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尤其是在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之后，銀行業加速追求高質量發展，充分遵循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和專業性。在當前較為復雜的經營環境下，銀行經營轉型和盈利能力均面臨較大挑戰。

當前商業銀行面臨的主要經營形勢

根據上市銀行半年報數據，2024年上半年，全國42家A股上市銀行共計實現歸母凈利潤1.09萬億元，同比增長0.4%。其中12家歸母凈利潤出現負增長，六大國有商業銀行除農業銀行外均為負增長。凈利潤負增長的背后，是銀行經營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具體可概括為“四低一高”。

低息差

商業銀行凈息差自2019年以來持續收窄，近兩年更是呈現加速收窄趨勢。2023年，42家上市銀行凈息差為1.69%，同比下降25個基點；2024年上半年，凈息差進一步降低至1.54%，再次下降了13個基點。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凈息差水平更是從2023年的1.63%降至2024年上半年的1.46%，創歷史新低，且低于行業整體水平10個基點（見圖1）。可見，目前商業銀行凈息差已經大幅低于抵御潛在風險應保持的合意息差水平1.80%。

數據來源：東方財富CHOICE，經作者整理所得

圖1 商業銀行凈息差趨勢

在資產和負債規模不變的情況下，商業銀行的凈息差主要取決于生息資產收益率和計息負債成本率。2019年以來，利率水平整體進入下行通道，商業銀行生息資產收益率持續下滑，一路降至2024年上半年的3.48%（四大行為3.29%）。與此同時，商業銀行計息負債成本率基本穩定在1.90%—2.10%的區間波動，2020—2023年，計息負債成本率呈明顯上升趨勢，2024年上半年該上升勢頭得到遏制，較2023年的2.10%微幅回落4個基點降至2.06%，但較2019年水平（2.08%）基本保持穩定。可見，計息負債成本率呈現極強的剛性（見圖2）。

數據來源：東方財富CHOICE，經作者整理所得

圖2 商業銀行資產收益率、負債成本率趨勢

凈利息收入目前是商業銀行最主要的盈利來源，而且預計在未來一定時期內，仍然會是商業銀行主要的業績來源和核心收入組成部分。2024年上半年，凈利息收入占商業銀行營業收入的比重高達74%。2023年，商業銀行凈利息收入總量下降3.3%，2024年上半年繼續下降1.2%。由此可見，息差收入的負增長很大程度上制約著營業收入和凈利潤的增長。

低費率

近年來，隨著保險“報行合一”政策、公募基金費率改革等系列政策的穩步推進，商業銀行手續費和傭金凈收入也受到較大影響。2023年8月開啟的保險“報行合一”政策要求，通過銀行代銷的保險產品在備案時須明確費用假設、費用結構與傭金上限，支付時要求實際費用與備案材料一致。2024年7月，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披露的情況顯示，從“報行合一”執行效果看，全行業相關渠道平均傭金水平較之前降低30%。自2023年7月公募基金費率改革以來，第一階段的管理費調整及第二階段的傭金降費均已落地，近期多家基金宣布全面下調管理費、托管費、申贖費、銷售服務費。這一形勢對銀行業而言，意味著保險、基金等重點產品代銷手續費收入下降。

2024年半年報顯示，42家上市銀行上半年合計實現手續費與傭金凈收入約4000億元，同比下降12.03%。受減費讓利持續實施、產品代銷綜合費率下降等因素影響，31家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為負增長，占比為73.8%；僅11家上市銀行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實現正增長。例如，建設銀行2024年上半年實現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627億元，同比下降11.2%，受降費政策影響，其中的代理業務手續費同比減少45.21億元，降幅為33.37%；招行上半年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383億元，同比下降18.6%，其中財富管理手續費及傭金下降32.5%，包括代理保險收入同比下降57%，主要因為保險降費效應的延續；代理基金收入同比下降25%，主要受基金降費和權益類基金保有規模及銷量下降影響。此外，為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商業銀行持續落實減費讓利系列政策，多家銀行的銀行卡、結算等基礎業務手續費也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

低增長

一是低利率背景下，有效信貸需求減弱，商業銀行生息資產、總資產增速降檔，低速增長成為常態；二是受LPR下行、存量按揭利率調整、存款成本相對剛性、主要中間業務產品費率下調等因素影響，凈息差和手續費兩大收入源頭雙雙收窄，持續拖累營收和凈利潤增速，商業銀行效益增速明顯放緩。

