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宇琛

在中國，有許多條路可以走。有的通向廟堂，有的歸于江湖，還有一些，則蜿蜒于法條與現實的夾縫之間，時而清晰，時而模糊。

李金星，后來以筆名“伍雷”行走于世的那個山東人，就選擇了這樣一條路。

這條路，起初似乎是為了逃離一種他不再能忍受的生活，最終卻將他帶入了一個更加叵測的漩渦。

他的起點，與法律并無太多交集。上世紀九十年代末，他是山東章丘縣（如今的章丘區）建設委員會里的：

一名普通科員。

日子在撰寫材料、迎來送往和推杯換盞中一天天過去。

他后來回憶那段時光，帶著一種難以言喻的疲憊，形容自己“整天寫材料，說夠了假話”，并且被當地人們幾乎天天都在喝酒的氛圍所裹挾。

這種按部就班、言不由衷的生活，讓年近三十的他感到了深刻的厭倦：

改變的念頭，像野草一樣滋生。

轉機出現在2001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在單位旁邊的書店里看到了律師資格考試的相關書籍。

這個發現，如同在密閉房間里打開了一扇窗。他決定，試一試。于是，一邊應付著體制內的工作，一邊開始了長達一年的埋首苦讀。

這并非易事，尤其對于一個非法律專業出身的人來說，其中的艱辛可想而知。但他堅持了下來。

2002年，恰逢中國將律師資格考試改為國家統一司法考試的第一年，他成功通過了這場被譽為天下第一考的測試。

拿到資格后，他幾乎沒有猶豫，遞交了辭職報告：

離開了那個安穩但令他窒息的公務員崗位。

正式踏入了律師行業的大門。

最初的幾年，他從實習律師做起，憑借著一股闖勁和或許是從體制內帶來的某種對人情世故的洞察力，業務很快有了起色。

他不再是那個默默無聞的小科員：

逐漸成長為一家律師事務所的負責人。

經濟狀況也隨之改善，擁有了人生第一輛汽車——雖然只是一輛價值四萬多元的夏利，但在當時，這足以讓他感到某種程度的滿足。

他后來坦言，賺錢會帶來一些快樂。那時的他，行事風格似乎還帶著幾分江湖草莽氣，他自嘲有點像梁山好漢，大碗喝酒，大塊吃肉：

尚未顯露出日后那種死磕到底的決絕氣質。

那時的伍雷，大概不會想到，這條看似充滿希望的新道路，未來會布滿如此多的荊棘與陷阱。

他更不會預見到，那個曾經讓他想逃離的、需要小心翼翼說話的環境，有一天會以另一種更加嚴厲、更加不容置辯的方式：

來審視他說的每一句話，做的每一件事。

1

人生的航向，有時會因一陣突如其來的風而改變：

2007年，伍雷將事業的觸角伸向了北京。

在那里開設了分所。

京城，作為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自然也匯聚了各種思潮和形形色色的人物。

正是在這片土地上，伍雷開始接觸到一個與他此前生活經驗迥異的世界。

那幾年的北京，社會氛圍相對而言顯得較為活躍。各種法律研討、公共講座層出不窮，也聚集了一批熱心于公共事務、積極介入社會問題的律師和學者。

伍雷發現，律師這個行當，并非都如他最初想象的那樣，僅僅是圍繞著案源和收費打轉。

在北京，他遇到了一些更具理想主義色彩的同行，這些人似乎更關心法律條文背后的公平正義:

更愿意為那些無權無勢的弱者發聲。

通過參與一些公共活動，比如反對某些地方野蠻拆遷的行動，他開始廣泛接觸到大量的:

上訪者。

那些從全國各地涌向京城，試圖為自己或家人的冤屈尋找一線生機的人們。

他聽到了各種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接觸了許多冤案的家屬，比如后來廣為人知的江西樂平案受害者的父母，他們的悲慘遭遇和堅韌申訴，給伍雷帶來了巨大的情感沖擊和思想震蕩。

這些親身經歷，讓他對中國社會底層民眾在司法體系中可能遭遇的不公，有了更直觀、更深刻的認識。

這些人和事，像催化劑一樣，加速了他思想的轉變，也為他日后投身于疑難冤案的辯護埋下了伏筆。

2

真正讓伍雷感到震動，并開始嚴肅思考律師在中國司法體制中的角色與風險的，是2009年爆發的李莊案。

當遠在重慶的同行：

李莊律師。

因為在當地轟轟烈烈的打黑運動中擔任一名被告人的辯護律師：

最終卻被以辯護人妨害作證罪逮捕并判刑。

整個中國律師界為之嘩然，伍雷也深感震驚。

“重慶怎么能這樣對待律師？”這是他當時反復追問的問題。當李莊最終被定罪判刑時，他后來在采訪中表示，那是他：

第一次對中國的法治感到失望。

李莊案像一塊投入平靜湖面的巨石，激起了層層漣漪。此后，和許多對該案感到憤慨的律師一樣，伍雷開始利用當時方興未艾的新媒體平臺——主要是微博：

公開發聲，批評重慶方面的做法。

2011年，李莊案第二季（李莊被追加起訴漏罪，后檢方撤訴）在重慶開庭審理時，伍雷更是積極參與其中。

他守在法庭之外拍照記錄，撰寫了大量關于庭審情況和案件疑點的博文，甚至直接給時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的王立軍寫了一封公開信，對其行為提出質疑。

伍雷認為，李莊案的發生及其后續發酵，使得原本相對松散的中國律師群體，在某種程度上第一次真正形成了一種共同體意識，開始更加自覺地關注整個行業的命運前途和律師執業權利的保障問題。

