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長一段時間，我都在想，女人的身份究竟意味著什么。

因為我寫作時沒有這種身份焦慮。因為總被打回到這個問題是痛苦的根源，是反抗的根源。女性總是被打回到女性身份這個問題，為了維護人們不好意思承認的男性的主導地位。與生活在1950年代的女性相比，即使是生活在2000年代的女性，也一直忍受著這一現狀，男性統治的現象甚至在文化領域也在所難免。女性革命沒有發生過，它一直都有待爆發。

在女性主義領域，我的第一個榜樣是我母親。她以自己的方式撫養我長大，以自己的方式處世，以自己的意愿行事，不讓任何人強加給她任何東西。她從來不要我分擔家務，從來不要。也沒有讓我在店里幫忙。我僅僅是從十五六歲開始才要整理自己的床鋪！我所有的時間都可以用來學習、玩耍和閱讀。我可以隨時閱讀，想讀多少就讀多少。沒有課的早晨，我會躺在床上看書看到中午。我記得我在課堂上炫耀這個特權時，老師用一種駭人的嚴厲眼神看著我。無疑，床和閱讀聯系在一起對她來說有些不正常、不健康……

我在十八歲那年讀了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書。先是《一個規矩女孩的回憶》(Mémoires d’une jeune fille rangée)，這本書并沒有特別打動我。它講述的是一個在優越環境中度過的童年，與我的童年大相徑庭，沒有任何交集。之后是《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這是一次真正的覺醒。但那時候，我并沒有將自己所受的非典型教育與波伏瓦寫的東西聯系起來，也就是說，我拋開了自己所受的教育，而不是對其進行審視。我一頭扎進了一個巨大的、到那時為止對我而言還是未知的領域，那就是女性的歷史和女性的處境。直到1970年代，隨著女性主義運動的興起，我才真正意識到自己的成長經歷是多么不傳統，并因此對母親心存感恩。

我認為我所接受的教育和《第二性》的雙重影響，讓我不受1968年后盛行的一種特指的女性文學的影響。我曾讀到也聽到過，要用你的身體，你女性的身體去寫作。當我開始寫作時，我并不覺得是在用我的皮膚、乳房和子宮去寫作，而是在用我的頭腦，用我的意識、記憶和抗爭的文字去寫作！是的，我從未這樣想過：我是一個寫作的女人。

因為我不是一個寫作的女人，我只是一個寫作的人而已。

但是我有一個女人的故事，它與男人的故事不同，在避孕和墮胎自由之前，是最糟糕的被生育裹挾的故事。女性對世界的日常體驗與男性并不相同。事實上，女性的困難就在于讓大眾認可她描述自身女性經歷的合法性，盡管我本人并沒有受影響。何況那些得到認可、被教授的文學作品95%是由男性創作的，所推崇的典范也大多是男性，甚至在今天，與男性經歷相關的寫作題材，比如戰爭、游歷等，仍受到極度重視，而那些女性特有的經歷，比如生育，卻向來鮮有關注。

我的書是根據我作為女性的經歷寫就的，《被凍住的女人》和《事件》，在它們出版伊始要么受到冷眼，要么反響平平。仿佛這些作品寫作風格、行文手法因其主題而變得不值一提了。仿佛它拉低了我的文學表達。

然而在我看來，寫作手法的差異更多是由社會階層決定的，而非性別。不論是男人還是女人，其寫作手法都是由階層出身決定的。出身普通階層的人和出身上流階層的人使用的寫作手法是不同的。這無疑是寫作最重要的底色。

1970年代的女權主義中有些讓人非常不舒服的地方。一切似乎都表明，所有女性都面臨著相同的處境，仿佛資產階級出身的女性和工人、農民階級出身的女性之間沒有區別。好吧，男性統治的確貫穿了全社會、各種社會階層。但確切地說，不同的社會階層受到男性統治的程度是不同的。我覺得在受過資產階級高等教育的女性中，比如我的婆婆，和我小時候身邊的女性之間橫亙著一條鴻溝。她們沒有相同的身體，也沒有相同的經歷。這種不平等在我那段艱難痛苦的墮胎經歷中變得格外明顯，那時的我沒有錢也沒有關系，費盡周折地尋找墮胎途徑，而與此同時，有錢人家的姑娘卻能順利地去瑞士墮胎，在那里墮胎是合法的。

