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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出自《高郵地名史話》
南門大街
文 | 姚永明 真啟梁
南門大街的形成,至少在北宋初年
高郵南門明清一條街,俗稱南門大街。位于古高郵城南門外,長約三四華里。高郵南門大街,在歷史上就是一個“古今繁華之地”(蒲松齡:《醒世姻緣傳》),尤其在明清時期,隨著京杭大運河漕運功能的增強,明盂城驛的開設(shè),南門大街就愈顯繁華。所以直到今天,南門大街一直被人們昵稱為高郵南門明清一條街。高郵南門大街起源于何時,這已無從考證,但是南門大街應(yīng)該說是與高郵城垣、城門密切相關(guān)的,南門大街因高郵城的形成而生。
“高郵”之名,源于秦王疏邗溝,通驛路,“筑高臺,置郵亭”。在高高的土臺上設(shè)置郵亭,高郵因此而得名。
漢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高郵設(shè)縣。設(shè)了縣就應(yīng)該有城垣,由城垣而形成南門大街,高郵城垣有據(jù)可查的是從北宋趙匡胤登基開始。《高郵州志》載:北宋開寶四年(971年),知軍高凝佑主持建筑高郵城墻。紹興(1131-1162)初,抗金名將韓世忠命其部屬董旻營繕。淳熙十二年(1185年)郡守范嗣蠡建樓于四門上:南門曰“望云門”,樓曰:“藩江”,又于南北開二水門道通市河。明洪武丙午復(fù)甓以磚,修南北水關(guān)。清乾隆九年(1744年)知州許松佶修理,更四城門樓之名:南曰“朝陽”。
既然高郵城垣、望云門及藩江樓、朝陽樓確鑿有據(jù),再加之“南門開二水門道通市河”,又“修南北水關(guān)”,這樣,在南城門外形成一條南門大街也就完全在情理之中。而且還有更重要的一點是,南門大街上距望云門兩華里的地方便是赫赫有名的館驛巷,明代洪武八年(1375年)盂城驛就開設(shè)于此。京杭大運河上一處水陸兼?zhèn)涞闹猩系人R驛——盂城驛,以六百年的歷史帶給南門大街的昌盛,古今高郵人是有目共睹的。
元明清三代的糧食漕運
促成高郵南門外的繁榮
元、明、清時的北京,糧食非常匱乏,物資極其緊張。龐大的國家機器,眾多的京師人口,再加之北方戰(zhàn)事頻仍、烽火連年不斷,急需大量的官帶、軍需、民需物資(糧食)。《元史·食貨志》說:“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百司庶府之繁,衛(wèi)士編民之眾,無不仰給于江南”。元政府一度推行海上運糧,后因沉船過多而仍改為運河運糧。而明清時期,漕河(即大運河)成了當(dāng)時的一條經(jīng)濟命脈。所謂“天下大命,實系于此矣”(《讀史方輿紀(jì)要》卷129)。永樂時,從北京至南京設(shè)水驛四十一所,并派十萬大軍沿途保護,以確保南糧北運順利進行。
大運河糧運、鹽運繁忙,高郵作為沿途一個重要縣邑,自然是熱鬧無比。而且,盂城驛還是運河之東里下河平原糧食和食鹽的中轉(zhuǎn)站。從《明代高郵州境圖》上可以看到南門大街東側(cè)、盂城驛東南有一片水面浩蕩的水域——馬飲塘和鹽塘,它們的東邊有一條南澄子河向東南連接泰州、南通,另一條北澄子河向東北連接興化、鹽城,也就是說在當(dāng)時交通運輸很不發(fā)達的里下河地區(qū),大量的糧食、食鹽都是匯集到這里,再轉(zhuǎn)裝至上河(運河)的紅船北上運抵京城的。一些至今仍在沿用的地名、巷名就是最好的證明:北澄子河又名運鹽河,它東連沿海各鹽場;馬飲塘、鹽塘它們是糧鹽船舶停泊之地;運糧巷、鹽塘巷,這正是挑夫挑運糧鹽上大運河的通道。