也正是在這個風云激蕩的背景下：

死磕。

這個略帶生猛氣息的詞語，開始在律師圈內流傳開來，并逐漸成為一部分維權律師的標簽。

這個詞最早可能由資深律師遲夙生在2011年處理廣西北海律師偽證案期間提出。到了2012年貴陽小河/黎慶洪案，死磕更是被一群律師演繹得淋漓盡致，引起了全國性的關注。

伍雷，因為深度參與了這兩起標志性案件以及后續一系列維權行動，逐漸成為了：

媒體和公眾眼中死磕派律師的代表人物之一。

所謂死磕，并非一個精確的法律概念，而是對一部分律師在代理案件，特別是面對司法不公或程序違法時所采取的一種堅韌、有時甚至被視為挑戰體制權威的抗爭方式的概括。

這種方式的核心在于對法律程序和法條進行極致的：

較真。

抓住每一個可能的程序瑕疵或違法點，反復提出質疑、申請、控告，力求將法律規則運用到極限。

同時，他們高度重視并熟練運用新興的：

網絡自媒體平臺。

如個人博客、微博等，進行所謂的：

網絡揭露。

將案件細節、庭審實況（有時甚至冒著風險）、司法過程中的疑點和不公之處公之于眾，試圖繞過傳統媒體的審查，直接訴諸社會輿論，以期形成壓力，推動個案解決。

不僅如此，窮盡一切可能的法律救濟途徑也是其常用手段，他們會不斷地向各級人大、政法委、檢察院、紀委監委等部門：

舉報投訴辦案人員可能存在的違法違紀行為。

更有甚者，他們有時還會采取一些引人注目的：

行為藝術式的表達方式。

以示抗議或吸引關注。

例如，伍雷和另一位以風格強悍著稱的律師楊金柱，就曾為了爭取會見福建冤案當事人吳昌龍的權利：

給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送去一袋紅薯。

其象征意義引發諸多解讀，但其挑戰姿態十分明顯。

死磕律師們常常宣稱他們的策略是只磕程序不磕實體、只磕公權力不磕私權利，即主要針對司法機關在辦案過程中是否嚴格遵守了法律程序、是否存在權力濫用等問題進行攻擊，而不是直接評判案件本身的實體是非（盡管程序問題往往與實體公正密切相關）。

這種策略意味著他們必須同時在法庭內外兩條戰線上作戰：庭內進行嚴謹的法律抗辯和程序挑戰，庭外則努力爭取輿論支持和社會關注：

讓社會當法庭。

伍雷本人后來在反思為何會走上這條充滿爭議和風險的道路時，曾流露出對體制內正常救濟渠道有效性的深刻懷疑。

他在多年后自己面臨處罰的聽證會上就曾直言發問：

所謂正常途徑哪里可以有效解決問題？

這種對現有糾錯機制效率的悲觀評估，以及在目睹和代理了大量個案不公后產生的強烈正義感和無力感，共同促使他和其他一些律師，選擇了這種更為公開、更具對抗性、也更能引發社會關注的死磕策略。

在他們看來，當法庭內正常的辯論和申訴難以奏效時，將案件的冤情和司法過程中的問題暴露在陽光下，接受公眾的審視，或許是推動問題解決的最后手段。

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中國司法系統自身在某些層面存在的問題，以及對律師正當執業權利時而出現的限制和打壓：

催生并強化了死磕現象。

3

李莊案之后，伍雷的律師生涯軌跡發生了顯著的偏移。

他似乎找到了一種更契合內心召喚的方向，將越來越多的時間和精力傾注到了刑事辯護領域，尤其偏愛那些疑難復雜、積重難返，甚至早已被外界視為鐵板釘釘的冤假錯案。

他常常掛在嘴邊的那句：

辯冤白謗是第一天理。

仿佛成為了他后半段職業生涯的行動指南和精神支柱。

為了將這份熱情化為更系統、更持續的行動力，他在2013年底：

發起了一個名為拯救無辜者洗冤行動的民間公益項目。

據公開報道，這被認為是中國第一個由民間力量自發組織的，專門致力于為那些身陷囹圄但堅稱無辜的服刑人員提供法律援助、篩選案件線索、推動冤案復查與平反的機構。

這項工作極其繁重，行動每年都會收到來自全國各地上百份承載著血淚與希望的申訴材料。

伍雷會組織起一個由志同道合的律師、法學學者乃至一些富有經驗的退休司法人員組成的專家團隊，對這些材料進行初步的篩選和嚴謹的研判，從中找出那些確實存在重大疑點、具有平反可能性較大的案件。

一旦確定目標，便會投入大量的時間、精力和本就有限的資源，進行深入的證據核查、法律論證、申訴材料撰寫以及持續的跟進和呼吁。

其實，在這項拯救無辜者行動正式啟動之前，他還曾與其他幾位律師共同發起：

設立了超期羈押案件援助基金。

最初是聚焦于那些被長期違法羈押、訴訟程序莫名停滯不前的個體，為他們提供必要的法律幫助。

后來，在2013年，隨著福建吳昌龍冤案歷經十二年磨難終獲平反，這個基金也隨之：

更名為吳昌龍基金。

其宗旨進一步擴展，旨在向那些因遭受漫長冤獄或在艱難申冤過程中導致生活陷入極度困境的人們及其家庭，提供人道主義的經濟支持，幫助他們渡過難關，重新融入社會。

一個標志性的例子是，2014年福建村民念斌在被關押八年后終獲無罪判決，走出看守所時幾乎一無所有，他便成為了吳昌龍基金的首位受益人，獲得了一筆來自同行和社會關懷的、用于恢復基本生活的援助金。