我當時十九歲，我的生活很糟糕。高中畢業后，我進入師范學校的職業培訓班學習。我不想再依靠父母了。我非常渴望自由。我覺得西蒙娜·德·波伏瓦或多或少促成了我的這種渴望，而成為一名教師似乎是快速獲得自由的途徑。然而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錯誤！我無法忍受師范學校的寄宿制和它的意識形態，我尤其后悔可能再也沒有機會繼續文學高等教育。我走得很突然，中途輟學，背棄了我對國家教育系統的承諾，當然，是在我母親首肯之下。一個月后，我已經到了英國，在倫敦郊區芬奇利(Finchley)的一戶人家做互惠生。我感到非常空虛，有一種深深的挫敗感。早上我做家務活，下午則無所事事。我沒有學習英語，而是花越來越多的時間只閱讀當代法國文學作品。芬奇利的公共圖書館里有一個法語書籍區，“新小說派”的書很多，我當時對它還一無所知。

我不記得自己確切是從何時起，又是如何萌生了寫小說的念頭。因為就像我說的那樣，我當年寫的日記已經不復存在了。只記得8月底的一個星期天，我在西芬奇利的一個公園里開始寫作。10月，我回到法國，計劃攻讀文學學士學位，我終于知道自己應該做什么了。我要通過學習文學成為一名法語教師，但這不是我的首要目標。我要成為一名作家，“留在”文學領域。這兩年時間里，我仍然渴望寫作，但我必須先通過考試，拿到獎學金。為了取得文學“學位證”，我需要學習語法和語文學、外國文學和歷史等繁重的課業。大學前兩年寫的一些小說的開頭，已經無跡可尋。直到大學三年級，我才完成了一部小說，篇幅很短，文章重概念且晦澀難懂，可能在讀者看來怪里怪氣的。我把它寄給了瑟伊出版社的手稿部。我從未想過要去見一位作家，甚至從未想過要把我的小說寄給他。那是一個遙遠的巴黎世界。瑟伊出版社的讓·凱羅爾(Jean Cayrol)回復了我，他非常友善。他說，從整體上看，我的寫作很有野心，但我還沒有找到實現它的方法。我以自己當時的世界觀為基礎打造了我的文本結構。

要知道，自我的現實性并不存在于意象之外，那些過去的意象，即童年的畫面，人們對當下的印象，以及所有對未來的想象。最終，是《悠悠歲月》，還有那些照片所描繪的女孩的思想，將實現我在第一個文本中未能企及的目標。

讓·凱羅爾的拒稿并沒有讓我氣餒。我真的下定決心重新開始。但就在那時，我作為女性的故事出現了，也是所有女性的故事。身為女人，我遇到了所有可能阻止我重新開始寫作的障礙。當然你可以說，就像人們以前常說的，那是我的錯。為什么，的確，為什么要做愛并弄大了肚子？不，這不是女性的錯，只是社會的錯，當時社會沒有為女性提供任何解決方案，從而實際上阻礙了女性的自由。我直面了我從未想象過的“命運”，不想懷孕卻懷上了。首先是墮胎，然后是“被迫”的閃婚，以及不想但最終接受了，甚至是快樂的分娩。我的文憑是在最糟糕的條件下取得的。我的教師職業生涯的開端也是如此，國家教育部門從未采取過措施改善教師的工作條件。我被安排到離家四十公里的地方工作，冬天上班路上會積雪。所有這些經歷后來都被我寫進了《被凍住的女人》。

我記得暑假期間兒子午睡的時候，我曾嘗試寫作，但總有種種干擾。此外，我也沒有勇氣把寫作的欲望放在首位，因為這與家人對我的要求相比顯得微不足道，而我認為自己無法回避這些要求：教育孩子、謀生……讓丈夫一起分擔家務是非分之想。這不被社會所接受，我甚至連想都不敢想。那是在1968年前夕，而這種傳統秩序只是婦女史前史的冰山一角。

我想是一個突發的變故，父親的離世，改變了我寫作的欲望。我帶著小兒子回伊沃托，準備陪父母待一周，結果第二天父親就突發梗塞，三天后就去世了。時至今日，我仍覺得父親的死就像是一場地震，一個轉折。思緒翻滾。我明白了是什么讓我和父親漸行漸遠，而這是無可挽回的。我意識到這是一場社會適應，就我的情況而言非常成功，因為我爺爺不識字，我父親在農場干過活兒，后來當了工人，再后來成了咖啡店老板，而我卻剛被錄取為語文老師。我陷入了和父親天人永隔的傷痛中，從此我再沒有機會彌補。從那之后，我不再用前幾年的方式寫作了，我要寫一些在當時我還不清楚是什么的東西。很久以后，社會學告訴我，我這種情況屬于“階級變節者”。我都不知道在1960年代末這個詞是否已經存在。