由于南門大街和馬飲塘、鹽塘一帶是明清至民國時期糧食和食鹽的中轉(zhuǎn)站和集散地,這里的糧鹽貿(mào)易非常發(fā)達。北自西門灣,南至五里壩,船接船、船幫船。里外四五檔,不下上千條。人頭攢動,號聲連天。《三續(xù)高郵州志》卷一“物產(chǎn)”說:“歷年輸出稻谷,就南門外一處調(diào)查,歲約五十余萬石,麥豆及芝麻等半其數(shù)。”這里指的是民間貿(mào)易,還不包括通過盂城驛調(diào)運的官家糧鹽。沈同富、吳增福、曹竟成老人曾介紹,民國以后,雖然驛站已經(jīng)廢止,但上下河的糧鹽貿(mào)易關(guān)系得以傳承,運輸仍然十分興旺、外地在南門開棧設(shè)莊的有二三十家:上海阜豐,南京有恒、福新,無錫茂新、鎮(zhèn)江怡成、南通復(fù)新盧、泰州泰來等;本地也有五六十家,大的員工三四十人,小的也有四五人。較大的糧行有趙恒南行、萬和行、盂太米行、乾泰豐行等。糧鹽貿(mào)易還帶來這一帶各業(yè)的興旺:裕源、廣成南貨店;慎昌廣貨店;元章、天福祥棉布店;還有大福,王茂盛米廠;華恒昌、王培生油店;正大、道盛、天意布店;丁耀記雜貨店;福來、盛興園、小林園茶館等在民國時都很興隆。
盂城驛接待功能的增強
更加速了南門大街的繁盛
南門大街、盂城驛一帶,在明清時不僅漕運發(fā)達,而且,由于郵驛功能空前加強,驛站的接待功能發(fā)揮到了極致,南門大街更凸顯繁盛。
明永樂十九年(1421年),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后,南京為陪都,六部照設(shè)。大運河上公文書信不斷,官宦來往頻繁,高郵作為兩京線上重要一站,其接待任務(wù)相當(dāng)沉重。明代大散曲家王磐,高郵人氏,長期居住于高郵城西,熟知這一帶運河風(fēng)情,在其著名的散曲《朝天子·詠喇叭》中發(fā)出“官船來往亂如麻”的感嘆,這當(dāng)是明時盂城驛入口運河上繁忙景象的真實寫照,據(jù)史志記載,盂城驛有“送禮房五間”,可想見其時迎來送往任務(wù)之繁重;另有“禮賓軒”三間,是留宿官員酒足飯飽之后的“余興”廳堂;“小紅樓”數(shù)間,實質(zhì)上是歌伎獻藝的場所。南門大街的繁榮還能從薩都剌的詩中得到佐證。元代士大夫詩人薩都剌在其《秦郵驛》(秦郵驛,即孟城驛的前身)詩中寫道:“官船到岸人多識,楚館題詩客又采。”楚館,即秦樓楚館,是紅男綠女尋歡作樂的茶樓酒肆……這些有閑階層,他們下驛站、駐公館;要享受、要消遣、要行樂,南門大街自然成了他們的好去處。明清時這里的三層樓酒店及明暗煙花院都很出名。三層樓者,極言其高也,如今三層樓巷仍在,成為南門大街的歷史見證。總之,這里官宦大員來往如梭,文人雅士云集潮涌,差役走卒趨之若鶩,商賈雜匠聚之若蟻,在孟城驛的刺激下,南門大街格外興盛。
南門大街還與諸多名人結(jié)緣
南門大街除有元代薩都剌的光顧,還與南宋末年的愛國詩人文天祥結(jié)善緣。南宋恭宗德佑二年(1276年),元軍南犯逼近臨安,文天祥受命與元軍談判被扣,并被押送北方,在京口(鎮(zhèn)江)逃脫,一行八人于3月6日到達高郵。他記道:“予至高沙……不敢入城,急買舟去。”《高郵州志》850頁解釋這段話時道:“高沙,今高郵西南,宋有高沙館”。從高郵地形圖上看,高沙館以西是浩渺的高郵湖,與文天祥的活動無關(guān),而文天祥的行進路線是,買舟從高郵城之南的澄子河口過高郵東南的嵇莊休息四日,繼續(xù)東發(fā)至泰州南塘灣鎮(zhèn),然后經(jīng)通州入海南下。那買舟并登舟東去的地點就必定是南門大街、馬飲塘一帶了。