這些年，伍雷的名字逐漸和一系列在中國當代法治進程中留下深刻烙印、引發廣泛社會討論的重大冤假錯案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

他參與推動平反的案件，不少都曾是轟動一時、阻力重重、看似難以撼動的：

骨頭案。

其中，最為世人所熟知的，無疑是：

河北聶樹斌案。

這位1995年因被控強奸殺人而被當地法院匆匆判處并執行死刑的青年工人，其命運在十年后因另一名嫌犯王書金的主動供述而陡然出現轉機。

王書金在其他案件中落網后，竟供述自己才是聶樹斌案的真兇。然而，即便真兇疑云浮現，聶樹斌案的復查和平反之路卻異常艱難曲折，又歷經了長達十余年的漫長等待、法律博弈和社會呼吁。

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洗冤接力中，伍雷是眾多積極奔走呼號的法律人、學者和記者之一。

他不僅個人持續關注，還積極參與組織了相關的案件研討會，與其他律師合作進行深入的證據分析和申訴材料的準備工作。

更重要的是，他充分利用自己當時在網絡平臺上日益增長的影響力：

持續不斷地在微博等公共空間發聲。

向公眾介紹案情中的諸多疑點，剖析原審判決的瑕疵，并大聲疾呼，懇請最高司法機關能夠排除干擾，盡快啟動再審程序。

這場跨越二十年的努力最終迎來了歷史性的結果。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對聶案進行異地復查，經過山東高院兩年多的細致工作和嚴謹審查：

最終認定原審判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公開宣判，撤銷了原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和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聶樹斌的死刑判決，改判聶樹斌無罪。

一個遲到了整整二十一年的清白，終于得以昭雪：

盡管這個正義是以聶樹斌年輕的生命為代價換來的。

伍雷為此案付出的不懈努力，無疑是推動這沉重歷史一步的重要力量之一。

同樣令人扼腕的還有：

福建念斌案。

這位福建平潭的普通村民，被當地司法機關指控于2006年7月因鄰里糾紛，向鄰居家中飲用水投入劇毒的氟乙酸鹽（俗稱“老鼠藥”），導致鄰家兩名無辜兒童死亡。

此案在長達八年的審理過程中，經歷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十次庭審，念斌四次被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而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則：

三次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發回重審。

案件的核心癥結在于關鍵的物證——從死者體內和現場提取物中檢出的毒物成分——其鑒定結論一直存在重大爭議，且鑒定程序飽受質疑。

辯護律師也反復提出，念斌在偵查階段遭受了嚴重的刑訊逼供，案件證據鏈存在明顯斷裂。

伍雷雖然不是念斌的直接辯護人，但他對此案給予了長期的密切關注，并通過他所發起的拯救無辜者洗冤行動和個人網絡平臺，為念斌絕望中的家人提供了寶貴的支持和聲援。

他多次撰寫文章，深入分析案情中的疑點和矛盾，呼吁司法機關必須堅守疑罪從無的刑事訴訟基本原則。

終于，在2014年8月22日，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了該案的終審判決，明確認定原判認定念斌犯投毒罪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依法宣告念斌無罪。

當念斌走出被關押了整整八年的看守所時，他形容自己早已“靈魂和肉體都已經分開”，其間的苦楚非外人所能想象。如前所述：

他后來得到了吳昌龍基金的援助，以維系基本生活。

目光轉向海南：

陳滿案則書寫了另一段長達二十三年的漫漫申冤史。

這位原本在海口經商的四川人陳滿，于1992年12月被當地警方指控在一場火災中殺人并縱火，1994年被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然而，陳滿自始至終堅稱自己無罪，認為自己是在刑訊逼供之下被迫做出了有罪供述。

在長達二十三年的鐵窗生涯中，他和遠在四川的年邁父母從未放棄過申訴的希望。此案因其極其漫長的申訴歷程和原審判決中存在的諸多疑點而備受法律界和媒體的關注。

伍雷也積極參與了推動該案再審的工作，他與其他關注此案的律師、學者一道，共同呼吁司法機關正視問題，并通過網絡平臺等方式擴大案件的社會影響，爭取輿論支持。

案件的轉機出現在2015年2月，最高人民檢察院經過審查，罕見地就此案直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

抗訴。

認為原審判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應當予以再審。最高法院隨后指令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對此案進行異地再審。

經過浙江高院的審理，2016年2月1日，法庭公開宣判，撤銷了原海南高院的終審裁定和海口中院的一審判決：

宣告陳滿無罪。

當陳滿走出監獄大門時，他已經在獄中度過了：

整整8437天。

從一個風華正茂的青年熬成了白發蒼蒼的中年人。

在福建，吳昌龍案更是伍雷傾注了大量心血和情感的案件之一。

吳昌龍被指控為2001年發生在福建福清市紀委的一起爆炸案的主犯之一，并被控犯有爆炸罪。

此案自發生起就疑點重重，包括吳昌龍等多名被告人自述在偵查階段遭受了難以想象的嚴重刑訊逼供，主要定罪證據之間存在諸多無法解釋的矛盾等：

吳昌龍因此蒙冤長達十二年。

期間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曾兩次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將案件發回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重審，但福州中院兩次重審竟然都維持了對吳昌龍的死緩判決。

伍雷是吳昌龍案進入申訴階段后辯護律師團隊的重要成員。他與其他幾位律師一起，為了這個案件的平反四處奔走，不厭其煩地向各級司法機關提交申訴材料，一次次地揭露案件偵查和審判過程中的程序違法行為和證據矛盾之處。

