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腦機接口把人類的碳基身體變成人機融合的新的身體形態時，新的身體形態的邊界如何劃定，新的身體邊界是否決定了身心能力的增強邊界，人體融合的能動性結構與碳基身體相比發生了哪些改變，這些都是腦機接口技術提示給我們的在人機共生時代非常值得討論的哲學問題。

原文 ：《認知的具身性與增強的限度》

作者 |東南大學人文學院哲學與科學系副教授 武小西

圖片 |網絡

腦機接口技術帶來的突破與擔憂

腦機接口技術（Brain-Computer Interface）通過在大腦中植入微電極（侵入式）或使用能采集神經活動電信號的腦電帽（非侵入式），采集腦神經信號并將其轉化為數字信號，以實現對外部設備的操作。這項技術為恢復癱瘓者的行動能力、讓盲人重獲視覺體驗以及治療抑郁癥等醫學難題帶來重要突破。例如近年來，浙江大學腦機接口團隊成功實現腦控漢字書寫，即志愿者通過想象漢字書寫的過程，使其運動區的神經信號作出反應，解析這些信號，便能控制機械臂書寫出他想象的漢字筆畫。

這些研究突破不僅為喪失了運動和語言能力的患者重建了與他人、與世界溝通的渠道，更讓人們產生哲學上的驚嘆：人們似乎已經可以直接通過意念來行動了。這給至今占據主流的行動哲學造成了挑戰，畢竟，我們習慣認為，人總是通過身體來行動的，我們對行動可能性的想象或多或少地基于身體的功能和運動限度。然而，腦機接口技術制造了一種繞過身體的肌肉系統而直接與世界互動的新渠道，施泰芬·施泰納特等幾位歐洲學者在《用思想來做事：腦機接口與離身能動性》（Doing Things With Thoughts:and Disembodied Agency）一文中，將腦機接口技術的行動哲學效應稱為能動性的離身（disembodied）特征，他們用如下方式描述這種“離身性”：“腦機接口技術首次讓人們能夠不以身體為中介，直接‘通過思想’來做事。”

直觀說來，身體是有限的，人們的身心能力受到身體有限性的約束。但腦機接口實現的行動并不經由身體，其限度似乎并不受到身體有限性的制約。而且，盡管現階段腦機接口技術的研發主要用于治療病患，但如同基因編輯和一些提升身心能力的藥物，腦機接口的應用前景也并不僅僅限于醫療語境，還會廣泛地被運用于提升健康的人的身心能力，使其在社會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

因此，無論是在文獻中還是在日常談話中，我們時常會看到一種擔憂：腦機接口技術可能會讓一些人獲得超能力，這些“超人”將宰制“自然人”。這個想法也表達為對階層固化的擔憂，即能夠購買最先進技術的權貴階層通過腦機接口來增強自己和后代的身心能力，把財富優勢直接轉換為后代的社會競爭力。這種態度雖然沒有明確指出“超能力”是對現有能力的無限增強或提升，但擔憂的背后隱含著對增強的無限性的恐懼。也有學者表達了與上述擔憂相反的猜測，他們認為身心能力的被增強有其特定的上限。例如羅爾斯在《正義論》中對當時已經出現的人類增強技術做出樂觀的預測：“我們可以猜測，長遠來看，如果能力是有上限的，我們終將來到一個具有最大平等自由的社會，其中的成員享有最大的平等天賦。”

身體的經驗結構對認知具有重要作用

我們如何判斷上述兩個相反的直覺哪個更合理、更接近技術發展的實情呢？我們不妨回到腦機接口技術帶來的能動性的離身效應，考察這個離身特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讓人的能動性不受身體有限性的制約。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何靜教授在《腦機接口不構成對具身認知的挑戰》一文中質疑了離身性觀點，她論證腦機接口的實現仍然高度依賴主體先驗的身體性知識以及虛擬的身體行動模式，如同通常的認知活動，在腦機接口應用中，身體的經驗結構對于認知過程也起著重要的建構作用。以癱瘓者和閉鎖癥患者通過腦機接口技術與“外部世界”進行溝通為例，患者身體的知覺經驗和“先驗的”身體記憶在患者通過激活相關腦神經以控制外部設備的實踐中，仍是不可或缺的。

上述案例中的患者都在后天喪失了身體的運動機能。對他們而言，通過想象或回憶運動來激活相應的腦神經，這種意念的活動確實依賴患者既往的身體經驗，在這個意義上，他們通過意念操作外部設備，如用機械假肢開球、用機械手臂喝咖啡、用機械筆寫字，雖然看似不經由身體，其運動機制仍然基于身體的經驗結構。換言之，腦機接口中以意念調動外部設備所以可能，乃是基于患者的身體記憶。因此，患者使用腦機接口施展其能動性的事實并不能證明知覺經驗或能動經驗可以獨立于身體，人的能動性并不離身。知覺和行動等認識經驗仍然符合具身認知理論的主張，如何靜總結的，“認知并非通過對那些預先給予或預先被定義好的關于世界的意義進行表征和映射的過程，而是主體在積極地與周圍環境進行耦合的感覺-運動過程中生成了關于世界的意義。”

