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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的荔枝》這本小說，講的是在那個沒有飛機、沒有電、沒有冰箱的年代，如何將新鮮的荔枝運到五千公里外的長安這樣的一則故事。

這本小說節奏緊湊，很值得一讀。

可是當很多人讀完這本小說后，討論的不是這本小說寫得如何，而是與自己現行的生活聯系在一起，很多人提出了一個問題：

圣人難道不知道新鮮荔枝運不過來，為何還要布置這個任務？

這讓我想起了湯姆克魯斯演過的一部電影就叫《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里面的故事情節與此問題很類似。

類似的地方有四點：

1、“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與“職場KPI困境”的投射：

小說的故事是李善德被“坑”接受了一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楊貴妃生辰前，將新鮮荔枝從五千里外的嶺南（廣州）運到長安（西安）。

這直接映射了打工人在職場中經常面臨的場景：不切實際的KPI、緊迫到荒謬的截止日期、資源匱乏卻要求奇跡般的成果。

無論是銷售目標、項目上線時間，還是領導拍腦袋想出來的“創新點子”，打工人都能從李善德的“荔枝使”身份中找到被迫接受“地獄級挑戰”的代入感。

2、資源匱乏下的精算與“用命換效率”的無奈：

李善德沒有“主角光環”，他必須依靠自己的專業技能（數學計算）、反復試驗（路線、保鮮方法）和極其有限的資源（資金、人力），一點點摳出可行的方案。

這精準擊中了打工人的痛點：預算永遠不夠、人手永遠不足、時間永遠緊迫。

為了完成任務，打工人們也必須像李善德一樣，絞盡腦汁優化流程、精打細算、甚至透支自己的健康和生活時間去“跑流程”、“趕進度”。

書中李善德瘋狂計算路線、損耗、速度的場景，活脫脫就是打工人在Excel表、項目PPT里的古代翻版。

3、系統性的壓力與“工具人”的悲哀：

李善德的困境并非個人能力不足造成，而是整個體系運轉的結果。

上意輕飄飄一句話，李善德就要調動整個國家的驛站系統、耗費驚人的民力物力財力去執行。

打工人們對此深感共鳴：他們作為龐大商業機器中的一環，常常感到自己不過是一個“執行工具”。

高層的一個決策、一句指令，無論多么不合理，最終壓力都會層層傳導到末端執行者身上。

他們承擔著最大的執行風險和心理壓力，卻對決策過程毫無影響力，像李善德一樣只能被動接受和想辦法填坑。

層層加碼、互相推諉的生態環境，也極易讓人聯想到職場中的部門壁、流程繁瑣、甩鍋文化和辦公室斗爭。

從一些公司培訓中就能看出，公司強調的永遠是執行力，而不是統籌能力。

4、成功的荒謬感與代價的沉重：

李善德最終“成功”了，但這成功充滿了荒謬和苦澀：砍掉的荔枝樹、倒斃的馬匹、疲憊的驛卒。

他的成功沒有帶來應有的榮耀，反而因“知道得太多”和“辦事太硬”得罪權貴而遭貶謫。

這種“成功悖論”讓打工人心有戚戚焉：他們拼盡全力達成了目標，可能換來的是更重的任務、更高的要求、甚至因“功高震主”或“不合群”而被邊緣化。

更有甚者是功勞全是領導的，問題全是打工人的。

同時，為了工作犧牲健康、家庭和個人生活，“卷”到心力交瘁，即使“成功”也倍感空虛，仿佛一切努力都失去了意義。打工人很容易在他身上看到自己：為了房貸、車貸、子女教育、贍養父母，不得不在職場上忍辱負重、委曲求全，在夾縫中努力維持一份體面與尊嚴。

更可怕的是職場中的一句話：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在領導的眼里，永遠有很多想擠進來的人換掉你的位置，誰來干都一樣，而且他們還把這種“待遇”稱為恩賜。

現代職場中常見的潛規則：資源、關系、地位往往比專業能力和規則本身更重要。

打工人常常感到職場里沒有什么公平而言。這種無力感和不公感，在李善德的遭遇中被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引起強烈共鳴。

就好比《三國演義》里有一個情節：張飛讓手下的范張二人在三天內準備好10萬套白衣白甲，否則……。

三日之內，能誰完成？

更可怕的是還有一些打工人想辦法讓張飛滿意，比方說先給張飛說花三天時間沿路準備，邊走邊換。

當看到李善德在驛站間日夜奔走、精疲力竭地計算每一份荔枝的保鮮時間時，何嘗不是在凝視自己電腦屏幕上永遠處理不完的郵件、永遠修改不完的方案？

這種跨越時空的相似性，正是《長安的荔枝》引發打工人普遍共鳴的根本原因。它為那些日常擠壓在心頭的郁悶、委屈和疲憊，找到了一個古老而貼切的表達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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