當老師對我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并不是它賦予了我重新寫作的欲望，而是喚醒了深埋在我心底的東西。在父親死后的第一年，我負責給初一的孩子上所謂的“實踐”課，為他們的職業技能考試做準備。

我逐漸意識到，盡管一開始我并不想承認，但這些學生身上有我的影子，又或者說我身上有他們的影子。在我接受高等教育的這些年里，我忘了自己從小成長的階級，忘卻了自己少女時期十二歲、十五歲時的樣子。轉眼間，我和一群兒童和青少年相處，他們迫使我思考一些我以前從未問過自己的問題，在任何地方都不會問的問題。這些生活在主流文化之外的青少年，他們的父母不讀書，也不帶自己的孩子去劇院。我如何才能把我認為美好的事物傳達給這些孩子，并讓他們對此產生熱愛？從這群青少年的行為舉止和言語中，我敏銳地意識到他們所處的環境與受過教育的世界之間存在鴻溝，而我已然成了受過教育的世界的化身，也是幫助他們實現階級跨越的“傳送帶”。而他們，他們還處在我出身的環境里。我捫心自問：我在這里教授的東西，最終對他們有什么影響？因為受到所處環境的局限，他們大多數人一眼便看到了自己的現在和未來。

輕飄飄地說一句“不是所有人都有同樣的機會”，和在法語課堂上親身見證完全不是一回事兒。我一直問自己，為什么會這樣，又應該做些什么呢？

要把這些都寫出來實在是太沉重，太困難了。我需要有大把的時間才行。而后，到了1970年代初，把這些都寫出來成了我唯一要做的事情。我要說的就是《空衣櫥》，這本書是回歸本原，回到那些或許決定了我一生的事情。它們決定了我的世界觀，也決定了我寫作的內視角。我出生的這個世界與我通過學習而抵達的世界截然不同。我的祖父母都是農民，但要注意，他們是那種沒有土地的佃農，他們耕種的是別人的土地。我父母，他們的家庭、顧客，以及我們周圍的人都出身工人階級。當然了，我父母他們自己也是工人，頂多算小商販。他們說自己一直都活得憂心忡忡，一直都在害怕會“重新淪為工人”。但是事實上，他們的這種恐懼比這個還要嚴重，這是一種根深蒂固、發自內心的恐懼，是一種對自身局限性的堅信。我進入了另一個世界，在那里沒有相同的社會風氣、生活習慣和思維方式。這種震撼一直伴隨著我。甚至是身體上的。有的時候我感覺自己……不，不是因為害羞或不自在。而是因為位置。仿佛我不在真正屬于我的位置上，仿佛我人在那里，但心卻無處安放。

大多數時候是在一些社交場合。在這些場合，我不得不和一些人打交道，而這些人他們本身就在某些程度上否定了我最初的那個世界，也就是被統治者的世界。他們不屬于那個世界，就是這樣。

有一個地方，在那里，上面提到的種種都不存在，那就是寫作。是的，寫作是一個地方，它是一個精神之地。雖然我不是一個寫虛幻故事的作家，我寫的是記憶與現實，但這對我也是一種逃離，讓我“在別處”。一直以來，寫作給我的印象就是沉浸。沉浸在一個并不屬于我的現實之中。但是這樣的現實卻是由我創造的。我的經歷是一種跨越的經歷，一種和社會階層分離的經歷。這種分離在現實中存在，是空間的分離，教育體制的分離。有些孩子十六歲就輟學了，可他們才懂這么一點點東西，而另一些孩子呢，他們會繼續學業直到二十五歲。社會階層的區隔與我所經歷的區隔之間有一個共同點，一種巧合，這使得寫作讓我感興趣的，不是我自己的生活，而是去探究這種區隔產生的機制。

▲ 安妮·埃爾諾（Annie Ernaux，1940 — ），婚前原姓杜切內（Duchesne），成長于工薪階層。1960年，成為互惠生，在英國倫敦市留學，同時開始創作首部小說。曾就讀于法國魯昂大學和波爾多大學。1967年，成為中學教師。2022獲諾貝爾文學獎。代表作包括《空衣櫥》《位置》《一個女人》《單純的激情》《恥辱》《悠悠歲月》。

來源丨楚塵文化

小編丨聞雞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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