為了爭取律師本應享有的基本會見權利，伍雷甚至不惜與另一位以風格強悍著稱的律師楊金柱一同，到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門前進行了一場頗具行為藝術色彩的抗議：

他們給法院送去了一袋紅薯。

這一舉動背后的象征意義引發了外界諸多解讀（有說法稱是諷刺某些官員吃地瓜長大的卻忘了本，也有說法是暗示案件處理太軟），但無論如何，其挑戰不公、堅持權利的姿態十分鮮明。

正是他們這種不懈的努力和持續引發的輿論壓力，最終對案件的解決起到了關鍵作用。

2013年5月3日，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終于作出終審判決，認定原判認定吳昌龍犯爆炸罪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依法宣告吳昌龍無罪。

與吳昌龍同案被卷入福清紀委爆炸案的，還有一位名叫陳夏影的女性，她被指控犯有包庇罪。

與吳昌龍的命運相似，她的案件也經歷了漫長的審理和申訴過程。在伍雷等律師的共同努力下，繼吳昌龍被宣告無罪之后，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對陳夏影案也作出了再審判決，同樣以原判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宣告陳夏影無罪。

目光再投向東北，吉林金哲宏案也是伍雷拯救無辜者行動關注的重點之一。

這位原名金哲紅的吉林省永吉縣男子：

于1995年因被控殺害一名20歲的花季少女而被捕。

后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

金哲宏自被抓之日起就始終堅稱無罪，并表示自己遭受了殘酷的刑訊逼供才作出了有罪供述。在其漫長的二十多年服刑和申訴過程中，伍雷發起的“拯救無辜者”行動將其列為重點關注和救助的對象，為其提供了持續的法律支持和輿論呼吁。

此案同樣存在諸多難以解釋的疑點，如關鍵物證的缺失、現場勘查的不規范、口供的矛盾重重等。

經過金哲宏本人及其家人多年的不懈申訴，以及法律界的持續關注和推動，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終于在2018年決定對該案啟動再審。

同年11月30日，吉林高院公開宣判，認為原判認定金哲宏故意殺人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依法宣告金哲宏：

無罪。

此時，距離他最初被羈押，已經過去了整整二十三年。

除了這些最終得以沉冤昭雪的案件，伍雷還投入精力關注和代理了許多其他疑難復雜的刑事案件：

包括一些至今仍未獲得平反的陳年積案。

例如，河北承德陳國清等四人搶劫殺害出租車司機案。此案發生在1994年，陳國清、何國強、楊士亮、朱彥強四名青年被認定為兇手。

案件經歷了四次一審、四次二審的漫長拉鋸，河北高院三次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發回重審，最終在2004年第四次終審時，在高院未再次發回的情況下直接改判四人死緩（陳國清、何國強、楊士亮）或無期徒刑（朱彥強）。

此案疑點重重，包括警方聲稱的關鍵物證帶血刀具，其鑒定報告日期竟然早于刀具提取日期；被告人指稱遭到刑訊逼供；缺乏可靠的目擊證人等。著名刑法學者早在2001年就論證此案證據不足。

伍雷律師團隊近年深度介入此案的申訴工作，盡管他本人已被吊銷執照，但仍協調李仲偉、趙軍等律師接力推進。他們緊扣證據疑點，反復向最高法、最高檢申訴，并呼吁媒體關注。

雖然何國強、朱彥強等人已服刑二十多年后陸續出獄，但司法上的清白仍未恢復。陳國清因始終不認罪，仍在獄中服刑超過三十年，是四人中最后一位等待清白的人。

伍雷等人的持續努力，使得這起被稱為：

四次死刑，四次刀下留人。

的世紀疑案得以持續受到關注，申訴之路仍在繼續：

又如，被稱為“廊坊滅門案”的河北原偉東案。

此案涉及1995年和2000年兩起共致6人死亡的滅門慘案。

原偉東等人于2001年被抓，被控參與兩案。案件審理過程極為曲折，歷經三次一審、兩次二審：

原偉東等人多次被判死刑。

盡管原偉東在2000年滅門案中有鐵證如山的不在場證明（案發時遠在黑龍江老家繳稅，有票證和派出所證明），最終在該案中獲判無罪，但他仍被認定為1995年楊長林案的兇手，與另一被告湯鳳武一同被判處死緩。

