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的政爭和地方內(nèi)耗

天京事變后，首義諸王或死或走，天父、天兄的神話體系破滅，洪秀全得以乾綱獨斷。為彌補既有權力空白，洪秀全修補了后期太平天國錯綜復雜的一元權力結構，最終形成以洪仁玕、洪仁發(fā)、洪仁達、蒙得恩為首的中央親貴權力體系和以陳玉成、李秀成、李世賢、楊輔清為首的地方實力派權力體系。但是，太平天國的領導人非但沒有在天京事變這場血腥屠殺中汲取教訓，反而繼續(xù)醉心于權謀詭譎。事變后不久，天京朝內(nèi)政爭死灰復燃，洪仁玕與李秀成、陳玉成之間，陳玉成與李秀成之間，洪姓宗室內(nèi)部，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嫌隙，他們之間的權力摩擦和派系斗爭愈演愈烈，大有不可調和之勢。總體來看，后期朝內(nèi)的政爭主要是以洪姓宗親為主的中央親貴和以異姓諸王將領為主的地方實力派之間的矛盾。

干王洪仁玕是后期太平天國的總理王大臣，忠王李秀成是最主要的地方實力派(英王陳玉成集團在1861年上半年潰敗殆盡)，他們的事跡貫穿后期太平天國始終，所以兩人的關系走向實際上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后期太平天國權力斗爭的軌跡。

洪仁玕來京后，未建寸功就被賜封為王，引起一班功臣宿將的不滿。他在封王典禮上登臺演說，展示才華，以張良、姜尚自比，“寵遇偏嗤莘野薄，奇逢半笑渭濱遲”，“何物狂且負盛名，登壇還使一軍驚”，平息眾議。朝臣信服，贊其為“文曲星”。他又上書屢辭王位，洪秀全不允，降詔撫慰曰“風浪暫騰久自息”。后洪仁玕作《資政新篇》，頒《立法制諠諭》，與陳玉成制定《欽定功勞簿章程》，保奏陳玉成、李秀成為王，安撫軍中主將。盡管李秀成對洪仁玕無功受祿之事一直心存芥蒂，但他此時深感臨危受命，亦以積極姿態(tài)響應洪仁玕，具稟請示干王行征之策，三次登門求教攻取之略，洪仁玕以《兵則四要》作答，說明“師克在和”，雙方有過一些較好的合作。

洪、李關系的轉折點是上海對外斡旋的失敗。1860年夏，洪仁玕邀請各國駐滬領事來蘇州磋商上海問題，結果他們完全不予理會，洪仁玕竟以5名傳教士為“洋官”，所謂“和談”只能無功而返，李秀成遂發(fā)兵直取上海，不克。洪秀全、李秀成和太平天國上下原本對洪仁玕蘇州斡旋抱有極高的期望，未料結果如此，洪秀全、李秀成對洪仁玕的無能感到失望和不滿，此后洪仁玕在朝中的威望、地位日漸下降。洪、李之間就上海未下的責任問題互有抱怨，關系產(chǎn)生裂痕，逐漸不睦乃至爭斗。他們被俘后寫的自述均對兩者的矛盾有所反映。

洪仁玕批評李秀成及其黨羽林紹璋、李世賢等：

忠王自恃兵強將廣，取上海如掌中之物，不依所議，云我天王江山可以打得來，不能講得來也。眾洋人知不能和乃去，仍多有保護洋行者。而忠王遂發(fā)師進取，見是空城，遂掠取洋樓物件，被洋人伏兵殺起，出其不意，敗回蘇城，此刻始信吾議，然究不肯認錯也。

那李秀成偏要與洋人為難，我將洋官都請來蘇州講和，被他鬧散了。他又貪樂蘇杭，不顧江北，天京事就弄壞了。

皆由忠、侍王在外，專靠章王柔滑之言為耳目，不認王長次兄為忠正人，不信本軍師為才學之士。……章王畏罪，棄江北不守不戰(zhàn)，私自回京，哀饒生命，又求英王阮其不力之愆。那時英、忠、章王等俱忌予認真直奏，殊知圣鑒不爽，屢知章王之奸，內(nèi)則蒙蔽不奏，外則陰結私行。

今觀其傳，于得勝時細述己功，毫不及他人之策力，敗績時即諉咎于天王、幼西王及王長次兄、駙馬等，雖世人不知內(nèi)事，而當時兵糧之權歸誰總握，諒內(nèi)外必聞之者。若論爵之尊□，西王長次兄之尊，天王不過榮親親功臣之后而已，豈尺寸疆土糧餉得歸親臣及功臣后乎?

