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危機，從胡塞爾的觀點說起。

埃德蒙德·胡塞爾是20世紀的德國數學家和哲學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幾年里寫下了一段這樣的文字：“我們發現自己正處于巨大的危險之中，我們在懷疑論的洪流中沉淪，繼而放棄了我們自身對于真理的堅持。”這段文字引自胡塞爾的最后一部著作《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此書是胡塞爾基于他1935年首次在布拉格發表的演講內容寫就的。胡塞爾開創了影響深遠的現象學運動，這一運動強調以經驗為核心。1933年希特勒上臺時，胡塞爾因他的“非雅利安”血統而被解除大學教職。他于1938年在孤立無援和飽受歧視中辭世，此時距離二戰爆發只有幾個月的時間。

胡塞爾認為，“西方”文明，尤其是歐洲文明，已經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他將“歐洲人性危機”的深層根源，追溯到理性的失敗以及對現代科學意義的根本性誤解上。而這種混亂的出現已經醞釀了幾個世紀。

科學本身，也就是科學家的具體實踐，其實并沒有陷入危機。恰恰相反，科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科學的危機來自科學所附帶的意義。有一種特殊的世界觀被嫁接到了科學上，我們把這種世界觀稱為“盲點”。

科學中存在著一種主流哲學觀念，它讓人們將數學抽象提升為真正實在，并由此貶低直接經驗的世界，胡塞爾把這種世界稱為“生活世界”。現代人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實在和意義有著更加豐富的內涵，而這些內涵是那些附屬于科學的主流物質主義哲學無法企及的。用馬克斯·韋伯的話來說，這種哲學導致了人們“對世界的祛魅”。（韋伯和胡塞爾是同時代人。）反過來，祛魅的世界融入了文化、經濟和政治，這引發了非理性和狂熱思潮的反彈，導致人們開始對世界復魅，比如納粹根據種族的觀念定義了“日耳曼的家園”，并依據這一觀念實行種族屠殺，這種行為正是復魅的縮影。

曾有學者指出，胡塞爾在《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一書中采用了過于夸張的修辭。然而，在今天這個假新聞和假消息泛濫成災、科學否定主義和種族主義興風作浪、武裝暴亂和侵略戰爭無休無止、威權主義大行其道的時代，我們可能需要重新評估胡塞爾的思想。我們不必接受胡塞爾關于“歐洲人性的目的”這種種族中心主義的敘事，也不必認同他提供的現象學版本就是解決危機的方案。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承認，胡塞爾指出了我們當前的科學文化所特有的深層問題。

科學必勝主義和科學否定主義這兩派之間存在著嚴重的立場分歧，再加上人類引起的氣候變化給生活世界帶來的生存威脅，這些都表明胡塞爾所說的危機在本世紀正愈演愈烈。胡塞爾所說的危機仍然是我們今天的危機。

因此，我們需要仔細思考胡塞爾的診斷。我們應該關注胡塞爾是如何分析我們對科學和生活世界的誤解的，特別是當我們將抽象的數學實體提升到真正實在的高度貶低了具體感性經驗時，胡塞爾的哲學就顯得尤為重要。

另一位20世紀早期的數學家和哲學家懷特海也尖銳地批評了我們現在稱為“盲點”的世界觀。通過他們的著作，結合科學哲學中的最新觀點，能幫助我們識別盲點世界觀的關鍵要素，使我們理解為什么盲點是不可靠的。

盲點世界觀中的科學

盲點世界觀就像空氣一樣看不見摸不著，但一直在我們身邊。在高中的科學課上，我們獲知了盲點的簡單版本；在科學紀錄片中，我們發現盲點是一個不言而喻的背景假設。如果你從事科研工作，那么盲點常常像一張看不見的地圖，告訴你在學完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的基礎導論課之后應該如何繼續你的科學旅程。

雖然對于我們所說的盲點世界觀究竟是什么的問題，已有許多非常復雜的哲學論述，但是對于大多數人而言，包括對于大多數科學家而言，這種世界觀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它看起來根本不像是一種哲學。相反，人們認為這種世界觀就是“科學告訴我們的”。

然而，事實上，科學告訴我們的并不是這樣的世界觀。相反，我們現在所接受的盲點世界觀是一種經過選擇的形而上學，這種世界觀與科學中的具體實踐相關聯，但又與之存在一定的差異。

盲點世界觀作為一種社會力量可以產生重大的影響，它迫使人們以某些既定方式思考科學是如何工作的，人類生活如何融入地球的生物圈，人類思維如何與宇宙發生關聯。此外，在過去的400年間，科技的發展和部署與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增強密不可分。無論是在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在社會主義國家，情況都是如此。正如我們在后面所要討論的，盲點世界觀下的自然、能源和信息等概念體系，已經框定了我們對自然資源、能源生產、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的看法。出于這些原因，我們有必要牢記：盲點就像我們呼吸的空氣，它不是一種深奧的哲學思想體系，而是一種無處不在的文化心態。

再回到科學。今天，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科學只有在政府和私人機構資金的支持下，才能在大學和研究機構中專門的實驗室內進行。這些實驗室開展國際合作，促進技術創新，培養下一代科學家。然而，這種全球范圍內普遍存在的科學基礎設施其實只有幾百年的歷史。它是近代人類文明進程中出現的成就，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中只存在了非常短的一段時間。