既然身體在認知活動中具有積極的構成性或建構性作用，并且身體的生物結構是既定且有限的，哪怕會有一定的可塑性，這種可塑性也應該有特定限度，人的身心能力不可能被無限增強。由此看來，來自具身認知的考慮更支持羅爾斯的直覺性預測：增強技術對人體身心能力的增強有上限，當增強技術成為普惠商品，人們在生理天賦上將獲得最大限度的平等。

然而，以上證明腦機接口實踐并不意味著離身能動性的案例都是關于患者后天喪失某種身體機能的情況，我們并沒有考慮先天不具有某種身體機能，或把腦機接口用于增強健康人的身心能力的情況。我們似乎缺乏來自這兩種情況的經驗數據。例如為大腦連接上某種芯片，增強人的記憶力和信息掌控能力，在類似情況下，腦機接口技術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增強人的心智能力，這種增強是否有上限，在目前似乎仍是沒有確定答案的問題。

羅爾斯樂觀預測人類增強技術對能力的增強有特定上限，這或許是因為在他寫作《正義論》的年代，盡管基因技術已在發展，但腦機接口醫學實踐仍未出現。基于基因工程或使用藥物的人體增強，顯然受制于人體的生物結構，只能在生物性人體的可塑性范圍內增強，這樣容易得出增強技術有特定上限的判斷。比較而言，腦機接口技術不同于傳統的通過基因工程或使用藥物的人體增強，它把腦部的神經信號轉化為控制外部設備的電子信號，融合了生物智能和人工智能，也就是說，腦機接口把人的智能通過信號處理器和外部設備延展到身外，使人的智能不再受先天的生物制約。

當然，不受人體的生物性制約，并不是說不受制約。腦機接口為認知經驗提供的可能性仍然不能說是離身的，而毋寧說是不再僅僅被傳統的生物性身體條件所制約。連接于人體上的硅基設備也是物理載體，只不過是不同于自然生物體的物理載體。腦機接口產生了人機融合的新的共生體，認知經驗、能動性的施展仍然是具身的（embodied），只是，此時“身”的含義發生了轉變，變成了人機共生的“身”，融合了生物智能與人工智能的身體。人機共生的身體有著與之前的生物身體不完全一樣的認知經驗和能動性結構，至于這個結構具體如何，還應建立在考察腦機接口應用于治療之外的案例的經驗基礎上。

缺乏對自然身體邊界的認識

人機融合的身體或者說智能體時常引發學者關于個人同一性或人格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的擔憂和討論。一些通過腦機接口治療重度抑郁癥或帕金森病的患者談到，深度腦刺激（DBS）破壞了他的“自我感”，因為他的精神狀態是在自我控制之外變化，讓他覺得自己成了機器人或另一個人，患者的家屬也會認為患者的人格發生了改變，“仿佛變成了另一個人”。我們該如何看待這類描述？這些感覺是否真的會對個人同一性造成威脅？筆者認為，這些第一人稱報告或第三人稱觀察與其說是證明了腦機接口技術破壞了患者的個人同一性，不如說是患者對人機融合的新的“身體”構成感到不習慣的一種表達方式。人們在生活中時常遇到讓自己不習慣、不適應的情景，多少會有些覺得自己“不像自己”，尤其是罹患嚴重疾病以至于影響正常生活時，都會對自己的性格和能動性造成較大影響。但為什么在這些情況下，人們并不認為這些陌生的、嶄新的、不幸的情境損害了自己的個人同一性呢？

原因其實在于人們的“自然主義偏見”：在這些情境中，患者仍然保持著自己碳基生物身體，生物身體的邊界似乎構成著人類心理中某種根深蒂固的個體邊界感，以至于哪怕腦機接口以人機共生的方式讓患者維持自身能動性，這種維持所造成的陌異感甚至要大于他的生物身體因為患病造成的能動缺陷。進一步看，哪怕人類生活中的各種意外事故、重大變故對個人的性格和認知造成關鍵影響，只要他的身體維持著自然的生物界限，似乎就不會出現哲學意義上的自我認同危機，至多只是在修辭意義上說他“仿佛變了個人”。

以上現象表明，雖然在哲學傳統中，關于個人同一性的各種主流理論都沒有直接建基于自然身體的邊界（經驗主義的記憶連續性、理性主義的超驗自我、當代現象學的最小自我覺知等），但自然身體的邊界在自我理解和自我認同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腦機接口技術所引發的個人同一性問題，與其說指出了人機融合時代的一種哲學擔憂，不如說揭示了個人同一性理論沒有充分關注身體的邊界在自我理解和自我認同中的重要作用。腦機接口把人們習以為常的碳基身體變成人機融合的新的身體形態，這種新的身體形態的邊界如何劃定，新的身體邊界是否決定了身心能力的增強邊界，人體融合的能動性結構與碳基身體相比發生了哪些改變，這些都是腦機接口技術提示給我們的在人機共生時代非常值得討論的哲學問題。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人類增強技術的政治倫理研究”（20BZX113）階段性成果]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53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潘 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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