李秀成被俘后告訴清朝官員“偽干王所編各書”“皆不屑看也”，只字不提洪仁玕在太平天國的建樹。在李秀成寫的長達五六萬言的自述中，竟僅有一處提到了洪仁玕，但對洪氏宗族貪鄙無能、玩弄權術的劣行批評很多：

因其弟洪仁玕九年之間而來，見其弟至，格外歡天，一時好樂，重愛其弟，到京未滿半月，封為軍師，號為干王，降詔天下，要人悉歸其制。封過后，未見一謀。……天王見封其弟，初來封長，又冇(沒有)才情，封有兩月之久，一事無謀，已知愧過，難對功臣，后而先封陳玉成為英王。

長者、重用者，我天王是一重幼西王蕭有和，第二重王長兄洪仁發(fā)、王次兄洪仁達，第三重用干王洪仁玕，第四重其駙馬鐘姓(鐘萬信)、黃姓(黃棟梁)，第五重用英王陳玉成，第六方是秀成也。

自此之下，國業(yè)將亡，天王萬不由人說。我自在天王殿下，與主面辯一切國情之后，天王深為疑忌，京中政事，俱交其兄洪仁達提理，各處要緊城門要隘之處，概是洪姓發(fā)人巡查管掌。我在京并未任闔城之事。

林紹璋無大本領，只能吃苦，十年封章王。……林聰明，樣樣曉得，孜孜勤勞，故其權較重。

不但洪、李之間彼此詬病，洪仁玕和李秀成對王長次兄、章王林紹璋的品行、政績等評價也是各執(zhí)一詞。故由上海之役始，太平天國朝內(nèi)政爭日熾，洪仁玕與李秀成之間的矛盾逐漸演變?yōu)橐院槿诗\為代表的洪姓宗親和以李秀成、李世賢、林紹璋為代表的異姓諸王之間的斗爭(此三人結為奧援，洪仁玕主要受他們的掣肘和排擠)。實際上雙方所說均不盡屬實。以朝內(nèi)主政權力的歸屬為例，洪仁玕認為，王戚、駙馬等雖然地位尊貴，但只不過是因血緣關系而被天王賞賜的虛職榮寵，而“兵糧之權”實歸忠王。洪氏宗親貪鄙無能為許多時人記載，且為清方檔案所述，非僅李秀成一人如是說；幼天王洪天貴福登基后，“保封王封官，均是王次兄勇王洪仁達、吏部天僚干王洪仁玕、吏部天官慰王朱兆英三人保封的。凡封王封官，總是他們議詔稿進，乃降詔封的”，“一切朝政系信王洪仁發(fā)、勇王洪仁達、幼西王蕭有和及安徽歙縣人沈桂四人執(zhí)掌。洪仁達并管銀庫及封官錢糧等事”，可知洪姓宗親并非只有虛職，也管實事要務。李秀成則多次在自述中抱怨軍政大權都歸洪姓掌管，自己在天京城中唯有親兵千余人可供調遣，但這種說法也有夸張的成分，起碼“兵權是忠王李秀成總管”。幼天王繼位后，沈桂議封六主帥，李秀成為大主帥，他的女婿紀王黃金愛為副主帥，東方主帥吳如孝、南方主帥劉逢亮、北方主帥吉慶元均為李秀成部屬舊交，可見李秀成掌握天京兵權是事實。李秀成等異姓諸王和洪姓宗室之間的權力斗爭加劇了太平天國的危機，天京的最終陷落與內(nèi)部的不和諧有關。守城將士沒有糧食吃，而城中各王府卻米糧為多，不肯充餉，這很可能是主管錢糧的洪姓宗親對李秀成的鉗制。但正是因為李秀成等握有兵權和地盤，他們才有了同洪家宗親抗衡的資本。

