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萬軍，江蘇連云港東海縣人，畢業于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現任教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系，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

一、本案基本事實及裁判觀點

羅某祖父羅某材夫婦于1999年將成都某房屋公證贈與兒子羅某華（羅某父親），但未過戶。羅某材夫婦及羅某華等人相繼去世后，羅某（羅某華之女）主張繼承該房屋。羅某華的兄弟姐妹（羅某源等五人）及侄女王某抗辯稱：贈與未過戶故無效，且DNA檢測顯示羅某非羅某華親生，房屋應作為羅某材遺產由眾人繼承。

法院經審理認為：公證贈與合法有效，房屋屬羅某華遺產；羅某提交的戶口簿、離婚協議等足以證明其與羅某華的法定父女關系；羅某源等五人非適格主體，無權申請以親子鑒定否定親子關系；血緣非親子關系唯一標準，法律更保護身份關系穩定性，避免對未成年人造成心理傷害。最終判決房屋由羅某繼承。（案例來源：人民法院案例庫《羅某訴羅某源等及第三人王某繼承糾紛案》，入庫編號：2025-07-2-476-001）

二、法理分析：為何親屬無權挑戰"法律上的父親"？

（一）親子關系否認之訴的主體嚴格法定化

本案核心爭議在于，當父母死亡后，其他親屬能否通過親子鑒定否定子女的繼承資格？法院的否定態度源于法律對親子關系穩定性的優先保護。根據《民法典》第1073條（原《婚姻法解釋三》第2條），唯有父母本人有權提起親子關系確認或否認之訴。立法邏輯在于，親子關系本質上屬于父母子女間的身份權，具有人身專屬性。如同配偶關系不能由第三方主張解除，親子關系的存否亦不應由旁系親屬越位質疑。父母需提供"必要證據"（如婚外情證據、血型矛盾等）方可啟動鑒定程序。而本案中羅某源等人僅以"DNA圖譜可能存在"為由要求鑒定，既無初步證據支撐，亦無請求權基礎。法律將親子關系否認權"鎖"在父母手中，如同將家門的鑰匙僅交給家庭成員。叔叔姑姑縱然心存疑慮，也無權撬開這份法律認定的親情之門。

（二）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高于血緣的"法律親情"

法院特別強調"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則"，其內涵遠超繼承權本身，羅某自幼由羅某華撫養并登記為父女，其自我認知、社會關系均構建于此。若允許旁系親屬以DNA檢測顛覆法律身份，等同于將未成年人置于"親情地震帶"——即便獲得繼承權，其心理創傷與身份迷失亦難以彌補。《繼承法》早已明確："子女"包括養子女、有撫養關系的繼子女（現《民法典》第1127條）。本案中，即便羅某與羅某華無血緣（法院未予認定），但戶口登記、共同生活、社區證明等已構成完整的法律親子關系證據鏈。法律保護的是社會家庭秩序，而非純粹的生物學關聯。

羅某華死于自然災害，災后DNA比對材料本用于遺體識別，卻被親屬轉化為繼承爭奪工具。法院拒絕將此材料用于否定親子關系，彰顯司法態度：災難不應成為親情瓦解的催化劑，而應是家庭紐帶彌合的契機。親屬欲以"非親生"挑戰繼承權時需清醒認知，若父母在世，唯有父母可起訴；若父母離世，法律默認既有身份關系有效，異議方須承擔更高舉證責任；"血緣真相"不能凌駕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之上，這是司法不可逾越的紅線。

本案終審于2014年，但裁判要旨被《民法典》第1073條吸收并升華，成為處理類似糾紛的圭臬：當科技手段如DNA鑒定可能撕裂家庭認同時，法律必須扮演"穩定器"角色。家庭是社會的最小細胞，而孩子是細胞的核。核的穩定，決定了整個生命體的存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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