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資治通鑒》傾注了畢沅大量心血，他功不可沒，但他也離不開前人肩膀，該書是編撰同人集體智慧的結晶。這部著作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也為學界提供了治學典范。

原文|《續資治通鑒》以事實求史是

作者 |中共上海市委黨校 朱林興

圖片 |網絡

畢沅（1730—1797），字湘衡，一字秋帆，小字潮生，自號靈巖山人，祖籍安徽休寧，乾隆二十五年（1760）為欽點狀元，官至巡撫、總督。畢沅善詩文，于經史、文學、金石、地理諸學均有涉獵和成就，其主要學術成就集中體現在由他積二十余年之功主持編撰的《續資治通鑒》上。該書220卷，約360萬字，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下迄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1367），共400余年。梁啟超贊之曰：“自唐以后，罕能以私人獨立著史，而畢沅《續資治通鑒》亦稱善本。”張之洞更給予高度評價：“若欲通知歷朝大勢，莫如《資治通鑒》及《續資治通鑒》。”可以說《續資治通鑒》是一部史學界公認的具有社會價值和文學價值的史學巨著。

“諸生時”就立志編撰《續資治通鑒》

畢沅早年喪父，得益于大家閨秀出身的母親和祖父的支持，更由于他天生聰慧好學，博覽群書，他有志于在學問和仕途上有所作為。司馬光《資治通鑒》自問世以來，先后出現了一些續作。然而，這些成果不同程度地存在缺陷，元陳桱的《通鑒續編》內容過于疏舛，明薛應旂、王宗沐所撰的《宋元資治通鑒》缺遼、金、西夏史。清初徐乾學的《資治通鑒后編》較其他同類著作雖有所改進，但仍有不足。由此，畢沅“諸生時”就立志編撰一部比較理想的《續資治通鑒》。

畢沅因才華和勤奮而深得乾隆皇帝的欣賞和信任，從翰林院編修升至道臺、巡撫僅用了七八年時間。在這期間，他積極創造條件，醞釀《續資治通鑒》方案，收集、積累史料和尋覓史學人才。“畢沅愛才尤學，人有一技之長，必賜幣聘請，唯恐其不來，來者厚資給之。”如，有一天，當畢沅讀到著名詩人黃景仁“一家具在西風里，九月寒衣未剪裁”的詩句后，就馬上派人送銀五十兩。黃景仁病逝后，畢沅出資撫養其老母，為他整理出版詩集。畢沅為人謙遜，禮賢下士，沒有官架子，尊重人才，故文人學者聞名而紛至沓來，很快形成了以章學誠、錢大昕、邵晉涵等為代表的四十多人的專家編修隊伍。

乾隆三十七年（1772），因《四庫全書》的編纂，以往不易看到的書籍得以流傳，如所記宋元事頗多的《續資治通鑒長編》等文獻著作，豐富了《續資治通鑒》編撰所需史料。就這樣，萬事俱備，《續資治通鑒》于是年正式開始編撰。前后經歷20余年，四易其稿，終成正果。

主要特點

《續資治通鑒》在史學思想、史料選用、紀年、記事體例等方面，繼承和發展了之前同類著作，出色地接續了《資治通鑒》。主要表現在：

第一，不辨夷夏和經世致用的史學思想。因受封建正統夷夏之防觀念的束縛，《續資治通鑒》之前的同類著作詳兩宋而略遼、金、西夏。而《續資治通鑒》不僅將遼、金年號與宋并載，在史事記載方面，也將其與宋一視同仁，以事實求史是。元朝歷時不足百年，占全書記事總時間的24%，篇幅38卷，占總卷數的18%，可見元史分量之重，體現了撰者摒棄了狹隘的民族觀。之前的同類著作出于為封建王朝提供歷代治國理政的經驗教訓，偏重政事而輕文事。《續資治通鑒》雖仍以記政事為主，但也記載了必要的經文外事，從農田、水利到漕運、賑災、邊事等與民生休戚相關事項。反映了作者經世致用的治學觀點。

