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公望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5月版

一個人生在怎樣的時代，決定了他的人生將會怎樣展開。1879年生于浙江永康的呂公望，遇到的是一個急劇變動的大轉型時代，在他的童年、少年、青年時代，1883年到1885年發生了中法戰爭，1894年發生了中日甲午戰爭，1898年發生了戊戌變法，1900年發生了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占領北京……這些中國近代史上的大事，像一條條鞭子狠狠地抽在大清帝國的脊背上。呂公望雖偏處帝國的邊緣鄉村，他的成長歲月卻也不能處在這些大事之外。最初接觸到梁啟超主辦的《新民叢報》的那種驚喜，他用了“寢食俱廢”四個字。

1905年，當慈禧太后同意停止隋唐以來的科舉制時，他已二十六歲，擁有秀才功名，通過科舉考試進一步上升的通道突然堵死了。但此時的他已不是在舊典籍之外一無所知的讀書人。就在這個時候，秋瑾、徐錫麟這些志士像一道光一般出現在他的面前，對于他的人生選擇產生了重大影響，他成了光復會的一員。他自述1905年在西湖第一次見到秋瑾，大約是記憶有誤，應該是1906年秋瑾從東京回國之后，他們在西湖游船，并在秘密革命據點白云庵相聚，“漫談清政不綱，非革命不足以救國等事。”秋瑾邀他到上海《中國女報》擔任主筆（他記得叫《女學報》），但他拒絕了，“文墨生涯，我感不到興趣，最好要我習軍事。”徐錫麟到安慶前，在西湖邊對他說：“革命是不容易的一件事體，法國革了八十年的命，方得成功，我們中國的革命還未開始呢。我呢到安慶去預備流血的一人，我希望大家皆不要因我的流血而有懼心，就有希望了。你呢一定要混進軍隊去，方有希望的。”

這番話對他影響很大，他決定從軍，自薦到浙江巡撫衙門的衛隊當兵，由此進入隨營學堂，獲得到保定陸軍速成學堂深造的機會。他以后常以一介武夫自許，其實他的書法、詩文都有很好的根柢，是受過傳統文化訓練的秀才郎，他申請當兵的呈文得到過巡撫張曾敭的欣賞。

1907年，對于他是個重要的轉折點，作為以推翻清廷為目標的光復會成員，他北上保定，將與他同行的童保喧等人都介紹給秋瑾，參加了光復。他們以后也都成了清末民初浙軍的主干，與他同時的蔣介石不久被公派留學東京學習軍事。當他們北上之際，徐錫麟在安徽巡警學堂總辦任上刺殺巡撫恩銘而被殺，秋瑾在紹興大通學堂被捕、遇害，風聲鶴唳，他們在天津得知消息，剛剛加入光復會的幾個年輕人驚惶不已，想要逃走，而他鎮定如常，“以不欲革命則已，如欲革命是不能離開軍隊的；如離開軍隊，此后無事可做，生不如死的好”，最后安然無恙。

他由此進入軍界，與尹昌衡、李書城、蔣作賓、吳祿禎等許多志士都有接觸，參與謀劃過不少事。武昌起義發生時，他正擔任浙軍八十二標第二營督隊官，與同道在杭州等地起兵響應。浙江獨立之后，正是他于辛亥年九月十七日率先向浙江省臨時參議會提出浙軍攻取南京的建議，獲得通過。浙軍攻寧支隊迅速成立，朱瑞為支隊長，他出任參謀長。南京之役是締造民國的關鍵一戰，浙軍的功勞顯赫，犧牲慘烈，如今在西子湖畔、雞籠山上還有一塊攻克金陵的浙軍陣亡將士紀念碑。一年后，西子湖頭要舉行追祭浙軍光復南京先烈的大會，他以浙軍第六師師長的身份在上海《民立報》發表告白，直言：“去歲光復南京，我浙軍之鐵血代價者居多。”

這是他軍事生涯中最光榮的杰作，這一年，他不過三十二歲。這一戰顯示出他出色的軍事才能，可謂有謀有勇，已載入辛亥革命史。詳情由他的回憶《辛亥革命浙軍攻克南京紀實》可知，已收入《呂公望集》第十一卷。

呂公望從政生涯的頂峰是袁世凱稱帝失敗之后，他于1916年5月6日正式就任浙江都督（兩個月后，總統黎元洪任命他為督軍兼省長），不過三十八歲。他之主政浙江，乃出于軍警商民各界公推，非靠武力爭來。作為軍人，他說：“維持國家，吾輩固有專責；而干預政治，軍人應避嫌疑。”這是1913年3月他給北京國事維持會的電文中公開說的。在“二次革命”中，他身為浙江陸軍第六師師長兼嘉禾戒嚴司令官，持反對立場。袁世凱稱帝前，冊封他為一等男爵，意圖籠絡，他不為所動。

