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史的趣味（全新增訂版）

賴建誠 著

格致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

為什么要讀經濟史？

▌經濟學大家眼中的歷史

如果你想當個好經濟學家，做些有貢獻的事，讀經濟史有幫助嗎？我的學識和聲望不足以說服你，先介紹戴爾德麗·麥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的基本論點。她從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后，到芝加哥大學擔任經濟史教授，寫了許多文章與專書，擔任過美國經濟史學會的會長。更特殊的是，她經歷過痛苦的變性手術，把名字從男性的“唐納德”（Donald）改為女性的“戴爾德麗”，詳見她的自傳《跨越》（Crossing，1999年由芝加哥大學出版）。

我要推介她的文章《歷史對經濟學有用嗎？》（“Does the Past Have Useful Economic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76）。麥克洛斯基認為歷史對經濟學可以提供五項功能：（1）更多的經濟事實；（2）更好的經濟事實；（3）更好的經濟理論；（4）更好的經濟政策；（5）更好的經濟學家。這篇文章今日還相當有可讀性，請欣賞她的文筆與博學，以及文中所附的138項書目。歷史對經濟學有用嗎？她的答案是：當然。以古人來說，斯密、馬克思、馬歇爾、凱恩斯、熊彼特的著作里，都有明顯的歷史面向，這些人物的著作，轉而留下重要的歷史軌跡。

以下是我對這個議題的看法。先舉九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為例，他們都做過與歷史相關的研究：第一位是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他寫過不少分析經濟史與思想史的重要文章。

第二位是約翰·希克斯（John Hicks），他寫過一本《經濟史理論》（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1969）。

第三位是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他的著作有濃厚的歷史思維。

第四位是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他與安娜·J.施瓦茨（Anna J. Schwartz)合著了《美國貨幣史：1867—1960》（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 1963）。

第五位是喬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他是經濟思想史學界的大佬，也是馬克·布勞格（Mark Blaug）寫李嘉圖（David Ricardo, 1772—1823）方法論的那篇著名博士論文（1955，哥倫比亞大學）的指導老師。

第六位是芝加哥大學的小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Lucas, Jr.），他大學主修歷史。

第七位是1979年以發展經濟學貢獻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阿瑟·劉易斯（Arthur Lewis），他寫過幾本經濟史的著作。

另外還有西蒙·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1971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和西奧多·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1979年獲獎）這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他們在著作中經常運用歷史證據。

▌歷史是社會的實驗室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各國的經濟學教育深受美國影響，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留學生。在美國攻讀博士期間，若沒讀過經濟史，回國后自然不會看重這個學門。而日本經濟學界從戰前起，就深受歐洲（尤其是德國）的影響，經濟史與經濟思想史至今都還是必修課。為什么戰前也深受歐洲影響的美國，會把經濟（思想）史作為選修甚至廢止？第一，美國的實用主義傾向濃厚，高等教育學費高昂，學生傾向于可以立即運用的知識，普遍認為經濟（思想）史沒用。第二，20世紀50年代之后的經濟學愈來愈自然科學化，數學與統計大量引入后，吸引許多理工人才投入，文史取向的經濟史自然被輕視。第三，發展中國家的學生涌入美國，重點放在學習最新的技術，老掉牙的經濟史無人問津。第四，經濟史學界在20世紀60年代之前不夠爭氣，由老式的制度學派掌控，他們的視野、論點、教材、著作都缺乏競爭力。

20世紀50年代末期，計量經濟史學開始發展，經過30多年的努力，羅伯特·福格爾與道格拉斯·諾思在1993年以經濟史的研究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這個學科才獲得基本的尊嚴?，F在哈佛大學、耶魯大學、MIT、芝加哥大學、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都有經濟史名師，這個學科總算有點門面了。最關鍵的是走了量化史學之路：把經濟理論、統計方法、數學模型相結合，來探討歷史的經濟面向，自稱為計量史學（cliometrics, Clio是希臘的歷史女神，metrics是計量衡量學），或歷史經濟學（historical economics）。這和使用敘述手法、借助簡單圖形與表格說明的傳統經濟史截然不同；而對一般經濟學者而言，卻有共同的語言與溝通平臺。

要為經濟史正名，基本的道理很簡單。如果有效的經濟學理，是根據事實來提煉有用的概念，那么現代的經濟學理視野，必然受到觀察樣本的限制。歷史的重要功能，就是開闊認知的可能性。歷史提供許多精彩現象，是當前不易觀察到或想象到的。研究古生物，能讓生物學家了解演化過程；研究古代地質，能幫助理解地球的長期發展特性；研究冰凍層，能幫助理解地球暖化問題。過去的經濟活動，必然有許多嚴重的失業和景氣循環、物價膨脹（緊縮）、貨幣供需失調，是今日無法觀察到，也不是現代理論能充分解釋的。

經濟史學者通過集體努力，匯編了更豐富的史料與文獻，讓我們現在擁有比過去更多的統計數字，有更多元的歷史觀點與分析工具。我們甚至比古人更了解他們的時代，舉個具體的例子。如果你要掌握惡性通貨膨脹的特質，難道沒有必要去了解20世紀上半葉德國的經驗？歷史是社會的實驗室，有許多讓人嘆為觀止的事件。若能溫故知新明白新道理，過去的事就會成為豐富的寶藏。

▌不可分割的理論與歷史

現在換個話題：經濟理論會影響經濟史研究嗎？答案是肯定的，例子很多。例如李嘉圖主張自由貿易，認為讓各國的資源交流，可以使各國的工資與物價水平逐漸拉平。用現在流行的話來說，這就是全球化的過程。有不少經濟史學者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就投身研究這個題材?，F在已有明確證據顯示，李嘉圖的理論是對的。弗里德曼與施瓦茨的《美國貨幣史》，也是支持貨幣數量學說的重要研究。