2021年至2024年上半年，42家上市銀行總資產（含生息資產）、營業收入、歸母凈利潤三項主要指標同比增速均呈現快速下滑趨勢。總資產同比增速不足5%（2024年上半年GDP增速為5%）的銀行大幅增至11家；營業收入連續兩年負增長，2024年上半年同比負增長幅度擴大，且負增長的銀行數量整體呈增長趨勢；歸母凈利潤增速持續下滑，同比負增長的家數快速擴大至12家（見表1）。

表1 2021年至2024年上半年42家上市銀行總資產和效益指標表現

數據來源：東方財富CHOICE，經作者整理所得

低回報

近10年來，年化平均總資產回報率（ROAA）和年化加權平均凈資產收益率（ROAE）作為評估商業銀行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標，整體呈現持續下降趨勢，表明商業銀行資產回報率持續下降，呈現明顯的“低回報”特征（見圖3）。

數據來源：東方財富CHOICE，經作者整理所得

圖3 42家上市銀行2014——2023年ROAA & ROAE平均走勢

具體來看，國有大型商業銀行資本“低回報率”特征尤為明顯。從ROAA水平看，工、農、中、建、交五大行2024年上半年ROAA平均值降至0.73%，大幅低于其他行總體平均值（0.83%）。2022年、2023年和2024年上半年ROAA整體水平分別同比下降0.04%、0.08%和0.07%。從ROAE水平看，工、農、中、建、交五大行2024年上半年ROAE平均值降至9.99%，明顯低于其他行總體平均值（11.62%），且五大行ROAE水平從2022年至2024年上半年無一例外地快速下行，2022年、2023年和2024年上半年ROAE整體水平分別同比下降0.44%、0.64%和0.94%。其他上市股份制銀行、城商行和農商行中，除招商銀行總體上長期較為穩定外，其他行尤其是體量偏小的銀行指標長期穩態較弱。

國有大行資本回報率更低，究其原因，一方面，從分母（資產規模）看，國有大行總資產增速快于其他銀行機構，2024年6月末較2021年末，五大行總資產年均復合增速為10.1%，比其他銀行機構（7.4%）高出2.7個百分點；另一方面，從分子（凈利潤）看，相比其他銀行機構，國有大行在推進減費讓利、支持實體經濟降低融資成本等政策上承擔更多社會責任。2024年半年報顯示，五大國有銀行凈息差（1.45%）低于其他銀行機構（1.73%）28個基點，主要是生息資產收益率低于其他銀行機構44個基點所致，更低的資產定價水平也同步提高了資產規模增長的競爭力，以上因素綜合影響五大行凈利潤創造能力。

高風險

金融風險暴露具有典型的滯后性、突發性、傳染性特征。2020年以來，信貸規模基本保持每年20萬億元以上的體量增長，年復合增速超過10%。信貸規模快速擴張階段過后，風險集中暴露往往存在一定的滯后性。國家金融監管總局披露的數據顯示，2024年上半年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為1.56%，較2023年末、2024年一季度末均下降0.03個百分點，其中大型商業銀行不良率僅為1.25%，不良率整體保持穩定可控。可見，雖然商業銀行經營遭受經濟增速換擋、潛在增長中樞下移、房地產行業存在不確定性等因素影響，但國家為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出臺了強有力的政策舉措，商業銀行信貸風險得到一定的緩釋和消化，目前尚未進入風險集中暴露期。一定程度上，為商業銀行在凈息差降至歷史低位的情況下，以較低的信貸風險成本維持盈利的整體穩定贏得了時間。鑒于目前房地產經營環境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仍然存在，部分小微企業和零售客戶還款能力面臨考驗，未來一旦進入風險集中暴露期，信貸成本將快速大幅上升，在息差收窄、非息收入增長乏力，疊加信貸成本快速上升等因素的全方位擠壓下，商業銀行能否保持穩定的盈利能力和足夠的風險抵御能力存在非常大的不確定性。

低利率時期商業銀行面臨的主要挑戰

結合歷史規律和市場預期，利率中樞趨勢性下移過程中，低利率環境或將持續較長時間。隨著經濟增速趨勢性放緩，在較為復雜的內外經營形勢下，商業銀行在平衡支持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和追求自身高質量發展等方面面臨諸多挑戰。

