工,后通過競爭進入嶺南美術出版社《今日裝飾》編輯部。應聘前,我先從《廣州日報》和《羊城晚報》上抄摘了近十家招收文字編輯、文案策劃一類的單位,向商店經理請了假,由在廣州長大的堂弟作陪,騎上三叔的那輛破腳踏車,“按圖索驥”,前往應聘??晌覀儽疾藢⒔惶欤瑧噶似甙思覇挝唬驗槲覜]有工作經驗,不具備大學本科以上學歷,都不約而同地將我拒之門外。快到傍晚了,我垂頭喪氣地對堂弟說算了。堂弟也已疲憊不堪,但他瞟了眼手腕上的表,勸阻我說:“離下班還有半個多小時,去完最后一家吧!那兒離這里不遠,穿過兩條馬路就到。”我想那就再去一下吧……結果, 正是這次應聘的成功,改變了我的人生,從此我一直從事文字工作。
因為我二十歲之前,一直在農村生活,二十歲以后,我開始以農民的身份打工。所以,我把農村題材和外來打工者題材,作為了我的文學土壤。
……(刪除1段)
但尋找到的土壤,有時并不是一成不變的,這就存在二次尋找的問題。
比如,余華在小鎮上長大,所以他寫的小鎮生活的小說很到位,像《活著》《許三觀賣血記》等,都非常成功。但后來,他離開了小鎮,整天飛來跑去在城市和國外游走,而小鎮的生活在不斷改變,他再去寫小鎮就不適合了。這也就是說,他的文學土壤已發生了變遷,小鎮已不再是他的文學土壤,所以他只得重新尋找。但他的失誤在于,他找了底層打工者生活這么一個文學土壤,像他近十年寫的《兄弟》和《第七天》都是這方面的,所以寫得沒像以前那樣成功。
為什么失???因為他現在找的文學土壤,其實不是他適合寫的文學土壤。你們想一想就知道了,他十多年前獲得大名聲之后,作為自身已不是底層打工者了,而且他成天在城里過著富足的生活,開開會,做做講座,去外國訪問訪問,跟底層打工者的生活相差十萬八千里,他再去寫底層生活的文章,當然就顯得比較假了。所以,我覺得他如果寫他目前過的那種生活的那類人的小說,也許可能會再次獲得成功。
再回過頭來講我自己,我寫了十多年的農村和打工者的生活,寫的小說應該也引起了較好的反響,評論家張檸還撰文稱我發現了一個新的鄉村,說我是“當代中國鄉村的發現者”。
但實際上,早在幾年前,我已經不怎么寫鄉村了,為什么?因為我已二十多年沒在鄉村生活了,鄉村在不斷變化,但我的認知還是二十多年前的鄉村,再寫下去,我筆下的鄉村會越來越脫離現實的鄉村,會越來越假。
所以,這幾年我在尋找新的文學土壤。我尋找的新的文學土壤,就是像我這類人的生活,就是遠離鄉村在城市里生活、工作的人群。
不過,這個尋找的過程,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因為我們這樣進行的是二次尋找,做起來就更加艱難。也因為艱難,很多作家后半輩子就廢掉了,晚年非常痛苦。比如,曹禺,他寫的《雷雨》非常成功,但那是他年輕的時候寫的。他寫的《雷雨》,是他第一次尋找到的文學土壤,所以非常出色。但后來因為生活經歷的改變和環境的變遷,他就失去了以前找到的文學土壤,再也找不到適合他的文學土壤了,所以他后半輩子幾乎沒寫出什么有影響的作品。
這個方面,外國的作家情況不同,他們寫作前后,包括成名前后的生活變化不是很大,土壤還是那塊土壤。所以,他們能一直在某塊特定的土壤里耕耘,直至老邁到寫不動為止,甚至于寫到生命終止。
像中國的作家,很大部分,剛開始的時候寫得比較出色,后來越來越差,到晚年根本就廢掉了,為什么?因為中國的作家開始寫的時候大多數還是底層人士,所以尋找到的第一塊文學土壤,是底層生活的,有鄉村的,有工廠的,有打工的,有知青的。但寫出名了,他們的命運就改變了,要不當了官,要不發了財,地位改變了,生活和環境都發生了變化,這也意味著都告別了第一次找到的文學土壤。但他們又不愿放棄那方讓他們取得成功的土壤,繼續在那上面不斷耕耘,結果讓那方土壤變得越來越貧瘠,那產出來的東西自然也就不可能豐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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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1章)
▲2019年應邀為蒼南縣新聯會作題為《尋找文學的土壤和良知的重量》的講座(講座后合影)
▲2019年應邀為杭州市臨安區文聯作題為《尋找文學的方向》的講座(講座現場)
盧江良:憑著良知孤獨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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