該案的核心疑點包括：原始卷宗和關鍵物證丟失；多名被告人聲稱遭受刑訊逼供：

湯鳳武甚至哭訴被用辣椒水塑料袋套頭、電擊等酷刑。

唯一的幸存者兼目擊證人張金萍的證言前后矛盾，且曾明確指認過已被證明無辜并獲賠的村民趙某輝為兇手。

伍雷律師于2021年從年事已高的前輩律師呂寶祥手中接棒，開始協調洗冤團隊跟進原偉東案的申訴。

盡管已被吊證，他仍積極為再審辯護出謀劃策，推動多名經驗豐富的律師組成辯護團，申請異地審理，并成功聯系到趙某輝出庭作證。

伍雷本人也撰寫多篇文章呼吁公正審判。然而，令人扼腕的是，即使最高法指令再審，河北高院在2024年10月的再審終審裁定中，依然維持了對原偉東、湯鳳武的死緩判決。

更悲慘的是，原偉東在漫長的羈押等待中罹患胃癌晚期，未能得到充分治療：

于2024年底在看守所醫院含冤去世，終年54歲。

距離他被抓已整整23年。

原偉東至死未能等到洗清罪名的那一天，其家屬表示將繼續申訴。

這些未竟的案件，僅僅是伍雷等洗冤律師們面對的眾多困境中的冰山一角，也深刻反映了在中國推動冤案平反之路的極端艱難與漫長。

在專注于個案平反的同時，伍雷也積極參與了數起因涉及律師執業權利或具有重大社會影響而引發廣泛關注的集體辯護案件。

這些案件往往不僅關乎個案當事人的命運，更直接觸及了律師與司法系統之間的關系，成為了觀察中國法治生態的重要窗口。

2011年的廣西北海律師偽證案是其中的一個典型。楊在新、楊忠漢、羅思方、梁武誠等四名：

廣西律師。

因在代理當地一起復雜的故意殺人案（裴金德案）過程中：

被當地警方指控涉嫌辯護人妨害作證罪而遭到逮捕。

此舉在全國律師界引發了軒然大波，被認為是地方公權力對律師依法履職的嚴重干預和報復。

事件發生后，來自全國各地的數十名律師自發組成：

北海律師團。

前往北海為四位同行提供法律援助和聲。

伍雷是這個律師團中非常活躍的一員。他不僅參與了法律層面的辯護準備工作，更是在當地遭遇了巨大的阻力甚至人身威脅。

據多方報道，律師團成員在北海期間：

曾遭到不明身份人員的圍攻、毆打，住宿、出行受到干擾。

正常的會見和閱卷權利也難以保障。

伍雷本人也傳出在沖突中受到攻擊。面對困境，他充分利用自己的博客和微博，幾乎是實時地向外界發布在北海的見聞、案件的進展、遭遇的阻力以及對當地司法環境的批評，使得這起發生在邊陲城市的事件獲得了：

全國性的關注。

他還與其他律師一同，多次前往廣西自治區司法廳和律師協會進行溝通、交涉，尋求上級部門的介入和對律師權利的保障。

北海案最終以四位律師被取保候審或判處緩刑告一段落，但其過程的激烈對抗和所暴露出的問題，被認為是“死磕”律師群體正式形成和其策略（尤其是網絡動員策略）得以實踐和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緊接著的2012年，貴陽小河/黎慶洪案更是將“死磕”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也讓伍雷的“死磕”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此案原由貴陽市小河區人民法院審理：

被告人多達五十七人。

被指控犯有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賭博罪、非法持有槍支罪等二十七項罪名：

其中黎慶洪被指控為黑社會頭目。

案件的復雜性和涉及人數之多，本身就極具挑戰性。更引人注目的是，在最早介入此案的辯護律師周澤（他也是伍雷的好友）發出援助呼吁后，全國各地律師紛紛響應，最終組成了多達八十八人的龐大律師辯護團，堪稱：

共和國第一刑事辯護律師天團。

伍雷是這個天團中的核心成員和積極發聲者。從庭審一開始，辯護律師團就采取了極為強硬的死磕策略，對法院的管轄權、公訴人的回避資格、非法證據排除等程序性問題提出了密集而尖銳的挑戰，導致庭審多次中斷。

在庭審的第二天，當律師們就程序問題申請復議時，審判長未予理睬并試圖強行推進庭審：

引發了律師們的集體抗議。

混亂中，審判長下令將伍雷以及另外兩位律師劉志強、楊名跨強行帶離法庭。

這一幕通過庭外律師的實時傳播，迅速傳遍網絡，激起了更大的波瀾。在長達四十余天的庭審過程中，法庭內外的對抗始終處于白熱化狀態。

庭外，伍雷等律師筆耕不輟，通過博客、微博等平臺發布了上百篇關于案件的文章，包括伍雷親自撰寫的、充滿激情的：

《松江怒吼》系列博文。

詳細記錄庭審辯論細節，揭露案件背后的疑點和司法程序中可能存在的違法行為。

這些文章獲得了巨大的網絡流量和公眾關注，形成了強大的庭外輿論場。盡管黎慶洪最終仍被判刑，但小河案的辯護過程，尤其是律師們在程序正義上的堅守和利用網絡進行抗爭的方式，對后續類似案件的辯護產生了深遠影響。

伍雷曾多次表示，小河案讓他深刻感受到了刑事辯護的魅力與挑戰，也更加堅定了“辯冤白謗是第一天理”的執業信念。

在其職業生涯的后期，隨著名氣的增大和介入案件敏感度的提升：

伍雷所面臨的風險也日益加劇。

他開始代理一些被認為具有高度敏感性的案件，這或許也為他最終的結局埋下了伏筆。

懸掛在伍雷北京那間簡陋的“洗冤辦公室”墻上的，是著名法學家江平先生親筆題寫的四個大字：

只向真理低頭。

這幅字，既像是他對自己執業理念的公開宣告，也仿佛讖語般預示了他未來的命運。他努力地想只向真理低頭，但在一個復雜的現實環境中，這句看似簡單的格言，實踐起來卻可能需要付出難以想象的代價。

4

伍雷的聲音，并不僅僅局限于法庭之內。事實上，隨著他在冤案平反領域聲名鵲起，以及死磕策略的運用，他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程度上來自于他在公共平臺上的持續發聲：

他的新浪微博賬號“@伍雷”，一度擁有數十萬粉絲。

成為法律圈和關注中國公共事務網民的重要信息源和討論陣地。

他在這里高頻率地發布自己代理或關注的案件進展，分享庭審觀察，評論熱點司法事件，其言論常常尖銳、直接，充滿激情，有時甚至被認為帶有挑釁意味。

他毫不留情地批判他所認為的司法體制中存在的種種弊端：從刑訊逼供的普遍存在，到證據規則的虛置；從司法程序的不透明、不公開，到法官、檢察官權力過大且缺乏有效監督；從律師辯護權利難以保障，到冤假錯案糾正機制的失靈。