馬可·波羅盛贊南門大街湖產(chǎn)品豐饒
另一個名人便是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他在1282—1284年間路過高郵城南,有下面幾段生動的描述:“城市很大,很繁華”“民以經(jīng)商和手藝為生。養(yǎng)生必需品俱極豐富,產(chǎn)魚尤多。走獸飛禽各種野味皆甚多”“我們用威尼斯銀幣一格魯梭就能買到好的野雉三只”。南門大街商業(yè)特別是糧食貿(mào)易非常發(fā)達,上文已詳述了;同時南門大街又緊挨大運河和高郵湖,湖中盛產(chǎn)的魚類和野禽充斥南門市場,這樣的描寫也很符合南門大街的實況。荷蘭使者尼霍夫清順治十三年(1656年)5月26日駛抵高郵。對高郵城南一帶也有類似的贊嘆。
蒲松齡著文盂城驛、落筆南門大街
與南門大街、盂城驛結(jié)緣最為深厚的便是清初大小說家蒲松齡了。康熙十年(1671年)蒲松齡的同鄉(xiāng)老友孫惠調(diào)署高郵州,蒲松齡作為幕僚同往。其間,蒲松齡曾受孫惠委派,過問或管理過盂城驛驛務(wù),時間三個月左右。蒲松齡還代孫惠寫過一篇關(guān)于盂城釋現(xiàn)狀的呈文,上報揚州府。此呈文作為蒲松齡的著文被保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版《蒲松齡集》再次將該文收入該集第一冊,并名之曰《高郵驛站》。該文開始就盛贊“高郵當(dāng)水陸之道,南北差使,勢若云集……”這十五個字概括了驛館、南門大街一帶的旺盛的人氣和繁忙的交通,所述與南門外狀況十分貼切。另外,蒲松齡還在其一百萬字的長篇小說《醒世姻緣傳》第八十八回,寫發(fā)生在高郵盂城驛及南門大街的故事,題目就直書高郵《……呂廚子配死高郵》,小說中寫道:“江都縣將呂祥取出監(jiān)來畫供,問了三年刺配……允了詳,定發(fā)高郵州盂城驛擺站(服勞役)。”接著就寫盂城驛內(nèi)對充當(dāng)驛夫的囚犯六種不同的待遇。小說中還正面夸贊高郵:“那高郵州的人物,生在一個今古繁華所在,又是河路馬(碼)頭,不知見過多少……”
這對高郵的贊語很符合當(dāng)時盂城驛、南門大街的真實情景。后來,“呂祥將養(yǎng)好了,仍舊帶了鎖僚,街上討飯……”資深老人趙庭彥曾回憶,南門大街盂城驛之南,原本有一條“花子巷”。里面住的全是老邁失去勞動能力的驛夫,老弱的驛夫到最后只能被驛官踢出門外,蒲松齡當(dāng)然對這段生活很熟悉,將在南門大街和盂城驛的所見所聞“揉”進他的小說里當(dāng)然毫不奇怪。
解放后,隨著公路、鐵路的崛起和城市重心的東移,南門大街逐漸失去它昔日的繁華。但是正是由于這一帶經(jīng)濟發(fā)展滯后,南門大街、盂城驛得以原汁原味地保存下來。如今的南門外,古建依舊,古風(fēng)純樸。古盂城驛于1995年依照原貌修葺如初,古南門大街也歷時半年于1997年恢復(fù)明清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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