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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各路清軍奉令進援桂林,烏蘭泰行動比較迅速,4月15日,抵達荔浦,見向榮已馳省城,搶了頭功。他立即向北轉進,緊逼追擊。由于害怕桂林丟失,自己無法交代,烏蘭泰自率百余騎兼程倍道,主力由秦定三等督率隨后步行。
烏蘭泰突襲將軍橋,重傷殞命
4月19日,他抵達城南將軍橋。該橋在城南6里白龍洞前,控制漓江、陽江兩條護城水道。象鼻、斗雞二山雄峙橋后兩側,為南援桂林交通孔道。其時,太平軍已在橋北嚴密布防,構筑了工事,以交叉火力封鎖橋面。烏蘭泰一伙進至橋南,一片平靜。他決定率騎突襲將軍橋隘口,控制援省要津。為了使行動秘密突然、出敵意外,烏蘭泰不待主力齊集,冒險突襲,以圖僥幸。兵勇“策馬過橋”,太平軍立即發起火力轟擊,槍炮交織,“鉛子如雨,從者死幾盡,烏蘭泰勇〔擁〕馬及橋,炮中膝骨。千總李登朝以身翼之,自立橋頭戰死”。兵勇搶回烏蘭泰,竄回良豐,旋退六塘,秦定三接統其軍。烏蘭泰傷重,轉至陽朔,5月8日殞命。
烏蘭泰斃命使各路清軍的增援士氣大受挫折。秦定三遁踞六塘,等待其他援軍,不敢孤軍獨進。李孟群3000人的壯勇駐扎二塘,張敬修東勇2000名尚在途中,前湖南提督余萬清率楚兵1000名南援。城外援軍因烏蘭泰之死失去統一指揮,互不相轄,各自為陣,不能一致行動。4月29日,賽尚阿由荔浦回駐陽朔,再也不敢去前線督戰,遂“扎飭諸軍,統歸向提軍調度”。向榮獲得各軍指揮權,然而,他雌伏省城,諸軍紛紛繞道,環布城北,誰也不敢在城南立營。向榮一心只想保住省城,對組織援軍反攻太平軍不感興趣,行動消極,戰場上出現了新的相持戰局。
桂林攻防戰事,雙方軍事部署
4月下旬,各路援軍馳到,清軍部署態勢是:向榮、劉長清、和春部6000人,負責守城。秦定三、常祿部3000人,李孟群部3000人,“均扎省城北門外之拱極樓、烏金鋪等處,犄角相連,兼通興安、靈川等縣運辦軍火、糧餉晉省之路”。張敬修部3000人“擬駐西路之福山腳”。許祥光、朱啟仁部3000人“擇駐南路之馬頭嶺”。還有正在途中的“寧琙之勇二千、張國梁之勇千人”,余萬清之兵1000名。清軍已達前線兵力為2萬人。姚瑩說:“我兵倍之,當無可慮。”清軍主力駐扎城北。東路因有漓江,不宜駐軍。
南路、西路戰線長,兵力單弱,只是為了牽制太平軍的攻堅力量,防堵其轉移。這一態勢表明,向榮對咸豐帝指示的“內外夾擊”打了折扣,只是實施單純防御省城的戰略方針。太平軍可能面臨兩面作戰的被動局面,必須根據清軍的兵力部署相應配置部隊。但是由于兵力不足,不能合圍十幾里周長的堅城,只能重點布兵,“于城南門外將軍橋、西門外五里圩、東門外隔江花橋等處均有屯踞”。據鄒鳴鶴說:“唯偵察賊眾男婦約有四五千人,大半廣東口音。或聚對河東岸各村,或屯西鄉五里圩,或分處花橋、四圈樓、將軍橋、頭塘等處。其大小船四十余只,則停于紫家洲及象鼻山背。”
他顯然低估了太平軍的實力。這可能是指后路防御清朝援軍的兵力,不包括駐扎在城外險要及城郊各街區的攻堅部隊。看來,太平軍在城垣之東、南、西三個方向構成一道弧形包圍圈,并在西、南方向配置后路兵力,以抵御許祥光部壯勇自南路之威脅。同時,太平軍又在包圍圈外線構筑圍城防御圈,以抵御北路清援軍。防御圈自飛鸞橋向南,經五里圩、頭塘、將軍橋直到漓江東岸,在沿線若干據點、要隘,重點設防,縱深地帶的各村圩則屯駐預備隊,用以策應前路攻堅或后路拒援,適應兩面作戰的態勢。可見,4月下旬,鑒于清軍態勢有些變化,太平軍開始把攻堅和防御兩種戰術結合起來,創造了在兩面受敵的態勢下實施攻堅的新戰術。這比永安攻堅更加艱巨復雜,從戰術上看不失為一大進步,對后來長沙、武昌的攻堅有較大影響。
攻防戰事,消極相持