他對于通過體制內的“正常”申訴渠道尋求救濟的效果深感悲觀。他曾直言不諱地質問：

所謂‘正常’途徑哪里可以有效解決問題？

他以自己代理吳小暉案申請會見的經歷為例，歷時一個多月，先后十一次申請，甚至向三級律協申請維權介入：

直至自己面臨被吊證的威脅，仍未能見到當事人一面。

以此來說明律師在中國依法執業之艱難。

他為聶樹斌、念斌、陳滿、吳昌龍等冤案受害者及其家屬的苦難經歷而痛心疾首，反復追問那些故意或過失制造了這些人間悲劇的辦案人員為何鮮有被追究責任：

舉國震驚人頭落地無人追責，三言兩語忠言逆耳卻被吊證！我還能說什么呢？

這是他在得知自己可能被吊證后發出的感慨，充滿了無奈與憤懣。

他甚至悲觀地指出，在當時的環境下，律師的辯護行為本身就可能帶來巨大的風險：

為政治犯辯護就會被視為政治犯，

為蒙冤的企業家辯護就可能自身也蒙冤，

為不公正的案件當事人辯護就會成為不公正司法的受害者。

他認為，這是因為司法系統中的某些力量不希望其所做的不公正之事被社會所知曉。

面對來自官方或體制內對其言論的批評甚至指控，伍雷堅稱自己是在行使《憲法》賦予公民的言論自由權，以及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提出批評、建議、申訴、控告或檢舉的權利。

他認為，如果這些權利只能秘密行使，那它們就形同虛設；言論自由的核心要義就在于公開表達。

他反駁關于他“攻擊當局和政府”、“抹黑司法形象”的指控：堅稱自己的批評是為了推動司法公正，是為了幫助解決那些實實在在的冤案：

是忠言逆耳，而非惡意攻擊。

他覺得，律師說話聲音之所以顯得尖銳，恰恰是因為司法現狀與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的迫切需求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

然而，這種持續不斷的、高分貝的吶喊，尤其是在網絡空間這個日益受到嚴密管控的場域里，終究是要付出代價的，而且代價一次比一次更加沉重，直至最終徹底 沉默：

第一次代價，發生在2016年底至2017年底，形式是停止執業一年。

這次處罰的直接誘因，據信源于他在南方某地代理的一起備受關注的案件。庭審結束后，審理該案的法院向遠在千里之外的山東省司法廳和濟南市司法局發出了一份司法建議書。

指稱伍雷在庭審過程中存在不服從審判長指揮，違反法庭紀律和干擾訴訟活動正常進行”等行為，建議山東方面對其進行處理。

收到這份來自外地的司法建議后，山東省和濟南市的司法行政部門：

啟動了對伍雷的處罰程序。

據伍雷本人事后透露以及一些報道顯示，有關部門最初甚至考慮過直接吊銷他的律師執照，后經過一系列內部程序，最終決定擬處以停止執業的處罰。

2016年12月2日，濟南市司法局向伍雷發出了《行政處罰預先告知書》。

12月21日，濟南市司法局就此舉行了：

聽證會。

根據當時參與聽證的律師和媒體的記錄，伍雷在聽證會上情緒顯得相當激動，

他詳細陳述了中國刑事辯護律師，尤其是代理某些特殊敏感案件律師所面臨的執業困境和巨大壓力，并結合該案庭審的具體情況：

為自己的行為進行了辯護，認為法院的指控與事實不符。

其行為是在依法履行辯護職責。

他還提到了自己多年來為平反冤假錯案所做的努力，言語中充滿了委屈和不甘。然而：

他的陳述和辯解，并未能改變處罰的決定。

2016年12月28日，濟南市司法局正式作出了《行政處罰決定書》：

決定給予伍雷停止執業一年的行政處罰。

這一處罰決定在中國律師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和廣泛的同情。消息傳出后的短短數日內，就有接近五百名來自全國各地的律師聯署簽名，發表公開聲明，對濟南市司法局的處罰決定表示嚴重關切和異議，認為處罰決定缺乏充分的事實和法律依據，呼吁上級機關予以復查糾正：

伍雷本人對此處罰決定表示不服。

并依法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訴訟，試圖通過司法途徑推翻該處罰決定，但最終未能獲得法院的支持。

在長達一年的停業期內，伍雷無法以律師身份執業。他利用這段時間進行反思、閱讀，也繼續關注著他所代理的案件的進展。停業期滿后，他于2018年初辦理了相關手續，恢復了律師執業資格。

然而，僅僅恢復執業一年多之后，第二次，也是更終極的代價，便降臨了：

這一次，是吊銷律師執業證書。

2019年7月22日，伍雷突然收到了來自山東省司法廳直接發出的《行政處罰預先告知書》。

這一次，處罰的理由不再是庭審行為：

而是直接指向了他在互聯網上的公開言論。

告知書稱，伍雷“多次在微博（新浪微博‘@伍雷’賬號已被注銷）發表不當言論”，“否定當局的領導，攻擊社會主義制度”，“通過聯署簽名和發表公開信挑動對黨和政府不滿”，行為惡劣，后果嚴重，擬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第四十九條第一款第（三）項及第五十一條第一款等規定，給予其吊銷律師執業證書的行政處罰。