科學工作間的理念可以追溯到16世紀。英國哲學家和政治家弗朗西斯·培根是第一個提出科學工作間構想的人。他的想法是創建專門的設施，使用實驗方法和專門工具，對自然進行系統的研究與操控。培根給我們留下了實驗科學的想法：實驗科學是一項集體事業，位于研究機構中，致力于造福全人類。

培根其實是一個非常復雜而且很難說得清楚的人物。歷史學家卡洛琳·麥茜特在其經典之作《自然之死：婦女、生態和科學革命》中認為，盡管培根通過建立歸納法，使任何人在原則上都可以自己去驗證科學的真理，從而推動了平等主義的發展，但同時培根通過支持"新興的市場經濟，打著進步的旗號剝削和改造自然，使更多的財富集中于商人、布商、企業冒險家和自耕農手中，從而拉大了上層社會和下層社會之間的差距"，進而導致了集體農業社會的破壞。換句話說，培根所構想的基于歸納法的科學事業，完全是為新興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和"自然本質上就是人類的資源"這一想法服務的。

培根還用女性的意象來描述自然以及人類對自然的征服。正如麥茜特所說：“當自然被賦予女性性別、被剝奪其能動性并化為被動存在時，自然就會被科學、技術和資本主義生產所主宰。弗朗西斯·培根倡導通過科學和技術從自然的懷抱中挖掘出‘她’的秘密。將自然視為女性并加以征服……因此，科學方法作為支配自然的力量不可或缺。”我們將自然視為應該被科學技術所征服的東西，正是這種觀念讓人類親手造成了全球變暖和氣候危機。

在培根身上，我們看到了現代科學思想中另一種趨勢的開端，即完全根據應用于科學工作間內部的自然概念和程序來看待工作間外的自然。在工作間內，我們把現象隔離起來，保護它們免受外界的影響，使它們受制于我們專門研發出的裝置，從而制造出更多新的現象。生活世界的其余部分則位于工作間之外，而這些部分才是工作間目的和意義的來源。

自然從來不是人類征服的對象

物理學的預測模型主要在“墻內”工作，包括實驗室內部、粒子探測器內部、大型真空瓶內部、電池盒內部等等。換句話說，模型在我們可以控制和屏蔽外界影響的地方工作，在這些地方我們可以精確地操控條件使其與模型相匹配。有時，這些模型也可以在“墻外”的一些地方工作，因為墻外有些地方的自然條件與工作間內的模型非常相似。

然而，當我們假設某種物理或計算模型適用于自然的其他部分，包括人類的生活世界時，我們就超出了我們能夠建模和成功預測的范圍。當然，我們或許會承認，這些模型可能永遠也無法構建出來，因為它們過于復雜。然而，我們可能會認為這些事件在原則上是可以被公式化的。

然而，我們應當對這種思維方式保持警惕。這種思維方式建立在對世界本質的一個隱含且不必要的形而上學假設之上，即認為即使世界超出了我們構建和測試預測模型的能力范圍，我們依然可以通過這些模型來理解世界。這種思維方式相當于一種基要主義。它要求我們嚴格遵循工作間內的模型，將其作為一種字面上的真理，去理解工作間外的世界本質。

科學模型的基要主義與客觀主義的結合，正是盲點的絕佳例證。它遮蔽了我們對科學工作間外的世界的直接經驗，標榜自己就是“科學告訴我們的”。然而實際上，它只不過是一種哲學的思維模式，并不基于任何實際的科學實踐。它將少數進行了成功預測的案例普遍化了。雖然在少數案例中我們能夠提出可以進行成功預測的模型，但是在大多數案例中，我們并沒有也不可能擁有這樣的知識，因為科學工作間外的世界太過繁雜。

正如日益發展的網絡科學所揭示的那樣，事物的行為方式，尤其是在工作間外的世界中，往往更多地取決于大環境內相互交織的復雜結構，而不是我們偶爾可以隔離出來、屏蔽外在影響的局部配置。因此，如果我們把世界看作工作間里所發生的事件的放大版，那么我們不僅在理論上會出大錯，而且在實踐和社會政策上也會陷入誤區。

科學的美妙之處和驚人力量就在于，科學使我們能夠在科學工作間里使用邏輯、數學和控制實驗的工具，強化、延展和提煉我們已經從感官知覺抽象出來的東西。不要讓自然在我們的思想中發生兩分，是我們超越盲點走向科學新視野的第一步。

在這個新的視野中，科學并沒有失去其權威性；相反，這種權威性找到了恰當的立足點。科學之所以具備權威性，是因為它是一種高度凝練的經驗形式。科學的客觀性來自我們能夠將直接經驗進行抽象，并使我們抽象出來的東西成為公共知識的對象。科學知識對于培育一個充滿活力且生態友好的全球文明來說毫無疑問是必要的。

但是，我們必須以正確的方式理解科學，才能防止生活世界被貶低。科學必須以一種恰當的方式嵌入科學工作間外的世界。我們需要將尊重自然作為我們的關注點，而不是將自然視為一種等待我們征服的對象。

本文整理自《何為科學》 [美]亞當·弗蘭克、[美]馬塞洛·格雷斯、[加]埃文·湯普森著 中信出版集團 20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