保持盈利增長全面承壓。低利率時期，凈息差持續收窄。2024年上半年，包括工、農、中、交等大行在內的合計13家銀行凈息差已跌至1.5%以下，受貸款利率快速下調、存款付息較為剛性等多重因素影響，凈利息收入呈現負增長；非利息收入貢獻度較低（上半年占營收比重為24.31%），且短期內仍然支撐不足，2024年上半年，上市銀行合計實現手續費與傭金凈收入僅4000億元，同比下降12%，其中31家負增長。工、中、建、交、郵儲等12家銀行歸母凈利潤負增長，盈虧平衡承壓較大。

資產負債量價平衡難度大。利率下行期，行業整體試圖通過“以量補價”方式加大信貸投放，該做法在利率下行初期由于信貸需求減弱不明顯因此效果較好，在利率水平下降到一定程度后，量增無法彌補低價的效益損失，會出現量、價雙跌，信貸收益大幅下降，甚至出現投放越多、虧損越多的情況。負債方面，則呈現定期化、長期化、理財化趨勢，付息成本下降呈現剛性、滯后性。低利率時期，在資產負債管理上，對規模、結構、價格、風險、效益等多重目標實現動態平衡的要求更高、難度更大。

成本管控面臨剛性約束。國家金融監管總局披露的數據顯示，商業銀行2023年度成本收入比為35.26%，較2022年提升1.29%；2024年上半年，成本收入比為30.71%，同比提升0.43%。成本收入比整體呈升高態勢。營業成本中，業務及管理費用占比約一半，其中包含人力成本、網點基礎運營開支、科技投入等，剛性支出占比較高；資產減值損失、信用減值損失主要用于防范化解金融風險，進一步壓降空間較小。

資本補充任重道遠。隨著銀行凈利潤增速持續下滑，資本內生積累能力持續下降；同時資產快速增長又加快資本消耗速度，二者矛盾日益突出。2023年末，42家上市銀行中有25家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低于10%。根據2024年一季報數據測算，國有五大行總損失吸收能力（TLAC）達標資金總缺口到2025年和2028年分別約為1.3萬億元和3.2萬億元，盡管2024年五大行計劃發行TLAC非資本債券額度總規模合計約4400億元，資本階段性得到一定補充，但要滿足國際監管對TLAC達標的要求還存在一定差距。

風險管理面臨嚴峻挑戰。低利率時期，信貸增長節奏從快速擴張轉向持續縮表，縮表的直接影響是信貸規模難以增長、不良率持續攀升，量、價、質全方位侵蝕銀行利潤，進而影響銀行經營的穩定性和內生增長動力。此外，伴隨著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房地產、零售貸款等部分領域的不確定性上升，風險與生俱來的傳染性、滯后性、復雜性對銀行經營提出更嚴峻挑戰。

低利率時期國際主要商業銀行的經營策略與經驗

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的商業銀行都在不同發展階段經歷了低利率時代，在不同發展階段和發展環境下，采取的應對策略也有所不同。筆者以美國、日本和歐洲為例，分別從美國選取摩根大通、富國銀行、美國銀行、花旗銀行四家行（以下簡稱“美國四大行”），從日本選取三菱日聯金融、三井住友金融、瑞穗金融三家行（以下簡稱“日本三大行”），從歐洲選取匯豐控股、德意志銀行、巴克萊銀行（以下簡稱“歐洲三大行”）作為典型代表進行分析，探討歸納國際主要銀行機構在低利率環境下的經營策略，并分析其經驗的借鑒意義。

美國低利率時期主要銀行經營策略

美國低利率時期主要有兩個時段，第一時段是2008年末至2015年末，聯邦基金有效利率維持在0.05%—0.2%之間；第二時段是2020年4月至2022年3月，聯邦基金有效利率維持在0.05%—0.1%之間。低利率時期，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基本跌至4%以下，其中第二時段基本維持在2%以下，尤其是2020年長期維持在1%以下。

由于信貸重定價具有滯后性以及存款付息率呈剛性，商業銀行的凈息差反應會滯后于聯邦基金利率和國債收益率，美國銀行業凈息差從1994年（4%以上的水平）開始步入下降通道，2010—2016年期間快速降至3.0%左右的水平，2017—2019年加息略有回升，但2019—2022年由于疫情、降息等因素再次跌至2.39%的歷史低位。低利率時期，美國四大行凈利息收入大幅下降，2015年四大行凈利息收入為1735億美元，較2009年減少186億美元，年均降幅1.7%；2021年較2019年減少281億美元，年均降幅為7.2%。凈利息收入的持續下降制約了盈利能力提升。

