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股東通過微信向公司發(fā)送查閱請求的，人民法院不宜僅因其形式不是“紙面”而當然否定該種請求方式屬于“書面形式”。如果微信請求以文字為表達載體，具備可追溯與可調取性，且意思表達內容正式嚴謹，具有通知作用，則該請求能起到與紙面請求相同的效果，人民法院可以認定股東已經完成了知情權行權法定前置程序。

作者簡介

李非易

上海二中院

商事庭

審判團隊負責人

徐逸雯

上海二中院

商事庭

法官助理

案 情

2009年5月，上海某科技有限公司經核準登記成立，賀某是該公司股東之一。

2023年4月20日，賀某通過微信向該公司法定代表人應某發(fā)送文字信息，主要內容為：賀某是公司的股東和監(jiān)事，公司正常運營多年，卻未向賀某定期送交財務會計報告，現要求查閱公司文件、賬薄，以了解公司實際經營情況，要求公司提供自成立之日起至今的財務會計報告以及全部會計賬薄、會計憑證，以供賀某（包括賀某委托聘請的會計師、律師）查閱或復制。

2023年4月24日，上海某科技有限公司向賀某回函表示：賀某通過微信發(fā)送的留言，并非正式的書面請求，故請賀某在收到本回復后五個工作日內提交簽字的書面文件，并詳細說明查閱的目的，公司將在收到賀某書面請求之日起十五日內書面答復。

賀某遂起訴稱，賀某被登記為上海某科技有限公司股東后，該公司多年來未向賀某分紅，財務管理混亂。為此賀某已于2023年4月20日通過微信向公司法定代表人提出查閱會計賬簿及會計憑證的請求，并說明其查閱目的在于了解被告的實際經營情況，但公司并未保障賀某的股東知情權。故賀某起訴請求：一、上海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自公司成立起的財務會計報告供賀某及賀某委托的會計師、律師查閱、復制；二、上海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自公司成立起的會計賬簿、會計憑證供賀某及賀某委托的會計師、律師查閱。

上海某科技有限公司辯稱，賀某未以書面形式向公司發(fā)送查閱請求并說明查閱目的，提起訴訟不能代替前置程序，不符合公司法規(guī)定，因未履行前置程序，其訴訟請求不應得到支持。

裁 判

一審法院判決，上海某科技公司應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提供自公司成立之日起的財務會計報告，供賀某及其委托的會計師、律師查閱、復制；上海某科技公司應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提供自公司成立之日起的會計賬簿、會計憑證，供賀某及其委托的會計師、律師查閱。一審宣判后，上海某科技有限公司不服，向上海二中院提起上訴。

上海二中院認為，本案爭議焦點為賀某微信發(fā)送的查閱請求是否屬于書面形式。

首先，應當厘清“書面”的含義以及書面形式與數據電文的關系。從詞語含義上看，“書面”是指用文字表達的信息呈現方式，主要區(qū)別于“口頭”。微信發(fā)送的信息與口頭消息不同，是有形的、用文字表達的信息，因此可將其納入“書面”的語義范圍。從法律規(guī)范上看，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九條第二款對基本的書面形式作明文規(guī)定：“書面形式是合同書、信件、電報、電傳、傳真等可以有形地表現所載內容的形式”；第三款則將“能夠有形表現所載內容”且“可以隨時調取查用”的數據電文視為書面形式。從功能視角上看，書面形式服務于特定目的，具有證明、警示澄清、控制等功能，雖然基本書面形式與數據電文存在形式差異二者不必然等同，但滿足一定條件的數據電文可起到與書面形式相同的作用，享有同等程度的法律認可。微信消息是在對話框中以文字作出的意思表示，具有電子數據的特殊性，與基本書面形式具有顯著差異，應將其劃入數據電文的語義范疇。但關于該數據電文是否視為“書面形式”，應依據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三款進行分析。本案中，賀某通過微信向上海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應某發(fā)送的查閱請求具備以下四要素：一是以文字作為內容載體，符合“有形表現所載內容”的標準；二是被記錄在軟件中滿足“可以隨時調取查用”的要求：三是表現為較為正式嚴謹的行文方式，并不具有隨意性；四是起到了通知、證明、警示的作用。因此，該數據電文具備了基本書面形式應有的功能，應當視為符合法律、法規(guī)要求的書面形式，具有與書面形式相同的法律效果。