再以洪仁玕與陳玉成關系為例。起初，洪、陳關系不錯，洪仁玕主動保奏陳玉成為英王，洪秀全還發(fā)出“內(nèi)事不決問干王，外事不決問英王，內(nèi)外不決問天王”的詔旨。洪仁玕頒發(fā)的《立法制諠諭》《欽定功勞簿章程》的藍本就是陳玉成提出來的。在具體戰(zhàn)事中，洪仁玕和陳玉成也能和衷共濟，1861年春，陳玉成與洪仁玕制訂了“圍魏救趙”的計劃，攻湖北以救安慶，洪仁玕還親自率軍救援安慶。

二人關系不睦始于安慶失守的追責問題上。1861年冬，洪仁玕具本直奏彈劾對安慶失守負有責任的軍中主將，推諉責任，觸怒洪秀全，被革去軍師、王爵、總裁。陳玉成、林紹璋也被革去王爵。這實際是洪秀全同時對洪姓宗親和異姓諸王兩派系進行了懲處。但不久洪秀全就表現(xiàn)出偏袒洪氏宗親的傾向，恢復了洪仁玕王爵，但不復其軍師職；繼而他的態(tài)度又發(fā)生了變化，恢復了林紹璋王爵，委任其提理京務，“不準王長次兄及予干與朝政，內(nèi)則專任章、順王掌政，外則專任忠、侍、輔王掌兵”；1862年春，林紹璋又被天王貶出天京赴蘇浙催糧，罷其掌朝政之權，恢復了洪仁玕的軍師之職，總掌朝政。在短短幾個月頻繁的人事更迭中，洪氏宗族和異姓將領交相得勢，最終洪氏獲勝，反映了朝內(nèi)政爭之激烈。

陳玉成以“前退太湖，復退安省”之名被問責，是洪仁玕首先挑起的，但安慶失守是敵對雙方長期反復激烈較量的結果，陳玉成兵團已盡全力，且損失殆盡，事后不應再做嚴責，應給他時機休整力量。全部歸咎于陳玉成有失公允。實際上，安慶陷落與洪仁玕有直接關系。1860年的二克江南大營、克復蘇常之役，由李秀成部完成足矣，本不應千里迢迢調陳玉成兵團參戰(zhàn)，而洪仁玕在未知會李秀成的情況下，命令陳玉成參戰(zhàn)，使本已形勢極端惡化的西線戰(zhàn)場更加空虛，給湘軍東進提供了難得的機遇。陳玉成敗守廬州后，在給部下的信中提到被罷黜一事，直言“朝中辦事不公平”，可見洪、陳之間傾軋的原因在于互相推諉安慶失守的責任。陳玉成被俘后，談及太平天國諸王，“皆非將才，惟馮云山、石達開差可耳。我死，我朝不振矣”，陳玉成未提李秀成、洪仁玕，可見他并不認為李、洪二人可以和自己相提并論。

洪仁玕是洪姓宗室權力和利益的代表者，他和李秀成、陳玉成、林紹璋等人的關系惡化，也代表了整個洪氏宗室和異姓諸王之間的關系惡化，兩個派系權力傾軋的癥結在于天王洪秀全立政無章。天京事變后，洪秀全對異姓將領心有余悸，偏向于任人唯親，信賴自己的兄弟子侄，但他們中除了洪仁玕才堪大用外(但資歷不高)，其他或是少不更事的孩子，或是貪鄙昏庸尸位素餐者，他們既無軍隊又無地盤，所以洪秀全不得不間或使用異姓軍事將領主政，用人但不信人，待時局稍有緩和又傾向于洪氏宗親，在選任兩派時反復無常，朝令夕改，既不利于政局穩(wěn)定，也造成兩派矛盾激化。李秀成在自述中一再指責天王“言天說地，并不以國為由。朝中政事，并未實托一人，人人各理一事”“不信外臣”“不問政事”“不用賢才”“立政無章”，所以外臣與朝臣的政爭實際體現(xiàn)了外臣和天王的矛盾。與李秀成相比，他的堂弟李世賢是十足的外臣，很少在天京出現(xiàn)，但他和朝中多數(shù)洪氏宗親關系惡劣，具有代表性：洪秀全為了監(jiān)督他，曾派侄子洪春元、駙馬鐘萬信到其軍中隨軍作戰(zhàn)，他們不時發(fā)生沖突；1861年洪秀全改政，兩度更改國名，陳玉成、李秀成起初抵制，而過后均在形式上遵從了政令，但李世賢堅不肯從，因違抗君命被革去王爵，后來雖被恢復職務，但仍高舉舊稱，洪秀全也拿他沒辦法；天京方面很不信任他，隨后拆散了李世賢、黃呈忠、范汝增、練業(yè)坤的四人同盟，將范汝增、練業(yè)坤調入天京，削弱了李世賢的力量，實際是削弱了太平天國在浙東的統(tǒng)治。如此內(nèi)耗紛爭，只能是作繭自縛，自傷根本。