為了應對這一困境，美國銀行業從三端發力。資產端，美國四大行的貸款占比明顯下降，證券類投資占比明顯上升，且久期拉長，長期資產占比提升，花旗銀行有著較優的資產結構，其生息資產收益率優于四大行整體水平。負債端，低息存款占比提升，主動負債以短期債券融資為主，結構持續優化，富國銀行保持了較低的存款利率和較高的無息負債比例。收入端，大力發展非息業務，2021年，美國四大行非息收入占營業收入的比重約為52.1%，較2019年提升6.7個百分點，2009—2015年該比重基本保持在48%—50%之間（見圖4）；2022—2023年由于美聯儲持續加息，凈利息收入占比提高，非息收入占比有所回落。隨著市場企穩和經濟恢復，財富管理、投資管理、投資銀行及經紀業務等現代金融服務收入增長較快。成本端則整體保持剛性，2009—2015年，非利息支出合計年均降幅0.37%，2019—2021年，年均增長2.65%，其中占比約50%的薪酬福利費具有較強剛性。

數據來源：東方財富CHOICE，經作者整理所得

圖4 美國四大行非息收入占營業收入總額比重

通過調優資產負債期限、成本結構盡可能穩住凈利息收入，同時大力發展非息業務，美國四大行經營效益整體保持良好增長態勢。2015年美國四大行的凈利潤數據來源：東方財富CHOICE，經作者整理所得圖4美國四大行非息收入占營業收入總額比重《》2025年04期50為809.6億美元，是2009年的2.8倍，年均復合增速高達18.6%；2019—2021年年均復合增速10.4%。

日本低利率時期主要銀行經營策略

日本自20世紀80年代末期快速上調政策利率，通過收緊房地產融資、刺破房地產泡沫，進入“失去的三十年”。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為應對經濟金融持續低迷及“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日本央行快速大幅下調利率，政策利率由1991年的6%下調至1995年的0.5%，進而在1999年將隔夜拆借利率降至接近零的水平，正式進入“零利率”時代。后續，日本為維持經濟增長，長期保持低利率、甚至負利率的水平，即便21世紀初期陸續開啟量化寬松（QE）、全面超量化寬松政策（QQE），利率回升幅度仍然十分有限。直至2024年3月，日本央行決定結束負利率政策，將政策利率從-0.1%提高到0%—0.1%范圍內；同年7月，日本央行決定將0%—0.1%的政策利率調整至0.25%，進一步加息。可見，日本低利率時期自90年代初迄今持續了大約30年。

受長期低利率影響，日本銀行業整體的凈息差顯著收窄，從2008年的約1.2%下降到2023年的0.6%左右，信貸投放積極性遭受制約，盈利增長面臨嚴峻挑戰。日本銀行的應對策略主要有：一是降低信貸類資產占比，提升現金及交易類資產占比。2012—2023年，實體經濟長期缺乏有效信貸需求，日本三大行貸款及租賃規模年均復合增速僅為2.4%，貸款及租賃占比從2012年的44.3%降至2023年的33%，下降11.4個百分點；與“優質資產荒”并存的是資金努力尋找其他投資渠道，現金及存放同業款項占比從3.0%提升至26.7%，證券投資從7.2%提升至17.3%，且國內政府債券、海外債券的配置比例持續增加，資產配置的安全性、效益性和流動性得到邊際改善。二是存款占比較高且保持穩定，個人活期存款占比持續提升。2012—2023年，日本三大行存款年均復合增速為4.9%，高于貸款增速；2023年存款占比為63.6%，長期保持在60%以上，占比較為穩定。低利率環境下，定期和活期存款的利差微乎其微，因而活期存款規模快速增長、占比快速提升。三是大力發展投資銀行及經紀業務，提升非息收入比重。1998年日本政府解除金控運作模式禁令后，日本銀行機構通過收購證券機構與保險機構，大力發展財富管理業務與金融交易業務，非息收入占比快速提升至30%以上；2012—2023年，非息收入年均復合增速為6.9%，占營收的比重長期保持在45%—58%的較高水平，截至2023年末，日本三大行總非息收入為7.7萬億日元，占營收的比重為57.4%。其中，三菱日聯、三井住友、瑞穗金融投資銀行及經紀業務收入分別達到1.90萬億、1.24萬億、1.12萬億日元，合計貢獻了超55%的非息收入。四是全面加大海外業務拓展。除了前述加大海外債券的投資力度外，日本三大行海外貸款占比均超過35%，較2010年（10%左右）大幅增長。其中，三菱日聯在2022財年的境外貸款占比更是高達45.2%。海外貸款的凈息差遠高于日本國內，海外凈利息收入占比因此也遠高于其國內，這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銀行本土利差收窄對利潤增長的困擾。此外，日本銀行業還鼓勵合并重組、精簡網點機構、推行數字化轉型等多種措施降低經營成本、提升運行效率。