反過來問：經濟史的研究會影響或修正經濟理論嗎？答案也是肯定的，舉個顯例。20世紀50年代起，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迅速興起。如果沒有經濟史的研究根據，增長理論學者怎能掌握英國經濟的長期變動特質，并據以提出增長模型？如果對俄羅斯與日本的經濟發展沒做好充分的歷史理解，怎能臆造出農業國家的發展機制與雙元增長模型？你可以問研究經濟增長的學者，例如保羅·羅默（Paul Romer）或羅伯特·巴羅（Robert Barro），看歷史知識對他們有什么用處。

你大概也愿意相信，愛因斯坦對哥白尼、伽利略、牛頓的貢獻都很熟悉。歷史知識對科學發展的重要性，在歐洲一直沒有人懷疑過。20世紀50年代后，發展中國家留學生的急切心態，把歷史的重要性壓縮到另一個極端。現在的經濟學已經過度邏輯化，從數學模型建構出來的理論，未必有實際的解釋意義。倒不如在人類的共同遺產里，找尋廉價實惠的史實作為分析對象，這對經濟理論的推展，反而是最可靠的投入要素。人類的文明史若以五千年來算，各大洲、各地區、各國發生過的事件不知凡幾?，F代經濟學的理論工具，遠不足以解釋這么復雜的現象。

經濟思想史家E.雷·坎特伯里（E. Ray Canterbery）說：“數學把嚴謹帶入經濟學，但歷史讓經濟學免于被數學的僵硬壓垮?！睘槭裁匆跀祵W模型里，一味追求邏輯的嚴密性，以人為的方式建構純推演的理論，而不顧慮這樣的模型是否有解釋真實世界的能力？為什么不問問我們的祖先，看看他們遇到過哪些難題與趣事，看看現今的理論能否幫他們解答，以及更重要的，看看能否從祖先的血淚經驗中，找到辦法來改善現今理論的不足，擴展思考的視野？這種觀點在冰島詩人埃納爾·貝內迪克松（Einar Benediktsson)的作品中，表達得很貼切：

你必須回顧，

如果你想要有創見；

沒有過去的教導，

你就看不出什么是新的。

（轉引自McCloskey, Donald, 1976,“Does the Past Have Useful Economic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53）

▌經濟史作為職業選擇？

如果經濟史那么重要，為什么沒有多少人愿意投入？第一，很多人認為這個行業看不到前景，就業困難。各大學和研究機構，對經濟史的人才需求不高，但20世紀90年代之后就不同了?！督洕菲诳罚?em>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每年都會公布當年的最佳博士論文獎，刊出論文摘要與評審報告，以及這些生力軍目前的職位。

第二，經濟史的研究不夠科學化，顯現不出模型與計量方法的驚人分析效果。計量史學就是要把經濟理論與統計方法，運用在歷史題材上。如果你翻閱經濟史期刊《經濟史探索》（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的文章，會看到今天的研究者已很純熟地在運用計量方法。

第三，研究經濟史太麻煩，要到處找零碎的史料、殘缺的統計數字，弄得滿身大汗，吃力不討好。理論模型所要求的變量，很難找到對應數據；還要花很多時間，去了解時代背景。要做很多投入還不能得到預期結果，投資報酬率太低。

第四，如果我的數學能力好，統計觀念強，當然愿意選擇在計算機前、桌子上、飛機上、咖啡館里、汽車內就能完成的模型推演，既方便省事又優雅科學。何必把全身弄臟，去做缺乏科學美感的經濟史？再說，如果我這兩方面的技能相近，有寫篇經濟史文章的精力，早就完成了好幾篇純邏輯推導的優雅論文。

第五，缺乏滾雪球效應。如果我經過一家餐廳，見到里面只有小貓兩三只，我通常會選擇另一家排長龍的。原因很簡單：經過這么多人的檢驗，是香花還是毒草早就清楚了。除非我品位特殊，否則怎么會在冷門領域里浪費時間與精力？但我也常提醒自己：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如果不比別人強，那就跟別人不一樣；太多人淘挖過的金礦，就不必湊熱鬧了。福格爾和諾思在20世紀50—60年代讀博士時，正是勇敢選擇了超冷門的經濟史，才能在1993年得到超額的報酬。

如果你的歷史感受力不錯，能寫簡單的數學模型，會操作中級的統計軟件，肯流汗挖掘歷史材料，那就可以考慮選擇這個行業，應該會比在主流經濟學領域更容易立足。如果你建構數學模型的能力，比喝開水還容易，也能在主流經濟學科里出頭，那不妨考慮把經濟史當作第二專業，享受重新詮釋歷史的快感，說不定還會有“無心插柳柳成蔭”的驚喜。前面提過的幾位大師級人物，也走過這條路線，營造出古今貫通的添翼效果。

事必有因，近果必有遠因；近因易知，遠因難定。本書挑選中外史例，逆尋幾世紀或上千年前各種政策與作為的深遠影響。遠古的DNA就像戲偶身上的細線，若隱若現地影響著我們的受想行識。科學的探索就是要讓這些草蛇灰線，在隱藏千百年后逐一顯現。千百年前的經濟軌跡，也在影響今日的作為與成果。經濟史就是要讓這些伏脈千里的深影，重現歷史的蹤跡。

遙遠的事跡不易精確認證，我對此事的基本信念與統計學家約翰·圖基（John Tukey）相似：“從正確的問題得到粗略的答案，遠比從粗略的問題得到正確的答案，更有價值?！毕Ｍ@本科普小書能傳達還沒有精確答案的好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