其次，回歸到公司法視野下，書面請求并不簡單等同于紙面請求。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三十三條對股東申請查閱的形式作出規(guī)范，是旨在借助書面形式平衡公司與股東之間的權利、義務和責任配置，使得股東通曉法律之意義以防范輕率。股東知情權是股東行使權利的前提和基礎，在權利行使方式上，如果股東通過微信向公司發(fā)送的查閱請求能夠起到與紙面請求相類似的作用，達到紙面請求意欲產生的效果，則僅以形式不足為由認定股東尚未履行向公司申請查閱的前置程序，依據不足。本案中，基于一審法院查明的事實，賀某于2023年4月20日通過微信向上海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發(fā)送信息，說明其查會計賬簿及會計憑證的請求及目的在于了解公司的實際經營情況，上海某科技公司亦收悉。可見賀某在行使查閱公司會計賬簿的知情權訴訟之前，已履行了向公司提出書面請求并說明查閱目的等前置程序，起到了通知、提示之作用。賀某在向上公司提交書面申請被拒絕后才向一審法院主張股東知情權，尋求司法救濟，其行為符合法定程序要求，并無不當。

最后，從價值判斷角度出發(fā),民法典第九條確立了綠色原則，要求“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有利于節(jié)約資源、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該原則使經濟理性與生態(tài)理性在民法典中達到有機統(tǒng)一。因此在民商事活動中，應注重經濟發(fā)展與環(huán)境保護價值之間的協(xié)調與平衡。隨著互聯(lián)網時代的到來和無紙化交易的盛行，以微信等電子媒介為載體的數據電文正逐漸替代以紙質為載體的傳統(tǒng)書面形式，如果一味將書面形式嚴格限縮于紙面形式，不僅有悖民法典綠色原則的要求，增加文件制作、保管等環(huán)節(jié)產生的能耗，而且難以滿足商事活動對于便捷高效的追求。因此，為降低社會用能成本，避免資源浪費，應發(fā)揮數據電文在降本增效和節(jié)能減排中的巨大價值。故本案中，綜合上述考量，賀某通過微信向上海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發(fā)送的查閱請求，達到一定標準滿足基本書面形式的要求，歸屬于法律規(guī)定的書面形式。

綜上所述，上海二中院認為上海某科技公司的上訴理由均不能成立，應予駁回。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應予維持。

評 析

越來越多的民商事交易通過微信完成意思表示聯(lián)絡，法院也認可通過微信作出法律行為的效力，但對于微信發(fā)出信息是否具有“書面性”還未形成定論。本案的爭議焦點即在于股東通過微信向公司發(fā)送查閱公司會計賬簿、會計憑證請求是否符合股東行使知情權前置程序的書面形式要求，這涉及到對2023年修訂的公司法第五十七條（2018年修正的公司法第三十三條）中“書面請求”的解釋。

我國司法實務中微信信息的“書面性”之惑

司法實踐對于微信信息是否屬于書面形式的認定大致有以下三種裁判觀點。

第一種，對于非要式法律行為，認可微信發(fā)出的通知具有解除合同的效力。例如在某買賣合同糾紛中法院認定，“雙方發(fā)生爭議，后通過微信同意解除對未交付產品的訂單并退還貨款。”即支持合同當事人通過微信行使合同解除權。

第二種，對于書面要式法律行為，認可微信消息系書面形式。例如在某勞動者通過微信發(fā)送信息解除勞動糾紛中，有裁判觀點明確認可微信辭職構成勞動法規(guī)定的書面解除勞動合同。

第三種，對于書面要式法律行為，不認可微信符合書面要求。例如有裁判觀點在某保證合同糾紛中認為，保證人在微信上對債權人的回復“我給您擔保”，不具備法律規(guī)定的合同成立形式要件，不屬于擔保法意義上的保證。原因嚴格的書面形式要件是基于交易理性與安全等要式行為的性質，所以這些案件中，微信這一表意載體不足以達到書面保證的嚴肅性，以實現警示當事人的制度目的，將微信信息視為書面形式的擬制規(guī)定不能適用。

