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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某原系贛州市南康區某鎮“兩違”執法隊聘用隊員，崗位為組長。工作期間，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財物，2016年5月24日被法院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并處罰金10萬元。

2016年12月1日，羅某入職南康區城管局，職位為行政執法大隊協管員，先后任班長、副中隊長等崗位。入職時，羅某隱瞞了其在某鎮“兩違”執法隊工作履歷，也隱瞞了其因受賄犯罪被判處刑罰的事實。

《勞動合同書》第七條約定：“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權解除勞動合同，且不承擔任何經濟、法律責任：（1）隱瞞自己在簽訂本合同之前有違法犯罪前科劣跡的，及不符合聘用條件、既往病史的；”

2023年5月16日，區紀委派駐第一紀檢組向城管局黨組發出《工作提示》函，認為城管局在招聘執法人員中存在政審把關不嚴問題，個別違法違紀人員被聘為執法人員，造成了不良政治和社會影響，要求全面篩查，對不符合錄用條件的人員予以辭退。

2023年6月30日，城管局在經過復審后，于2023年6月30日對羅某作出處理決定，予以辭退，解除勞動合同，并在全局范圍內進行了通報。

羅某以有犯罪前科是個人隱私，沒有主動報告的義務，已經受了刑事處罰，不應在后續求職中受到不公平待遇等為由，認為城管局剝奪了其平等就業的權利，向一審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城管局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并賠禮道歉。

一審法院認為，本案為平等就業權糾紛，平等就業權是勞動者依法享有的一項基本權利，既具有社會權利的屬性，亦具有民法上的私權屬性，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權是其人格獨立和意志自由的表現。侵害平等就業權在民法領域體現的是一般人格權的核心內容——人格尊嚴，外在表現為在就業領域的不平等對待，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就業歧視。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第三條規定：“勞動者依法享有平等就業和自主擇業的權利。勞動者就業，不因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視”。該條款是一個不完全列舉的開放性條款，歧視行為還包括基于地域、性別、病史等等方面內容。對是否構成就業歧視，一個重要的判斷標準是用人單位是根據勞動者的專業、學歷、工作經驗、工作技能以及職業資格等與“工作內在要求”密切相關的“自獲因素”進行選擇，還是基于勞動者的性別、戶籍、身份、地域、年齡、外貌、民族、種族、宗教等與“工作內在要求”沒有必然聯系的“先賦因素”進行選擇，后者構成為法律禁止的不合理就業歧視。

勞動者的“先賦因素”，是指人們出生伊始所具有的人力難以選擇和控制的因素，法律作為一種社會評價和調節機制，在就業領域，不因人力難以選擇和控制的因素給勞動者設置不平等條件。“工作內在要求”與勞動者地域、性別等“先賦因素”有無必然聯系，是判斷是否構成就業歧視的重要標準。

綜觀本案，首先，羅某是因為受賄犯罪被追究刑事責任，受賄罪是一種主觀故意犯罪，而不是過失性犯罪，是一種法律的禁止性行為，作為公民都知道貪污受賄是犯罪行為，它不是“性別、戶籍、身份、地域、年齡、外貌、民族、種族、宗教”等等公民個人的“先賦因素”，不可避免、無法選擇，而是可以避免、自我選擇的，做一個遵紀守法的公民是法治社會的基本要求；

其次，城管局是國家行政機關，履行法律、法規授予在城市管理中的行政執法權。羅某雖然是協管員，但根據其與城管局簽訂的《勞動合同書》，其工作職責是協助、配合城管局行使涉及城市管理中的行政處罰權，行使的是國家行政權力，是法律、法規在城市管理中的貫徹實施，該行政權力是國家意志的體現，也是莊嚴而神圣的，由曾經犯罪受過刑事處罰的人員協助、配合行使國家行政權力，本身就不符合“工作內在要求”；

第三，《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第二十六條規定：“因犯罪受過刑事處罰的不得錄用為公務員”、第七條規定：“公務員的任用，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堅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賢，堅持事業為上、公道正派，突出政治標準，注重工作實績”。公務員法對公務員的錄用突出政治標準和道德標準，明確規定了因犯罪受過刑事處罰的不得錄用為公務員。羅某作為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協管員，雖然不是公務員，但屬于國家行政機關聘任的臨聘協管員，仍然需要遵守國家行政機關的規章制度和政治、道德層面的選任錄用標準；

第四，《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條規定：“依法受過刑事處罰的人，在入伍、就業的時候，應當如實向有關單位報告自己曾受過刑事處罰，不得隱瞞”，這是刑法規定的公民前科報告制度，前科報告是公民必須履行的法定義務。羅某認為自己的犯罪前科是個人隱私，沒有主動報告的義務，違反了刑法的規定。公民個人應當在法律框架內行使權利，而不能超脫于法律之上，不受約束。

以上充分說明，羅某的受賄犯罪行為并不是其不可避免、不可選擇的“先賦因素”，其因犯罪受過刑事處罰的身份也不符合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工作內在要求”，兩者之間存在必然聯系，直接影響了工作的正當性、合法性和合理性，造成不良政治和社會影響，城管局對其作出辭退決定不存在侵害其人格尊嚴，不構成就業歧視。

從民法領域的合同角度來說，雙方在勞動合同中明確約“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權解除勞動合同，且不承擔任何經濟、法律責任：（1）隱瞞自己在簽訂本合同之前有違法犯罪前科劣跡的”，該合同對雙方產生了法律上的約束力，雙方應當按照合同的約定履行義務。羅某不履行合同約定如實報告的義務，故意隱瞞犯罪前科，也違背了民法上的誠信原則，城管局有權根據合同的約定解除雙方簽訂的勞動合同，予以辭退。城管局為了工作的需要，在全局范圍內對辭退決定進行通報，也不構成侵害羅某的名譽權和人格尊嚴。

綜上所述，城管局對羅某的辭退決定，不構成就業歧視，未剝奪其平等就業權；羅某因犯罪受過刑事處罰不符合在國家行政機關就業條件；羅某未履行雙方合同約定的報告義務，城管局有權解除與其簽訂的勞動合同。故羅某的訴訟請求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一審法院不予支持。

羅某不服，提起上訴，二審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案號：（2024）贛07民終470號（當事人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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