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 劉宗智

6月7日，改編自馬伯庸同名小說，由曹盾執導，雷佳音、岳云鵬領銜主演的電視劇《長安的荔枝》開播。該劇以“鮮荔枝運轉”為切入點，通過講述一千多年前“職場打工人”的傳奇故事，在其命運起伏中洞察唐代社會的變遷，引發觀眾熱議。

從7萬字擴充到35集

在缺乏快捷交通工具和保鮮技術的唐代，將“一日色變，兩日香變，三日味變”的荔枝，從五千余里外的嶺南運送到長安，可謂是“難于上青天”。馬伯庸創作的中篇小說《長安的荔枝》以宏大歷史浪潮下小人物的命運嬗變為敘事核心，講述了唐朝天寶年間一位九品基層小吏李善德如何將嶺南的新鮮荔枝送往長安的故事。

將原著7萬字的小說進行擴充到35集并非易事。電視劇《長安的荔枝》在保留原著格局和大部分情節架構的基礎上，在劇情推進和人物關系塑造上進行了改編。該劇采用雙線并進的敘事方式，在講述李善德運輸鮮荔枝故事的同時，融入鄭平安追查罪證的線索，以已釋出劇情來看，這一安排不僅豐富了劇情層次，也讓人物形象更加立體飽滿。

原小說中，李善德有妻子和女兒，劇版中他的妻子因病去世，只留下他和女兒相依為命，這強化了角色的悲情底色與奮斗動力。同時，鄭平安、狗兒、十七娘等新角色的加入，提高了劇作的豐富性與可看性。

“劇版《長安的荔枝》是小說的進一步延伸。作為原著作者，我的任務就是把一些書中留下的可能性展現出來，由專業的團隊進行深化。”馬伯庸認為，劇版的優勢就在于能夠讓角色更加豐滿，彌補原著篇幅有限的遺憾，讓觀眾看到每一個角色完整的成長曲線。以鄭平安為例，該角色由岳云鵬飾演。與李善德的“靜”相比，“小舅子”鄭平安更多承擔了詼諧搞笑的部分。當李善德從長安抵達嶺南研究轉運鮮荔枝時，與奉左相密令追查右相罪證、臥底潛入嶺南的鄭平安意外偶遇，二人命運由此交織。鄭平安看似油滑世故，實則重情重義，他在追查罪證的過程中與李善德相互扶持，成為他在困境中的重要依靠。

抓住普通人的情緒

從《長安十二時辰》《風起洛陽》到《顯微鏡下的大明》，再到如今的《長安的荔枝》，馬伯庸已成為當下影視領域最受關注的作家之一。

“抓住普通人的情緒，才能帶著溫度去理解歷史。”李善德的命運走向之所以能緊緊牽動看客的心，原因在于引發了觀眾的共情。在創作這部中篇小說時，馬伯庸將視角放在底層人民身上，不再津津樂道于“一騎紅塵妃子笑”的傳奇故事，而是通過一個負責運輸荔枝的小吏，去思考“無人知是荔枝來”背后隱藏的麻煩——具體誰負責運送這些荔枝及如何執行，帝王意志又給普通民眾的生活帶來了怎樣的困擾。他力圖通過這一枚小小的荔枝，洞悉背后帝王窮奢極欲、不恤民力的本質。

故事伊始，在京工作數十年的李善德好不容易湊齊了“首付”，又通過“貸款”的助力，在“長安城的南邊，朱雀門街西四街南的歸義坊內”購置了一座小院。按照李善德的盤算，自己的俸祿加上偶爾的外快，無論如何也能和妻女在此安定下來。但這顆從司農寺推到上林署，又經過五次點名的“荔枝”，終究還是砸到了李善德的頭上。在上林署眾人的哄騙下，醉醺醺的李善德簽下了文書，一朝成為了“荔枝使”。嶺南到長安足有五千四百四十七里，如何在保證荔枝新鮮的前提下準時完成任務成為李善德及家人能否活下去的關鍵。

按照妻子的描述，李善德“笨拙、膽小、窩囊”，這樣的性格本不善為官。因此在同僚的糖衣炮彈中，他天真地接下了運送荔枝的“燙手山芋”；在與各級官僚周旋中，他一次又一次被輕易“打發糊弄”，即使已經有了好友的提醒，他還是被“滑不溜手”的趙辛民以“開具五府符牒”的借口輕易搪塞；運送方案成熟后，功勞還險些被人搶去，連作者都忍不住在書中吐槽道“假如朝廷開一個忍氣吞聲科，他能輕松拿到狀元”。這樣“不善應變，口舌也不利落”的李善德也有著諸多閃光點，贈與林邑奴荔枝酒、幫阿僮栽種荔枝樹、誓死守護妻女等行為讓觀眾看到了平凡人在絕境中的堅守。

細節豐富值得深挖

馬伯庸擅長以微觀的歷史視角重新架構宏大的歷史敘事，在歷史的裂隙中尋驚雷、見溫度，從而打破常識性的認知。他的創作既沒有走向網絡文學的庸俗化，也未走向經典文學的嚴肅性，而是逐漸形成自己獨有的風格，開創了一種新型的“歷史可能性小說”。

在《長安的荔枝》“文后說明”中，馬伯庸提到了本篇小說的靈感緣起。彼時他正在創作《顯微鏡下的大明》，閱讀了大量徽州文書，在一份材料里看到一個叫周德文的歙縣人的經歷。那時朱棣決定遷都北京，永樂七年（1409年），從南方強行遷移了一批富戶，其中包括歙縣一戶姓周的人家，戶主叫周德文。周德文一家被安排在大興縣，他充任廂長，負責催辦錢糧、勾當公事，去全國各地采購各種建筑材料，支援新京城建設。這份工作十分辛苦，他“東走浙，西走蜀，南走湘、閩，舟車無暇日，積貯無余留，一惟京師空虛、百職四民不得其所是憂，勞費不計。凡五六過門，妻孥不遑顧”。周德文作為負責物資調度的基層小吏之一，因為太過勞碌，病死在了宛平縣德勝關。“周德文的經歷很簡單，沒什么戲劇性，但每次讀史書我總會想起他。”2020年5月，馬伯庸果斷放下其他工作，試著以周德文式的視角解讀“一騎紅塵妃子笑”，“從動筆到寫完，恰好是十一天，和李善德的荔枝運送時間等同。”

《長安的荔枝》原著作品既包含天馬行空的腦洞大開，也不乏嚴謹厚重的史料佐證，由此改編而來的影視作品同樣形成了“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獨特風格。比如李善德買房貸款時所用到的“香積錢”在歷史上便確有其事；“楊貴妃的誕辰為六月一日”這一設定則借鑒了晚唐袁郊所撰的《甘澤謠》；主角名稱源于敦煌經卷末尾名錄里武則天時代的“司農寺上林署令李善德”。透過這些細節，觀眾得以瞥見歷史的某一切面，或許這正是《長安的荔枝》當下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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