從投身革命的熱血志士，到主政浙江不過十年，呂公望想起犧牲的秋瑾、徐錫麟等先烈，心中的感慨可想而知，在他批閱的大量的公文中，也有涉及西湖邊一處紀念秋瑾的“秋社”社址歸屬問題的。1916年7月25日，他正式就任浙江省督軍兼省長幾天后寫的一封信中說：“顧念半載以來，干戈擾攘，浙省秩序雖一無變更，而方事之殷，耕輟于野，商廢于途，風鶴驚傳，流離轉徙，其間損失蓋已不可勝數。此后撫循之策，補救之方，欲厚民生，計將安出？”

他確實有心致力于建設，可惜為時不到九個月，時間實在太短，難有大的建樹。有人在《辛亥革命以后十六年的浙江政局》中稱許他“不失為自好之士”。他以省長身份在浙江省議會第二屆第一次臨時會上宣布政見，談及實業、教育、交通等，在說到交通問題時，他說：“今中國上不能賴于國家，下不能托諸人民，只能由省妥籌，得寸則寸，得尺則尺。此公望所由有修筑省道案之提出。”修筑省道，就是他的主張，可惜未來得及付諸實施。《呂公望集》從第一卷到第九卷保存了他在任時的大量公牘，可以說涉及民生的方方面面。

他于1917年1月黯然辭職，因浙江省會警察廳長夏超密謀策動軍警趕他下臺。這一點，他在這年6月21日發表在上海《時報》的致杭州同鄉函中說得很清楚：“去冬軍警之變，為保全浙人生命財產計，含垢忍辱，尤不惜犧牲個人之地位……”。他不是那種抓住權力不放的人，在他身上，我看到的是一種平常心，進可以掌軍、主政一方，退可以服務地方、熱心公益。“三生不語空虛淚，萬劫猶留潔凈身。”他的詩中就以“潔凈身”自許。離職之時，他還以省長名義公布了省議會議決的《浙江省模范繅絲廠招商承辦規則》《浙江省立苗圃辦法》等。

從1917年到1927年，他在政界、軍界繼續活動了十年，包括1918年出任援閩浙軍總司令，1924年任浙江自治軍總司令等，但對歷史都已產生不了什么重大影響了。從1926年1927年，他昔日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的同學蔣介石舉兵北伐，他曾受命與北軍斡旋，也只是扮演力不從心的中間人角色。從他1926年12月26日寫給蔣的信中可知，他只是傳話而已。此時，他稱蔣還是“介石吾兄”，等到1934年11月他為家鄉永康旱災而致電蔣請求慷慨解囊時，口氣已截然不同：“金陵叩別，忽已七八年矣。我公鞠躬盡瘁，公望無似，不能依附驥尾。”作為光復會舊人、浙軍代表人物，他們的時代已過去。一個人在有生之年有幸參與創造過歷史，這就夠了。“興亡異數追今古，豈獨秋風庾信哀。……中朝多少光榮史，都付秋樵野話間。”在他的詩中，我讀出的不是不平，而是云淡風輕。昔日的光榮史，在他暮年的回憶中也化作了“秋樵野話”。

值得留意的是在退出政治舞臺之后，呂公望的余生仍在實業、公益等領域有所作為，《呂公望集》收入他1933年發表的《開發西北棉紡織業計劃書》，就頗有見識。從他1945年12月起草的《浙江省振濟會難民工廠報告書》，可知他在抗日戰爭期間為救濟難民所付出的心血。

我初知呂公望其人還是少年時，讀浙江辛亥革命史料，他的名字便常有出現。盧禮陽兄邀我為他們編的《呂公望集》寫幾句話，我之所以答應下來，就因為對呂公望這個名字并不那么陌生。其實，在此之前，接觸到他的史料極為有限。《呂公望集》搜羅之廣，編輯之謹嚴，都可圈可點，確實下了很大功夫。此書不僅是永康的鄉邦文獻，也是辛亥革命史、民國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歷史研究的基礎是史料，整理史料也要靠人。這一點呂公望很清楚，他在1916年12月推薦章太炎出任國史館館長的電文中說：“非其人則有朝報之譏，得其人斯有良史之譽。此丘明內外之載，史遷紀傳之書，所為光前烈而昭百代也。” 我讀即將付梓的《呂公望集》，讀到他的《故園》詩，尤喜“夜色沉云星斗暗，野香入酒稻花多”之句。在這帶著鄉土氣息的詩句中，呂公望又豈止只是一介武夫。

來源：傅國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