李秀成和陳玉成是后期太平天國最主要的軍事將領，由于他們精誠團結，協(xié)作互助，扭轉了天京事變以來太平天國戰(zhàn)略退卻的不利局勢，開拓了戰(zhàn)略反攻的新局面。李、陳二人因此被認為是親密無間的戰(zhàn)友、伙伴，李秀成講：“至陳玉成，在家與其至好，上下屋之不遠，舊日深交，來在天朝，格宜深友。”但他們之間出于利益矛盾并非沒有紛爭。

在韋俊事件上，陳、李意見不一，釀成內(nèi)訌。1859年9月，為躲避楊輔清、楊宜清兄弟的尋釁，時任太平天國右軍主將的韋俊率軍由池州渡江，意欲投靠李秀成而另尋地盤。結果為陳玉成所不容，他封鎖江面，不讓韋部過江投靠李秀成，雙方“彼此忿爭，于和州地界兩相殺戮”，李秀成部支持韋俊，與陳玉成部械斗，“殺斃數(shù)千人”，韋俊最終決意降清。

在二克江南大營和隨后的攻克蘇、常戰(zhàn)役中，洪仁玕調陳玉成部前來參戰(zhàn)，李秀成對陳玉成這次“不約而來”非常吃驚。用“圍魏救趙”之計佯攻杭州以分江南大營之兵的戰(zhàn)略，是李秀成、李世賢、楊輔清等人在第二次蕪湖會議上的決策。當時天京已被完全合圍，李秀成自然不會像洪仁玕在自述中說的那樣先回天京聆聽洪仁玕“攻擊其背虛之處”的指教。洪仁玕在得到李秀成奏報后，調派陳玉成參戰(zhàn)，有分功之嫌(不使李秀成獨得全功)，陳玉成不顧湘軍大兵逼近安慶的危機貿(mào)然東進，則是出于爭搶江南膏腴之地的目的。陳玉成派自己的頭號勇將劉昌林取常州，黃文金取常熟，自己兵發(fā)揚州、杭州，他在蘇南安排的部將后來均被李秀成逐走，唯陳部將詳天福侯裕田與李部將慷天燕錢桂仁同守常熟，但侯“系文職，不理軍務，唯錢偽帥操兵農(nóng)之權”。陳玉成很是不滿，1860年6月，陳玉成專程由天京赴蘇州，與李秀成會談蘇南地盤劃分問題。陳玉成因在“江南無立足之地”，“意欲提兵赴浙江上游一帶”，與李秀成發(fā)生爭執(zhí)，迫使干王洪仁玕前往蘇州“調停忠英二酋之誤會”，最終陳玉成只在蘇南要得唯一據(jù)點丹陽，派其叔父然王陳時永駐守。