微信通知符合“書面形式”的解釋路徑證成

（一）基于法律規(guī)范的文義分析

從法律規(guī)范來看，公司法第五十七條要求股東查閱請求需以書面形式發(fā)送。由于公司法對“書面形式”并沒有特殊定義，可以根據民法典的相關規(guī)定對該問題進行進一步判斷。

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九條第二款明確了書面形式的概念和典型類別，并在第三款將特定數據電文視為書面形式，借助擬制技術以“內涵+外延”的方式進行了擬制規(guī)定，將數據電文嵌入民法體系，以回應信息時代的需求。

從概念來看，數據電文是一個總括概念，在不同交易場景下又會衍生出各種樣態(tài)，例如電子合同書、電子郵件、通訊軟件記錄等。而“書面”是指用文字表達的信息呈現方式，主要區(qū)別于“口頭”形式。

從立法的演變歷史來看，從合同法到民法典，因為數據電文與書面形式內涵的不同，二者關系也發(fā)生了轉變。合同法第十一條規(guī)定，書面形式是指合同書、信件和數據電文（包括電報、電傳、傳真、電子數據交換和電子郵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現所載內容的形式。從文意來看，書面形式包括了列舉的五類數據電文。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九條第二款中書面形式列舉的外延不再直接包括數據電文，而在第三款通過擬制技術將部分功能等同和符合原件主義的數據電文“視為”書面形式。擬制書面形式從合同法第十一條列舉的五類數據電文，再擴展到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九條可以隨時調取查用的數據電文。范圍擴大的同時，特定數據電文也不再當然構成民法典時代的書面形式，可以進一步證明“書面”與“數據電文”并非必然的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因此，民法典體系下，數據電文要構成法律意義上的“書面”，需要符合“能夠有形表現所載內容”和“可以隨時調取查用”特定功能要件。

從微信發(fā)送查閱請求的效果來看，微信信息可以達到書面請求的效果，被視為“書面形式”有其合理性。與口頭消息不同，微信信息發(fā)送后無法隨意編輯，微信消息所載內容是有形的、用文字表達的信息，微信信息發(fā)送者在發(fā)送以后就不能隨意抹去該信息的發(fā)送時間、內容、發(fā)送對象等信息，微信能夠固定雙方即時的意思表示。股東發(fā)送的“書面”請求，在符合上述特定功能要件，可以達到與書面形式同等效果情況下，從而可以適用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九條第三款中將數據電文視為書面形式的擬制規(guī)定。

本案中，賀某通過微信向上海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發(fā)送信息，說明其查閱會計賬簿及會計憑證的請求及目的在于了解公司的實際經營情況，上海某科技公司亦收悉。賀某通過微信向上海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應某發(fā)送的查閱請求具有與書面形式相同的法律效果。

（二）基于查閱通知程序的制度目的考量

知情權是股東的固有權利，具備股東身份（股東資格）即享有，是不可被剝奪的權利，僅可予以適當限制。并且股東知情權具有顯著的共益權屬性，可以通過對公司的經營監(jiān)督促進公司的正向經營，亦屬于工具性權利，是股東行使其他權利的基礎，此種權利屬性決定了行權程序不應有過于嚴苛的限制。公司法第五十七條規(guī)定的事先書面行權要件并不影響知情權本身的存續(xù)。

股東知情權制度實際上是一套平衡規(guī)則體系的部分，本質是上為了調和公司與股東之間的利益平衡而設置的。從公司法第五十七條的條款體系來看，對于股東查閱公司會計憑證和會計賬簿的限制有三，首先是形式上應書面提出請求，其次是說明查閱目的，最后是沒有不正當目的。公司法對股東申請查閱的形式作出規(guī)范，旨在借助書面形式平衡公司與股東之間的權利、義務和責任配置，使得股東通曉法律之意義以防范輕率。一是鼓勵公司及其股東盡可能地通過內部治理結構來自行解決紛爭，二是防止股東查閱權的過度行使可能降低公司的運營效率。有學者提出不應強制采用書面的形式，只要是在事實上向公司提出請求就應該視為完成了前置程序。原因在于股東知情權案件中，書面請求雖然作為法定要件，但其制度目的主要在于平衡股東權利和公司正常經營利益。故書面請求的前置程序制度功能主要是出于效率與利益平衡考量，防止股東知情權過度擴張，出于限制股東知情權的目的而規(guī)定的法定程序要件。