通過適應性調整資產負債結構、發展投資銀行及交易業務、信貸業務出海等策略，日本三大行2023年實現凈利潤3.47萬億日元，創歷史新高。但從圖5也不難看出，由于日本三大行海外業務占比較高，受國際匯率、投資標的價格波動、疫情，以及全球地緣政治等因素影響，日本三大行的利潤穩定性較差，增幅波動區間呈逐漸擴大趨勢。

數據來源：東方財富CHOICE，經作者整理所得

圖5 日本三大行2011—2023年凈利潤及增幅

歐洲低利率時期主要銀行經營策略

為應對美國次貸危機的連鎖影響，從2008年10月到2009年5月，歐央行連續7次下調基準利率共325個基點，從4.25%降至1%；2010—2011年，受歐債危機系列影響，歐元區經濟逐步陷入衰退，2012年7月，歐央行把隔夜存款利率降至零，2014年6月進一步將隔夜存款利率降為負，歐元區進入負利率時代；直至2022年7月加息，歐元區一直處于負利率環境中，2024年6月歐洲央行再次開啟新一輪降息，進入降息通道。

低利率時期，息差持續收窄，歐元區銀行業盈利能力大幅下降。國信證券經濟研究所研究成果《負利率對歐洲銀行業的影響及應對》顯示，2015—2021年歐元區銀行業凈息差持續下行，歐洲銀行業凈息差中樞從次貸危機前的2.0%左右下降到2021年僅1.2%的低位，由于凈利息收入占比為50%—60%，凈息差收窄拖累了收入增長。面對息差收窄的困境，歐洲三大行采取的應對策略有所不同。

匯豐控股2021年凈息差只有1.2%左右，2022年加息后才略有回升，但仍低于1.5%。收入構成上，匯豐控股凈利息收入和非息收入大約各占一半，在不同年份略有起伏，整體表現為降息周期非息收入占比上升、加息周期凈利息收入占比上升。匯豐控股因資產負債規模穩步增長，凈利息收入貢獻較為穩定。2015—2022年，該行資產負債規模保持穩步增長，總資產在2023年突破3萬億美元；資產結構方面，貸款占比從42.1%降至34.9%，現金及存放同業款項從4.1%增至11.1%，衍生資產、以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合計占比保持在13%左右，總體上資產配置靈活性趨強。

為保持業務持續增長的動能，匯豐控股從區域策略、收入策略、成本策略上協同發力，取得較好效果。區域策略上，匯豐控股圍繞效益增長潛力在全球范圍內對業務布局進行靈活調整，比如部分業務有計劃、有選擇地退出歐洲、日本、巴西等區域，采取戰略收縮，同時積極對亞洲尤其是中國香港和內地財富管理業務進行布局，實現“亞洲業務利潤貢獻六成以上、其他區域不足四成”的格局。收入策略上，匯豐控股重整資源，更加聚焦高凈值人群增速較快的區域和對應的財富管理業務，尤其是投資分銷、資產管理和人壽保險等業務，降低對利率的敏感性，實現非息收入的恢復性增長。2019—2022年，匯豐控股的非息收入出現連續下滑，自2020年起該行大力整頓集團業務，2023年非息收入實現恢復性增長，同比增幅達53%，2024年上半年繼續保持增長勢頭，半年實現收入209億美元，超過上年的七成，同比增長11%。成本策略上，匯豐控股的成本收入比整體缺乏競爭力，2016年、2019年、2020年，成本收入比均超過80%，2021—2023年才逐步降至53.6%，仍然較高。2019年財報中，該行提出業務重組、裁員不超過3.5萬人、削減風險加權資產等舉措，同時精簡架構、整合組織資源，從而實現成本縮減目標，非利息支出從2019年的600億美元縮減到2022年的327億美元，凈利潤從87億美元恢復到162.5億美元。

