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考試來臨時，許多考生習慣于“押題”，即在考試前針對可能要考的試題或者知識點，有針對性地復習。其實，古人對于押題，頗有經驗。

要想押題，需要進行充分的準備。唐朝詩人白居易曾經報名參加了吏部選拔官員的“書判拔萃”科考試，這科主要考察經義和律法知識，判詞的寫作能力更是考察重點。白居易在備考期間，便自己押題，積累了上百道判詞，合編成《百道判》。最終，白居易在考試中脫穎而出，成功獲得了進入秘書省工作的機會。

南宋學者呂祖謙創建了麗澤書院，編寫了一冊《東萊博議》。教材編好后，呂祖謙自己也毫不避諱地說：“（《東萊博議》）為諸生課試之作也。”為了幫助學生們應試押題，里面的所有文章，都可以成為科舉考試中的范文。據說學生通過學習《東萊博議》，立竿見影地提升了水平。因此，《東萊博議》后來不僅成為麗澤書院的教材，許多書院也將其選為讀本和教材，《東萊博議》一時竟成了暢銷書。

明朝前期的成化、弘治年間，科舉考試用書開始出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教材當數《京華日抄》。這是成化年間杭州通判沈澄所刻的一部時文集，相當于“高考優秀作文選集”。此書一面世，深受士子們歡迎，同類書籍也大量迸涌。

后來，書商們不滿足于簡單編選，還會邀請各路名家對編選的文章進行點評和分析，幫助考生加強理解，提升寫作技巧。比如，明朝的《一房得士錄》《閱藝隨錄》《程文選》等等都是此類教材。

明末清初的學者呂留良也做過科考教材的生意。清人王應奎在《柳南隨筆》中記載：“本朝時文選家，惟天蓋樓本子風行海內，遠而且久。”“天蓋樓”正是呂留良所經營的刻局，他靠著賣應試教材的生意大發其財。然而，當時的黃宗羲和萬斯同卻對呂留良的這種行為頗為看輕，甚至調侃這是“紙尾之學”。看來，純粹以應試為目的卻忽視對真才實學的培養，在古代也頗惹爭議。

此外，古代還有“考前突擊班”。比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湖南巡撫丁思孔選拔各府州弟子員到岳麓書院教授科舉之學，而且“月輒一試，糊名而進”，為了押題，每月都進行模擬考試。各地士子聽說之后，紛至沓來：“遠方學者聞風向往，雖遠在江南閩浙，亦不憚重繭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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