告知書還特別列舉了被認定為“不當言論”的幾個具體實例，包括針對湖南律師文東海因代理某些案件及發表相關言論而被吊銷律師執照事件，伍雷在其微博上發表評論：

稱之為法治大倒退。

就山東省臨沂市莒南縣訪民李淑蓮（其在2009年被發現在當地政府安排的看管場內非正常死亡，家屬認為是遭到毆打致死，多年上訪要求追責未果）一案，伍雷在2018年給時任山東省委書記劉家義寫了一封公開信，詳細陳述案情疑點，呼吁省委成立聯合調查組徹查真相，依法追究相關責任人的責任。這封公開信當時在網絡上引起了廣泛傳播。

此外，山東省司法廳還明確提出，伍雷此前已因在先前的某個案件中的違法執業行為受到過停止執業一年的行政處罰，此次再次出現應予處罰的行為，屬于情節嚴重，因此決定加重處罰，直接吊銷其執照。這實際上是將之前的停業處罰作為了此次吊證處罰的一個重要依據和加重情節：

收到這份幾乎是宣判職業生涯死刑的告知書后，伍雷依法提出了舉行聽證會的申請。

2019年8月6日，山東省司法廳在濟南組織了關于擬吊銷李金星（伍雷）律師執業證書的聽證會。

與兩年前由濟南市司法局主持的聽證會相比，這次由省級司法行政機關直接舉行的聽證會，氣氛顯得格外緊張和肅殺。

據多位前往現場試圖旁聽的公民和律師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信息，聽證會舉辦地（山東省律師協會所在地）周邊：

一早就被布置了大量警力。

包括穿制服的警察和便衣人員，對過往人員進行盤查。

數十名希望進入旁聽席的公民和律師，均被工作人員以場地有限、未提前報名等各種理由拒絕入內。

伍雷方面依法申請的關鍵證人，如同案被處罰的湖南律師文東海，以及李淑蓮案的當事人家屬、李淑蓮的女兒李寧，也未能獲準出庭作證：

整個聽證過程，幾乎是在與外界隔絕的狀態下進行的。

伍雷委托了在中國律師界享有極高聲望和專業能力的周澤律師（他也是伍雷的多年好友和戰友）以及清華大學法學院著名行政法學教授何海波，共同擔任其聽證會的代理人。

在聽證會上，周澤律師和何海波教授從程序和實體兩個層面，為伍雷進行了強有力的辯護。

他們指出，山東省司法廳的處罰程序存在多處瑕疵，例如處罰依據的條款適用不當、將之前的處罰作為加重情節缺乏法律明確授權等。

在實體方面，他們逐一反駁了司法廳所認定的不當言論，強調伍雷的言論均屬于憲法所保護的公民言論自由和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進行批評、建議的權利范疇，其內容并未超出法律界限，不構成危害國家安全或惡意誹謗，更不是嚴重擾亂法庭秩序的言論。

他們認為，對律師的網絡言論動輒施以最嚴厲的吊銷執照處罰：

是濫用行政權力，將對整個律師行業產生寒蟬效應。

嚴重損害法治精神。

伍雷本人也在聽證會上作了最后陳述。據后來流傳出的信息，他的陳述充滿了悲情和不屈。他回顧了自己從一名基層公務員投身律師行業，尤其是后來專注于刑事辯護和冤案平反的心路歷程，表達了對律師職業的熱愛和對法治理想的追求。