鄒鳴鶴、賽尚阿分別奏報了4月下旬的戰況,對守城和進援各有側重,據此,可以互為補充以理清當時的戰況。4月24日,由于清軍大舉增援,太平軍調整兵力部署,“退屯對河各處”,并抽調部分將士在漓江東岸駐扎,防堵清軍開辟東路戰場。為了掩護調整兵力,前路攻堅太平軍,“僅向東、西、南及文昌四門不時遙放槍炮”,以牽制城內清軍。4月25日,1000余名太平軍“由南繞至飛龍(鸞)橋,渡河直撲北門”,企圖出敵意外,突襲北門。王錦繡、松安奉令出擊,太平軍見敵備戰,“即退往飛龍(鸞)橋各村藏避”。
蕭朝貴為前敵指揮,再遣主力增援。“午刻,又率大隊,冒雨蜂擁而來,復攻王錦繡、松安營盤。”由襲城轉為打援。向榮“趕至北門督戰,并調潮勇助剿。李孟群帶同良勇、知縣銀沆帶同福勇、槍勇,由門外繞出賊后”。于是,太平軍三面皆敵,“對擊多時”,不能實現戰役目的,遂由飛鸞橋撤軍。清軍乘勢追擊,“橋窄人多”,太平軍小有損折。看來,太平軍戰役構想著眼于攻勢的突然性,因而有冒險傾向,但清軍有備,只好撤軍。之后,太平軍打援,但沒配置預備隊接應,又遭挫折。
簡又文、酈純說,太平軍使用呂公車攻城。這是根據杜文瀾的說法,不確。太平軍并未攻城,更談不上呂公車的使用。他們把5月15日攻城使用呂公車提前到這次戰斗,發生了差訛。26日,雙方又調整部署。“西門、南門外空房,并對河東岸,均有賊匪藏匿出入,文昌門外之象鼻山下泊有賊船多只。”向榮“傳令湖南、廣西官兵、提勇,帶領隨夫一千余名,于老西門外擇要扎立營盤四座”。雙方都在搶占城外據點,改善軍事地位,準備會戰。
4月27日,太平軍未出隊,只是連開大炮,轟擊南門、文昌門,增加清軍的緊張和恐懼心理。向榮“令潮勇三千名、川兵一千二百名,分駐四營”,由城內扎至城外西北方向,“與北門外諸營遙為犄角”,西北一帶清軍有了加強,以堵截太平軍的迂回攻城,同時還可作為進犯太平軍的前進基地。4月28日,“辰刻,向榮派令潮勇、提勇、湖南、廣西、四川官兵”,繼續焚燒文昌、西、南三門外的民房。清軍剛行至西門外焚燒,太平軍掩藏在“清真寺內,墻穴安炮,擊傷兵勇數名”。
清軍驚潰不定,太平軍乘勢由寺后沖出,“隔一小河施放槍炮”。五里圩的太平軍“蜂擁而出,直趨蟆拐橋河邊,搖旗吶喊”。又一支太平軍“占據古牛山”,用大炮轟擊清軍。清軍見太平軍“隔河,不能飛渡。遂一齊搶至河邊,遙用槍炮還擊。彼此相持一時之久”。清軍只好停止焚燒民房,撤回城北。4月29日,大雨,雙方無戰事。
4月30日,向榮決定由北門、老西門兩路出兵。其中,“北門兵勇由飛鸞橋取道,至五里圩,分數隊”,包抄太平軍后路;“張敬修帶領東勇,乘勢于福山腳扎營”。另一路,“潮勇、提勇、湖南、廣西、四川官兵,仍出老西門,至蟆拐橋河邊,用大炮轟打西街及清真寺一帶,以助北面聲勢”。牽制西街太平軍,掩護張敬修扎營。豈知“午刻,大雨”,向榮的算盤落空了。下旬戰況表明,太平軍在4月25日攻勢受挫后,暫時停止了攻堅,這與既定戰略是矛盾的。可能,洪秀全等對攻城拒援的估計與準備不足。
他們既缺乏有效的攻堅戰術,又難以擊潰城外援軍,因而陷于被動和無所作為的狀態。洪秀全等決定暫取守勢,力戒濫攻,以靜待動,摸索清軍活動規律,準備新的行動。向榮也采取新的步驟:其一,增強城外兵力,把戰場轉移到城外,迫使太平軍由攻堅轉為防御,減輕省城的軍事壓力。其二,焚燒民房,使太平軍失去近城的掩蔽與依托,攻堅前沿暴露在清軍防御火力網之內。其三,在太平軍外線構筑反包圍的據點和防線。不過,清軍行動不力,太平軍出擊干擾,向榮目的未能實現。
參考資料
《賽尚阿奏》,軍錄,革·太,號547—10。
《賽尚阿奏》,軍錄,革·太,號547—10。
《賽尚阿奏》,軍錄,革·太,號547—10。
《賽尚阿奏》,軍錄,革·太,號5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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