由此觀之，只要能夠以正式、確定的方式將查閱要求與理由妥善通知公司，即可以認為達成了查閱通知程序的制度目的。畢竟，股東知情權是股東行使權利的前提和基礎，在權利行使方式上，若股東通過微信向公司發(fā)送的查閱請求能夠起到與紙面請求相類似的作用，達到紙面請求意欲產生的效果，如果將此處的“書面請求”視為嚴格的形式要件，而將微信送達認定為“前置程序瑕疵”，僅以形式不足為由認定股東尚未履行向公司申請查閱的前置程序，就違背了知情權制度前置程序的制度初衷。認可微信發(fā)送查閱請求的效力，更符合知情權前置程序的制度功能。

基于現代商事發(fā)展價值取向的回溯檢視

由于制定法要適用于大量未來發(fā)生的案件，規(guī)范環(huán)境的變化對規(guī)則解釋的改變有突出的意義。在司法裁判中對制度規(guī)范進行解釋時，可以通過價值判斷檢驗此種解釋是否符合規(guī)范的價值取向。

通過微信發(fā)送通知已經是慣常的商事交易習慣之一，公司法第五十七條“書面請求”解釋為包括微信發(fā)送的查閱請求同樣不僅符合當下公司治理的電子化發(fā)展趨勢和公司法的高效價值追求，亦符合民法典的綠色原則。

首先，在公司法的議題下，商法“營利性”“商人自治”的理念決定了商法的最高價值為效益，商法的價值本位是效益優(yōu)先。隨著科技發(fā)展，電子通信的即時性與商務活動的效益優(yōu)先形成價值耦合，通過電子平臺進行商事交易成本低，效率高，已經成為常態(tài)，公司治理的電子化也成為趨勢。2024年7月生效的新公司法明確規(guī)定公司股東會董事會監(jiān)事會的會議召開和表決可以采用電子通信方式，意味著我國股東會制度全面邁向電子化。這反映出商事立法對時代變化的回應，而在司法審判中，法律也不應從阻礙科技發(fā)展和減損商事效益的方向解釋，而是應該增強對市場的適應性，通過法律解釋完善成文法，以回應商事活動的變化。

其次，綠色原則要求民事主體本著有利于節(jié)約資源、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理念從事民事行為，以“實現民事主體與生態(tài)環(huán)境之間的利益平衡”。在司法裁判中各個層級法院亦普遍接受綠色原則“環(huán)境保護既是道德要求，也是法律義務”，在入庫參考案例“王某訴陳某買賣合同糾紛案”中，法院在對“挖礦”活動無效的論述中就提到其違反“綠色原則”。另一起“劉某彬訴國家知識產權局、茍某利用實用新型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案中，法院認為對祭祀用品予以專利保護也與綠色發(fā)展理念不一致，不應授予專利權。這些商事案件里，司法機關直接將綠色原則和綠色發(fā)展理念作為衡量法律行為效力的依據，體現了現代商事審判的綠色導向。即使在無須向一般法律原則逃逸的案件中，綠色原則亦可作為司法實踐中適用具體規(guī)范的強化論證理由，起到間接的價值宣示作用。本案中，如果不予認可股東微信請求的書面形式效力，難免會有違綠色原則的節(jié)約資源取向。

微信發(fā)送通知已經是慣常的商事交易習慣之一，在當下公司治理的電子化發(fā)展趨勢下，通過法律解釋認可此種通知形式的效力，亦符合公司法的價值追求和綠色原則。本案的處理，為解決“書面形式”之惑提供借鑒，填補了社會快速發(fā)展與成文立法更新之間的裂隙，遵循了立法原意和時代價值取向，對類似問題的解決具有參考意義。

更多風采

李非易

復旦大學法律碩士

上海法院審判業(yè)務骨干

第三屆上海法院“十佳青年”

上海二中院青年審判業(yè)務帶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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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翟珺

人像攝影 | 施蕾

版面編輯 | 周彥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