德意志銀行為應對息差收窄壓力，一是通過混業經營模式，向客戶提供全面的金融業服務，拓展收入來源。積極拓展固定收益、外匯、大宗商品、金融衍生品買賣等投資銀行業務，做優財富管理、資產配置等私人銀行業務。2015年以來，德意志銀行非息收入貢獻了超過一半的營業收入，平均占比在51%左右。2022年末，投資銀行、私人銀行、公司銀行、資管條線分別貢獻48.3%、29%、20%、19.7%的非息收入，各業務條線形成強有力的協同創效。二是業務結構上，探索更加多元化的業務經營模式。2014—2022年間，德意志銀行資產快速縮表，總資產規模從1.71萬億歐元降至1.34萬億歐元，其中信貸規模保持約4000億歐元的總量基本穩定、占比有所提升，但衍生資產、以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持續保持近40%的較高占比，通過金融市場上更加靈活多樣的產品組合、久期組合實現業務結構增效。三是負債端大力吸收活期存款等低成本資金，其活期存款占總存款的比例達55%以上，且無息存款占總存款的比例高達15%，有效帶動負債成本下行。四是加大歐洲之外海外區域擴張，加大了北美、亞洲等環太平洋區域的貸款投放，2023年北美區域信貸占比為21.2%，較2010年提升近9個百分點。五是直接通過增加服務收費對沖低利率影響。

巴克萊銀行在低利率時期，一是深耕本土經營、優化資產結構，總資產“先降后升”，階段性縮表，在資產結構上努力提升零售信貸占比，2023年零售貸款占比為62.9%，其中按揭占了一半，較2010年、2015年分別提升約12個、9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對公貸款占比逐步降至37%。二是非息收入占比較高，2015—2022年，非息收入平均占比為52%。三是成本管控有成效但仍有較大空間，雖然成本收入比整體呈下降趨勢，從2015年的94%降至2023年的74%，但如此高的成本投入，反映出降本增效還有較大空間。

綜上，美、日、歐主要銀行都經歷了低利率時期，由于所處經營環境差異，各國應對息差收窄和盈利增長壓力的具體舉措和效果不盡相同。但其主要經驗和做法可歸納概括為以下五個方面：一是優化資產結構，提升零售信貸占比、提升現金及交易類資產占比，拉長資產久期，并保持資產配置的靈活性，盡可能穩住資產收益率；二是壓控負債成本，提高低成本存款占比，縮短負債期限，從而降低付息成本，同時通過“存短貸長”錯配期限盡可能縮小息差收入降幅，為銀行經營轉型贏得時間；三是提升非息占比，通過混業經營、多元化經營等策略調優資源配置，提升財富管理、投資銀行、交易業務等非息收入占比，從而降低業務對利率的敏感性；四是布局海外業務，通過設立子公司、并購等方式“走出去”尋求比本土更高的利潤回報；五是加強精細管理，整合組織與人力資源，通過精簡組織架構、機構人員、削減風險加權資產等方式“瘦身”，從而節約開支、降本增效。

策略建議

我國商業銀行低利率時期面臨的經營困境，與國外主要商業銀行有諸多共性，但同時也有中國特定環境下的差異。國外經驗只能借鑒、不能照搬，需要結合我國特色金融發展實際。國內商業銀行必須始終堅持走金融高質量發展之路，持續踐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和專業性，需要落實減費讓利政策，加大信貸對重點領域和實體經濟支持，在助力社會經濟民生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實現商業銀行自身的高質量發展。這就意味著國外銀行增加服務收費、降低信貸占比、大面積裁員降薪、裁撤欠發達地區機構網點等舉措難以在國內進行簡單復制。而且國內金融業長期以來實行分業經營體制，在股票承銷、證券交易和保險經紀等方面的業務創收渠道相對受限，非息收入主要由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和其他非息收入兩部分構成。以國有四大行為例，2024年上半年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在非息收入中的占比約60%，其中又以結算及代理手續費為主，結算及清算手續費、代理業務手續費、銀行卡手續費合計占比超過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的60%，顧問咨詢、外匯買賣、資產管理等投行交易類手續費收入占比較低；其他非息收入中又以投資收益為主，受市場波動影響較大。基于國內商業銀行面臨的特定經營環境，筆者認為，國外商業銀行在資產負債業務優化結構、提升非息收入占比，以及降本增效等方面的思路和探索，對我國商業銀行走出低利率時期經營困境具有一定的借鑒和啟發意義，但具體舉措需要結合實際。