第二，取材豐富，重正史，涉野史，還充分利用碑刻、輿地等史料，大大拓寬了史料范圍。《續資治通鑒》以徐乾學的《資治通鑒后編》為基礎，從宋、遼、金史，以及《續資治通鑒長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等一百多種書中取材。據有學者對其引書作過粗略統計，僅《考異》就引資料達三百余種。宋元鼎革之際，《續資治通鑒》除依賴正史《遼史》《金史》《元史》外，還參閱了《經世大典》《山居新語》《釋要》《蒙古源流》等書籍，可謂宋時少數民族史料之匯總，為研究少數民族史提供了方便。碑銘、石刻也是《續資治通鑒》的重要資料來源。據《考異》統計，利用碑銘、石刻進行史事考辨的有41處之多。

第三，重繼承求創新。《續資治通鑒》揚同類著作之長而避其短。在紀年方法上，基本沿用紀年史，同時對“僅一日即亡”的末帝（金承麟在位2小時），不再作為紀年，避免了虛名不實的缺陷。對朝代更替之際紀年，如對宋末元初二王紀年的處理上采取了以元為主線，使史事記載符合主體性原則，同時兼顧了全面性的原則；在記事體例上，一方面沿用以時間為線索的編年體史書表述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當時間本位與事件本位相矛盾時，不拘泥于“以事系日”，而是以事件為線索組織材料，靈活運用多種記事體例，包括連載法、附敘法、追補法等，突破了編年體的局限，從而突出了重點，也保證了時間連續性和完整性，擴大了記事容量。

第四，治學嚴謹，考異詳備。《續資治通鑒》對所采用的史料唯實唯據。沿用《資治通鑒》體例，折中諸說異同，闡明取舍原因，又另撰《考異》。仿胡三省分注例，將《考異》散載于正文下，以便檢閱。凡有歧義，則附以《考異》，辨其真偽。為定度史事是非，《續資治通鑒》廣征博引，為考證某一史事，往往征引多種文獻。既有正史，又有別史和筆記。如考證北宋樞密使太原吳廷祚，其名非吳延祚，其官職為中書門下二品，而非中書門下三品，《考異》共引用了曾鞏的《隆平集》、脫脫的《宋史》、宋敏求的《春明退朝錄》、薛居正的《舊五代史》和《媿郯錄（作者佚名）》等五種史料。通過認真比較辨析，最后以《千字文石刻》，即釋夢瑛的《篆書千字文》所記為準，該碑的正文及碑陰序文都有吳廷祚落款。客觀而有說服力。

啟迪

《續資治通鑒》傾注了畢沅大量心血，他功不可沒，但他也離不開前人肩膀，該書是編撰同人集體智慧的結晶。這部著作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也為學界提供了治學典范。

第一，堅持鍥而不舍的治學精神。人生有幾個二十年，而畢沅等用二十余年時間編撰一書，足見其意堅志決、功夫之深。唯不計年月，不較名利，不叫苦累，虛心好學，才有增益；唯踏踏實實，一步一個腳印地去做，才會成功。

第二，充分發揮專家團隊作用。在《續資治通鑒》編撰過程中，畢沅擔負組織領導，對修書的體例、內容、材料選用、方法等重大問題均由他和專家們反復商討，最后由他拍板定奪，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主導性作用；根據各專家特長，合理分工，先經邵晉涵、嚴長明、孫星衍、洪亮吉等佐畢分籌成書，閱數年，最后由錢大昕覆勘增補考異。邵晉涵、孫星衍、洪亮吉等均系當時史學名家，《續資治通鑒》由他們參與主持，確保了史料的編輯與剪裁質量。由考據大家錢大昕負責最后的校勘考異，使《續資治通鑒》所記史實信而有據，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畢沅在世時，其諸多重要著作，如《傳經表》《通經表》等也是在其幕賓的襄助下完成的。他逝世后未完成的《史籍考》也是由好友章學誠等續補完成的。可見，畢沅與幕賓、門生、友人之間關系深厚。這種不分地位高低、主次，隔空接續如同一人的治學精神，值得今人借鑒。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53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潘 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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