他再次強調自己所言所行皆是為了維護法律尊嚴和當事人權益，是為了推動社會進步，而非意圖顛覆或破壞。他在陳述的最后，表達了一個沉痛的希望：

我希望我是最后一個因言獲罪被吊證的律師。

然而，這場持續了數小時、充滿了法律與權力交鋒的聽證會，并沒有帶來任何轉圜的余地。

聽證會于當天下午五點左右結束。

令人震驚的是，僅僅在聽證會結束后的幾個小時，當天晚上，伍雷所在的律師事務所（山東成思律師事務所）就收到了山東省司法廳送達的：

正式《行政處罰決定書》。

決定書的內容與之前的告知書基本一致：

維持了吊銷李金星（伍雷）律師執業證書的決定。

從告知到聽證，再到最終決定，整個過程顯得迅速而決絕。這一次，連象征性的一年停業反思期都沒有了。

伍雷在中國大陸從事了十七年的律師生涯，其中近十年都聚焦于最艱難、最危險的刑事辯護和洗冤工作，至此，被官方以言論不當為主要理由：

強行畫上了一個徹底的句號。

吊銷伍雷律師執照的決定，再次猶如一顆重磅炸彈，在中國法律界乃至國際社會引發了巨大的震動和廣泛的批評。

多家國際律師協會和人權組織紛紛發表聲明，對中國當局持續打壓維權律師的行為表示嚴重關切，敦促中國政府尊重律師的執業權利和言論自由。

這一事件被普遍解讀為當局進一步收緊對法律專業群體的控制、壓縮公民社會空間的一個標志性案例，是近年來針對特定律師群體進行系統性壓制的延續和深化。

伍雷本人堅稱自己無罪，認為吊銷執照是對他多年來堅持為弱勢群體發聲、不懈揭露司法不公行為的政治報復和迫害。這個結果，對他個人而言，無疑是其職業生涯中最黑暗的時刻。

5

失去律師執照，對于一個將辯冤白謗視為天職，將律師身份看作是實踐法治理想載體的伍雷來說：其打擊是毀滅性的。

他無法再以律師身份出現在法庭上，無法會見在押的當事人，無法查閱案卷，無法進行他為之奮斗了十余年的核心工作：

他在中國大陸的法律執業之路，被徹底堵死。

隨之而來的，是現實生活中的種種困境和無形的壓力。最終，在吊證風波過去一段時間后，他被迫做出了一個艱難的決定：

離開生活和工作了近半個世紀的故土，遠赴日本。

一個曾經在體制內感到“說夠了假話”而毅然出走，在北京初識理想主義并深受感召，在北海、貴陽等地庭審內外奔走呼號、不懼對抗的死磕律師，

一個發起拯救無辜者行動、讓聶樹斌、念斌、陳滿、吳昌龍、金哲宏等一個個沉冤多年的名字重見天日的洗冤推動者：

最終自己也陷入了需要被洗冤的境地。

至少，在他自己、他的眾多支持者以及許多國內外觀察者看來，他成為了體制性打壓下的犧牲品，一個因言獲罪的典型案例。

他一直試圖運用法律這把雙刃劍，以法律條文和程序正義作為武器，去撬動那些僵硬的、看似牢不可破的個案堡壘，去挑戰那些可能存在的司法不公和權力濫用。

他摳法條，講程序，要求司法機關遵守自己制定的規則，將依法治國的口號落實到每一個具體的案件中。

但吊詭的是：

他最終被剝奪律師資格。

官方給出的核心理由，卻并非他在法庭上的具體行為（盡管第一次停業處罰與之相關）：

而是他在體制外的、虛擬的網絡空間里的言論。

那個他賴以揭露程序不正義、呼喚實體公正、動員社會力量的平臺，反過來成為了終結他職業生命的關鍵證據。

這其中蘊含的巨大荒誕感和諷刺意味，令人深思。他為別人洗刷冤屈，最終自己是否被冤？

這個問題，或許永遠沒有一個能被所有人接受的統一答案。但他的完整經歷，從一個充滿激情和理想的法律實踐者，到一個被體制邊緣化、最終被徹底清除出去的：

麻煩制造者。

無疑在法治的現實語境下，提出了一個更深層次、也更令人不安的問題，

在一個強調秩序和穩定的社會里，當一個律師試圖將法律文本上賦予的權利——無論是法庭上的辯護權、還是法庭外的言論自由與監督權——運用到極致，去觸碰那些強大的、不愿被挑戰的既有權力格局或根深蒂固的潛規則時，他自身的命運將會如何？

法律，在這樣的博弈中，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成為保護個體權利、約束權力的有效工具，抑或僅僅是權力可以隨意解釋和運用的統治工具？

伍雷的故事并非孤例。

在他之前、在他同期以及在他之后，還有一批中國的律師，特別是那些專注于人權案件、刑事辯護、群體性事件等敏感領域的律師，經歷著或多或少相似的軌跡：

因為代理了“不該”代理的案件，說了“不該”說的話，做了“不該”做的事，而遭遇來自有關部門的約談、警告、年檢考核刁難、停業處罰，乃至最終被吊銷執照，更有甚者被控以各種罪名身陷囹圄。

這種針對特定律師群體的系統性打壓，在某個時期達到了一個高峰：

他們像是一群執著地試圖用法律這根脆弱的杠桿去撬動現實巨石的人，

結果往往是杠桿折斷，自身也被巨石碾壓。

如今，身在異國他鄉的伍雷，并未完全沉寂。

他依然通過社交媒體等渠道，關注著太平洋彼岸那片他魂牽夢繞的土地上發生的法治事件和人權狀況，繼續為那些仍在困境中堅守的國內同行發聲、呼吁。

他曾與一些同樣經歷過磨難、處境艱難的前同行合作，在網絡平臺上進行直播帶貨，銷售農產品。

這種看似與法律毫不相關的舉動，既是一種幫助昔日戰友拓展生計、保持與外界聯系的守望相助，或許也是他本人在失去了傳統戰場之后，于新的環境下，尋找一種繼續存在、發出微弱聲音、保持抗爭姿態的特殊方式。

他在被吊證后曾對媒體表示，無論有沒有律師證，他仍然是中國人，他的價值根植于那片土地，那里還有很多蒙冤者、弱勢者需要法律的幫助：

他相信自己仍然有可以發揮作用的空間。

只是，那個曾經可以讓他意氣風發地奔走于中國各大城市的法院、檢察院、看守所之間，可以讓他身著律師袍站在莊嚴或不那么莊嚴的法庭上，為當事人的自由和權利據理力爭、慷慨陳詞的職業平臺，已經不復存在了。

那個以伍雷這個響亮的名字，在中國互聯網上一度攪動風云、針砭時弊、引發無數討論與爭議的微博賬號，也早已被徹底抹去痕跡，消失在龐大而冰冷的數字信息的洪流之中，仿佛從未存在過。

他當初離開體制，是厭倦了言不由衷。后來拿起法律作為工具，一頭扎進故紙堆和看守所，試圖為那些被遺忘的名字擦去塵埃。他奔走、發聲，將一個又一個疑案推到聚光燈下，堅信程序和法條自有其重量。

最終，是他的言語，那些散落在網絡上的文字，成為了他被剝奪律師身份的理由。并非因為他在法庭上的辯護失當而是因為：

他選擇在公共空間評論是非、追問究竟。

那份來自千里之外的司法建議，那場不允許旁聽的聽證會，那份在聽證會結束當晚便送達的吊銷決定書共同構成了一個閉環：

他的律師執照被收回，微博賬號被注銷，過往的吶喊歸于沉寂。

那個曾經穿梭于中國各個城市、試圖在法庭內外尋求公正的人：

最后離開了這片土地。

這條從體制內蜿蜒而出的道路，最終通向了體制之外。李金星（伍雷）的故事，就這樣成為了卷宗里新添的一頁，至于這一頁意味著什么，歷史或許會有自己的記錄方式。

寫于2025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