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存和善的問題是融為一體的。對善的問題做不同的概念處理將導致完全不同的思想史方向，孵育不同的文明。在中國思想史上，孟子專注于善的問題，并在和他人的討論中形成了一套關于善的話語體系，規定了中國思想史的發展方向。幾乎和孟子是同時代人，希臘思想家柏拉圖也以善的問題為思想主題，給出了一系列關于善的論證，為西方思想史定下了基調。這兩位思想家對各自的思想傳統來說都是奠基性的人物。中國和西方的思想史發展方向完全不同，我認為和這兩位思想家關于善的不同思考直接相關。因此，通過分析他們在善的問題上的相關說法的區別，我們可以追蹤中國和西方思想的原始分歧點。

柏拉圖和孟子所關心的問題是相似的：孟子面對“禮崩樂壞”的社會，企圖為社會回歸一種完善社會秩序尋找道路；柏拉圖也是面對伯羅奔尼撒戰爭給雅典政治生活帶來的混亂局面，希望為雅典乃至整個希臘世界設立一個完善的社會體制。就問題之相似性而言，這是一個混亂如何回歸秩序的問題。然而，兩者的社會環境以及供他們使用的思想資源很不相同，所以，他們在處理所面臨的問題時采用了不同方式。下面將通過深入分析這個“不同”，來展示中國和西方思想傳統在起點上的差異。理解這個差異既可以幫助我們深入認識西方思想史，也可以推進我們對自己文化的反思。

一、柏拉圖：善和真理

先來分析柏拉圖。柏拉圖在他的《米諾篇》(77B-78B)中論證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命題，即“人皆求善”。書中的蘇格拉底認為，人沒有例外都是求善的。這個命題不是觀察命題：在觀察上，我們看到的是既有人求善又有人求惡。因此，它不是通過觀察歸納出來的；毋寧說，它是一個論證命題，也就是說，蘇格拉底是提供一個論證來證明這個命題的正確性。

在現實生活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善觀念。善觀念是善判斷的基礎。所有符合善觀念的善判斷都是正確的。邏輯上看，當多種善觀念出現并發生沖突時，如果它們不一致，那么只有兩種可能性：或者它們都是錯的；或者它們只有一個是對的，而不可能都是對的。因此，問題在于，誰的善觀念把握住了真正的善？這個問題又可引申為兩個問題：首先，我們如何才能把握真正的善？其次，憑什么說我們的善觀念把握了真正的善？前者是認識途徑問題；后者是真理標準問題。于是，善的問題就轉化為一個認識論問題。

在這個真理問題的思路中，柏拉圖考察了兩種認識論，即信念認識論(在信任情感中接受他人的想法)和理性認識論(依靠自己的判斷能力進行推理)，認為在認識論上解決善的問題是我們生存的出發點。也就是說，當我們在認識上找到了真正的善，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判斷選擇時，我們的生存就是以真正的善為出發點，避免了以惡為善帶來的悲劇，在追求中得到善。

二、孟子：善和本性

孟子生活在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對于一個有秩序的社會來說，只要按照社會已定的規范行事，就是善的行為。周朝建立起來之后，中國社會形成一套完整的禮儀制度作為人們的行為規范，稱為“周禮”。到了春秋時期，周禮受到嚴重破壞。從齊桓公九合諸侯開始，各諸侯國追逐自己的利益，無視周禮的約束。從周禮的角度看，各國的做法是不合適的，是一種惡。但是，從各國自身的利益看，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善的。在孟子看來，這樣的社會是人人都追逐自己利益的社會。

不過，孟子發現，人和動物的不同之處在于人有一些特別的原始情感，主要有四種：“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等。(參見《孟子·告子上》)這些原始情感存在于每一個人的心中，同時，它們所指向的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并且作為原始動力(出發點，“端”)推動人在社會中為人處世。(參見《孟子·公孫丑上》)其中，“惻隱之心”指的是人對他人的同情和憐憫，比如在沒有利益關系的情況下見他人落難，人會出現自然而然的同情相憐感。這種惻隱之心是人的原始感情，是人的社會生活的基礎。這同時也表明，“仁”不是外加給人的，而是內在于人的生存中的。“羞惡”是對自己的言行是否合適的原始感覺；“辭讓”是行為的自我約束的原始意識；“是非”則是思想活動的原始判斷。這四種原始感情的前三種都指向人和人的關系。孟子認為，這些原始性的感覺、感情、意識來源于人的本性，是自發性的沖動，都是善的。孟子用“可欲之謂善”(《孟子·盡心下》)來描述這種原始性沖動。