加強資產負債質效管理，實現量、價、效、險、期的動態平衡

2020—2023年，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總負債幾乎都維持10%左右的高速增長，其中總資產規模先后邁過300萬億元、400萬億元大關，2024年上半年增速明顯下滑，總資產、總負債增速分別降至6.60%、6.50%；中國人民銀行2024年上半年金融統計數據報告顯示，上半年本外幣存、貸款余額同比增速均降至個位數。低利率時期，有效信貸需求不足，資產規模增速放緩，簡單靠“以量補價”難以維持凈利息收入不下降，從銀行經濟增加值（扣除風險成本和資本成本）維度測算，甚至出現規模增長越快、經濟增加值虧損越多的情況。

資產負債管理沒有絕對的單一目標，不同發展階段，目標有所側重。低利率、強監管、高風險環境下，銀行資產負債管理的質效評價應當遵循高質量發展目標要求，努力實現量、價、險、期、效等多重目標下的動態平衡：通過量價平衡管理，著力穩住凈息差，同時確保風險可控、期限結構合理。為此，建議商業銀行重點做好五方面工作：一是優化負債結構，嚴控付息成本。優化產品期限結構，鼓勵營銷拓展活期、協定及一年以內定期等短久期、低成本存款資金，以效益為導向，兼顧穩定性、流動性，提高負債成本對利率變動的敏感性；提高綜合金融服務能力，強化客戶綜合經營，通過信貸、代發、結算、托管等多種方式為客戶提供綜合金融服務方案，從源頭提高低成本資金占比。二是積極把握國家政策和區域發展紅利。銀行信貸投放需要緊密圍繞“三大工程”①有關部署和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的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五篇大文章”，聚焦區域發展，加大重點領域信貸資源配置。積極參與基礎建設類項目，適當拉長久期，聚焦科技、普惠和綠色金融發展契機，將有限的信貸資源優先投向專精特新等優質企業，收獲區域經濟增長和優質企業成長紅利。三是突出大資產統籌管理，積極把握市場機遇。隨著歐央行、美聯儲新一輪降息周期開啟，需要前瞻性安排非信貸資產配置，搶抓利率、匯率快速變化蘊藏的市場機遇，及時調整組合產品品種和期限結構，從而獲取較高資產收益。美、日、歐主要銀行在低利率時期都出現信貸占比下降、現金及交易投資類資產占比上升的現象，目的是為了提高資產配置的靈活性，通過靈活的產品組合、久期組合提升短期盈利能力。國內銀行業也不乏優秀案例，2024年上半年，42家A股上市銀行合計實現投資收益2640億元，同比大增28%，其中招商銀行加大債券業務的投資，把握住債市行情機遇，實現投資收益增長57%。四是優化管理模型，提升資產負債動態平衡管理能力。通過“底層模型+動態看板”模型化管理，直觀展示各區域、各產品、各期限資產業務的經營效益情況，動態配置信貸資源，提升資產業務的邊際創效。五是有效發揮行業自律機制作用，營造良性競爭環境。商業銀行要積極適應并嚴格遵循行業自律要求，落實存貸款市場利率自律定價底線，營造良好競爭氛圍。

加快主營收入結構轉型，提升非息收入占比，培育盈利增長新動能

美、日、歐主要銀行在低利率時期非息收入占比均大幅提升，目前占比維持在40%—60%甚至更高的水平，較好地緩解了凈利息收入下降帶來的盈利增長壓力。反觀國內銀行業，國家金融監管總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24年上半年，我國商業銀行非息收入占比僅24.31%，與發達經濟體相比還有較大發展空間。盡管當前國內中間業務發展面臨監管趨嚴、減費讓利等政策約束，以及保險、基金、托管費率下調等不利因素，加快中間業務多元化發展，搶抓財富管理市場機遇、拓展新興業務中收來源仍然是提升非息收入占比的主要途徑。