陳玉成返皖后，將李秀成安排在皖北的守將朱興隆、黃金愛、吳定彩全部調離，或協(xié)防安慶，或隨軍行動，導致李秀成在皖北的地盤丟失。李秀成在蘇南則公開排擠陳玉成的部隊，大造輿論。1860年6月15日，李秀成在蘇州城中張貼告示：“本月二十八日，英王將移兵此城，爾等善良之庶民，本無罪孽，若遭涂炭，事尤可哀。故此，自今日起至明晚止，應速散去。倘或遲滯，待英王兵至，忠王雖愛惜蒼生，恐亦無能為力。”遂大開城門，放百姓出城。故百姓中流傳“蓋聞此英王者，一向草菅人命，所到之處，不問男女老幼，見則必殺。健壯之民，悉令從軍，順之者生，逆之者亡”，于是“（闔）城民眾，扶老攜幼，不分晝夜，競相逃命，儼如洪水之奔流”。李秀成的部隊還公開宣稱陳玉成的部隊為“野長毛”。陳玉成也不甘示弱，“江陰、常昭兩縣為英逆麾下攻取，蘇省為忠逆獨占，陳逆不慊，每擇繁華市鎮(zhèn)，多設一卡，歸英逆管轄，以資軍需”，甚至縱兵焚掠，“或云此股惡匪系屬偽英王、護王麾下，因忠王兵丁曾犯其地，故爾報仇”。總體來講，陳玉成、李秀成的蘇南地盤之爭，是以李秀成的獲勝而告終的，但導致陳、李之間積怨頗深，以致在接下來的安慶保衛(wèi)戰(zhàn)和二次西征中，李秀成三心二意、遷延不前，對援救皖省(陳玉成“分地”)態(tài)度消極。陳、李政爭的后果相當惡劣。

陳玉成在太平天國的人緣似不太好。后期太平天國朝內(nèi)的政爭主要是洪氏和異姓將領之間的爭斗，但對陳玉成，各派勢力又均與其關系不睦。對待捻軍，陳玉成一向嚴酷，逼著他們遠征湖北、死守安慶，釀成捻軍分裂、仇殺，連和他并肩作戰(zhàn)多年的盟友、捻軍各旗盟主張洛行也認為陳玉成“他們待人不好”。而李秀成十分珍惜自己招來的捻軍“百萬之眾”，被洪秀全封為忠王，“懸印月余未敢視事”，請求洪秀全加封捻軍將領韓碧峰、韓繡峰兄弟后才敢受任。陳玉成敗困廬州，四處求援，李秀成、張洛行、馬融和等俱不肯來，就連陳玉成的好友陳坤書也予以拒絕，“陳玉成行文到蘇，要調人到安慶，陳坤書回復他云，蘇省地方費了多少辛苦，現(xiàn)在百姓未伏，萬不能來救”。太平天國諸王、將領與陳玉成不和的事，曾國藩、李鴻章也知道，李鴻章言：“忠(李秀成)、侍(李世賢)、璋(林紹璋)、玕(洪仁玕)諸王皆與狗逆(陳玉成外號“四眼狗”)不合，外畏之而中恨之。”可見陳玉成與其他各王素有嫌隙。

太平天國內(nèi)部的政爭大略，亦被敵方探聞。1862年10月，浙江巡撫左宗棠奏稱：“軍中拿獲李世賢偽文，諄囑諸賊死守龍游、湯溪、金華四十日，即行折回，并言逆眷在溧陽為各偽王欺凌，不能不急回料理之狀。查賊中偽王可數(shù)者共三十余，惟偽忠王李秀成、偽章王林紹璋與李世賢相投合，余則彼此猜忌，勢不相下，金陵逆首洪秀全之兄偽勇王洪仁達尤為各賊所恨，似從前楊、韋兩逆互相吞噬之事不久必將復見。”李秀成、林紹璋、李世賢結黨與洪氏宗族相爭之事被確證。天京中央政權的權力傾軋雖未像左宗棠預測的那樣再次迅速趨于白熱化，但上行下效，蔓延地方，太平軍各地方勢力之間內(nèi)斗成風，付出了慘重代價。

1861年9月，駐軍蘇州的陳坤書與駐守石門的陳炳文為爭地盤在嘉興城下火并，據(jù)龔縉熙《自怡日記》：“聞嘉興之戰(zhàn)，系蘇賊與石門賊爭斗，并非官兵。”是歲冬，陳坤書又因與李秀成有矛盾，率部轉至常州，受封“護王”，以常州為分地，不再受李秀成節(jié)制。

本文經(jīng)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大學問 授權，文摘自 劉晨 著《太平天國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