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從“可欲”的角度來談論“善”。對于人的生存來說，“可欲”的意思是生存上的“想要”，即生存傾向。有什么本性，就有什么“可欲”。如果“可欲”的就是善的，那么，人的本性就必須是善。因此，孟子推論出人的本性是善。在和告子討論人性時，孟子談道：“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孟子·告子上》)這里，孟子實際上是從人的生存傾向向善這一觀察事實出發，推論出人性本善的結論的。

在孟子看來，人的本性是善，遵循自己的本性就能夠過一種善的生活；違反自己的本性則是一種惡的生活。孟子的“揠苗助長”故事很能說明這里的思路：當人逆著自己的本性為人處世時，他就在做一系列損害自己利益的事情。儒家的主流傳統遵循孟子的這個思路，發展并豐富了修身養性作為生命的主題，即：要求我們充分體會自己的本性沖動，修正與自己本性不符的情欲、想法和做法，按照本性為人處世。這便是所謂的君子之道。

三、真正的善和本性之善

人應該如何為人處事？什么是合適的生存？這些問題也就是所謂的合適或善的問題，對于人類生存來說具有普遍性。這類問題的出現往往都是因為人們在現實生活中遇到了困境(如社會處于無序狀態等)，感覺到無法繼續按照現存的社會狀態生存下去。然而，對這些問題的不同回答卻引導著不同的個人生存方向和社會發展模式。鑒于柏拉圖和孟子各自對中西文化的影響具有出發點的意義，比較他們的不同回應思路，也許有助于我們理解這兩種文化在思維性格上的差異性。

柏拉圖的認識論強調對真正的善的認識和把握：人必須把握住真正的善，并從此出發判斷選擇，只有這樣人的生存才能滿足對善的追求。問題的關鍵在于把握真正的善。但是，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善？如何判斷我們得到了真正的善？在西方思想史上，問題的焦點是如何認識真理(真理之路)，如何判斷我們把握住了真理(真理標準)。在柏拉圖思想的影響下，古希臘人在真理之路和真理標準問題上欲罷不能，最終在基督教的恩典真理論那里找到落腳點。(參見謝文郁)

孟子的功夫論承認人們有不同的善知識。但是，孟子強調人的生存必須從“仁義”出發，在修身養性中把握合適的社會關系，并通過“禮”來調整自己的言行(“克己復禮”)。這里，生存的關鍵點是修身養性的功夫。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思路可以和認識論毫不相關。在修身養性中，人們不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哪種社會關系才是真正合適的。只要人在修身養性中體驗到一種合適的社會關系，他就會按照他所體驗到的社會關系去為人處世。當然，他在不同時候可能會有不同的體驗，但這并不一定會引導他追問“真正合適”這類認識論問題。作為社會關系中的一員，人只需要著眼于當下的社會關系，并在其中體驗何為合適的社會關系。人的修養功夫深入到哪個程度，他對合適的社會關系(“仁義”)的認識就達到哪個程度。他在生存中只能按照自己所理解的“仁義”而行。如果他的理解出現了問題，導致他在處理和他人的關系時出現沖突，那么，他就會反求諸己，進一步修身養性，體驗何為合適的社會關系。可以看到，功夫論的中心關注不是認識，而是修身養性的功夫，發揚本性中的善性。《中庸》給出了一種相當完整的君子論，即在“誠”中修身養性。

總的來說，柏拉圖的“人皆求善”和孟子的“可欲之謂善”都涉及人類生存的善的問題；但是，前者追問真正的善而走向認識論，后者推論本性之善而走向功夫論。這個差異值得我們重視：在思想史上，它導致了中西哲學的兩種完全不同的思維品格，引導著兩種相去甚遠的生存方式。

（原刊于《哲學研究》2012年11期，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