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看似常識性、實則深水區(qū)的問題。在傳統(tǒng)印象中，孔子“子不語怪力亂神”，似乎代表儒家理性、克制、不涉神怪；可與此同時，儒家卻又尊《易經》為六經之首——這本書不僅起源于卜筮，內容玄奧神秘，后世還被看作中國古代“玄學”的源頭。

難道儒家一邊排斥“怪力亂神”，一邊又以“玄書”為圭臬，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不是。其實，這正是儒家最深層的戰(zhàn)略所在：不是不信神秘，而是“馴服神秘”；不是摒棄宗教，而是“倫理化宗教”。

《易經》最初并不是哲學，而是一部正宗的卜筮指南。它起源可追溯至商代龜卜之術，周人將其發(fā)展為系統(tǒng)化的“六十四卦”，用于決策、軍政、農業(yè)、婚喪等大小事務。

據《左傳》記載：“卜筮不遠其親”，說明《易經》在西周時期就是巫術系統(tǒng)的一部分。彼時，“巫、卜、術、星、命”通行社會各階層，所謂“天命”之說常以卦象形式出現。

可以說，《易經》原本就是“怪力亂神”四字的核心成員之一。

“子不語怪、力、亂、神”語出《論語·述而》，并非否定其存在，而是孔子的主動回避與沉默策略。

這句話的背景在于：春秋戰(zhàn)國時代，“天命崩解、禮崩樂壞”，社會陷入由巫術支持的血緣貴族制的末期，孔子試圖以“禮”與“仁”重建秩序。這時，他要面對的最大問題，不是“信不信鬼神”，而是“誰來解釋鬼神”。

所以，“不語”不是“斥之為虛妄”，而是試圖把“權力來源”從“神諭”轉向“人倫”。

孔子《論語·八佾》曰：“敬鬼神而遠之”，進一步說明：不是不敬，而是要拉開距離，不讓政治、倫理由“神秘主義”主導。

《易經》之所以能被納入儒家六經，并不是因為它不神秘，而是因為孔子“重新解釋”了它。

孔子晚年專注于《易經》研究，《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系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這些“十翼”注解，正是他對《易經》的哲學倫理化工程。

比如：

•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系辭上傳》） → 把原本巫術性質的卦象，轉化為宇宙生成論；

• “吉兇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 占卜的結果變成了“行為后果”的象征；

• “一陰一陽之謂道。” → 把自然的對立現象，上升為“道”的構造；

• “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 把卦象解釋為君子行為的參考，不再是神意的代言。

簡言之：原本的《易經》是預測“外部世界的神意”，儒家的《易經》變成了體悟“人間行為的規(guī)律”。

四、《易經》為什么成了“六經之首”？

西漢時期，董仲舒以“天人感應”之說，把《易經》中的天道變動、陰陽流轉，與“君權合法性”進行綁定——皇帝如乾，臣下如坤，天象如時勢，禮樂如秩序。

于是，《易經》成了國家政治權威“道統(tǒng)”的象征性支柱。

朱熹也在《易學啟蒙》中說：“《易》者，天下之至道也。”
清代阮元進一步強調：“《易》為群經之首，孔子所作十翼，闡明義理，非卜筮之用。”

這個過程實際上是：以“宇宙?zhèn)惱怼睘榘b、以“權威秩序”為目標的再詮釋工程。

五、這不是矛盾，而是一次“神學替代工程”

很多人以為儒家是“無神論”，但這不準確。孔子不是不信“神”，他只是拒絕**“神來干政”。**

他不是不信“天命”，而是把“天命”重新定義為“君子之所當為”。

《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這就是儒家式的信仰——不需要鬼怪，不需要巫術，但你必須服從一個“合理、理性、有序”的宇宙法則，這個法則最終體現為：禮、義、仁、道。

這其實是一種徹底的“神學馴化”：“你可以信神秘，但必須按照我的方式解釋它。”

所以，我們再看這個問題——“子不語怪力亂神，但《易經》為六經之首，儒家這個路子矛盾嗎？”

答案是：不矛盾，而是極度高明。

儒家不是“放棄”神秘，而是“改造”神秘；不是“否定”巫術，而是“轉化”巫術；不是“反對”宗教，而是打造一種倫理化、政治化、文明化的宗教替代體系。

說到底，《易經》成了六經之首，靠的不是它多么神秘，而是它能被重新闡釋為：
→ 一個可以治理國家、訓導百姓、規(guī)訓君子的符號系統(tǒng)。

而“子不語怪力亂神”，也不是理性主義的起點，而是話語主權的宣告。

• 《論語·述而》：“子不語怪力亂神。”

• 《論語·八佾》：“敬鬼神而遠之。”

•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

• 《易·系辭上傳》：“一陰一陽之謂道。”

• 《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