鑒于此，國內商業銀行應從三個方面著力：一是積極把握高凈值人群財富管理機遇。胡潤研究院發布的《2023胡潤財富報告》顯示，中國擁有600萬元資產的“富裕家庭”數量已經達到514萬戶，較2013年增長77%，管理總財富達158萬億元。中國財富管理蘊藏著巨大的機遇，匯豐控股正是看到這一機遇，集中資源布局亞洲財富管理業務并取得良好成效。近年來，由于房地產供求關系的明顯轉變，個人財富向房地產市場的流入顯著減少，個人財富增量主要配置在金融資產上，主要流向個人存款、銀行理財、股票及股票基金、保險產品、固收類基金等。二是培育拓展投資交易類新興業務中收，打造非息收入新增長極。美、日、歐主要銀行在投資銀行、經紀交易、金融市場等方面都有豐富的經驗可供借鑒。2024年以來，國家鼓勵優質國有資產重組整合，央企、國企重組整合步伐顯著加快。商業銀行大可順勢而為，通過并購貸款、并購基金、債轉股、財務顧問等產品積極參與，助力國資國企做大做強的同時，拉動投行類收入增長，例如，工商銀行2024年上半年受益于銀團安排承銷與管理、投融資顧問等業務收入增加，投資銀行業務收入同比增加11.58億元，增幅8.5%；積極把握外匯、債券、大宗商品、金融衍生品買賣的“窗口期”，提升非息收入貢獻。不過，需要提醒的是，國外經驗表明，受匯率及市場因素影響，非息收入占比提升的同時，利潤的波動幅度會增大，盈利的穩定性需要格外關注。三是重視并鞏固傳統結算業務收入。例如，建設銀行持續深耕消費場景建設和商戶等重點客群經營，2024年上半年實現銀行卡手續費收入同比增加3.40億元，增幅3.31%；再如工商銀行在第三方支付、代客結售匯及外匯買賣、現金管理服務等方面發力，2024年上半年實現結算、清算及現金管理業務收入增加17.65億元，增幅7.2%。商業銀行需要通過打造基礎結算收入、財富管理收入、投行新興收入多個收入來源，支撐非息收入總量不斷增長、占比持續提升，進而加快商業銀行主營收入結構轉型。

加大全成本精細化管理力度，提升資源配置效能

為應對低利率時期的經營困境，商業銀行通過加強成本精細化管理實現降本增效，顯得十分必要。國家金融監管總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23年末商業銀行成本收入比為35.26%，較2020年末提升4.07個百分點；2024年上半年成本收入比為30.71%，比2020年同期提升3.78個百分點，逐年攀升，這表明我國商業銀行整體的成本投入呈現邊際產出遞減狀態。

銀行經營全成本包括資金成本、業務支出、人力費用、業務及管理費用、稅務及附加、風險成本、資本成本等顯性成本，可以在賬務上體現，其中人力、稅務、基礎運營等成本剛性較強，還包括條線間、上下級溝通協調等隱性的管理成本。筆者結合實際情況，主要就顯性成本中具有一定彈性的成本項目管理提出五方面建議：一是業務營銷類資源突出產出要求，需要建立資源投入產出測算及后評估機制，以效益為導向，競爭性安排資源投向，同時做好過程監測和動態調整；二是基礎運營類資源實施差異核定，堅持差異化、零基預算方法，梳理費用動因，明確核定標準，因時、因勢、因地差異化安排，避免標準化、“一刀切”造成的資源浪費；三是渠道類資源從“量多”向“質優”轉變，由于線上服務渠道對線下渠道的功能替代，可以有計劃地縮減低效物理網點和自助設備，為服務客群定制服務渠道，提升客戶體驗的同時降低運營成本；四是業務經營回歸商業邏輯，從規模致勝向質量并重轉變，堅持效益、風險優先，不得以增加成本和風險為代價換取業務規模增長，甚至可以將定價、風險、投產比等質量效益指標納入經營條線責任人績效考評體系；五是強化行業自律機制作用，規范與中介的合作，尤其是在普惠貸款、信用卡分期、個人貸款等業務上，杜絕與中介不當合作等“內卷式”競爭擾亂行業正常秩序、抬高銀行經營成本的行為。

①三大工程：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和“平急兩用”公共基礎設施建設。

作者單位：中國建設銀行東莞市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