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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法西斯戰爭接近全面勝利的時候，中國國內的矛盾也日益突出，美國當時處于主動的、有利的地位，它的對華政策選擇余地本來比較大，但是終于選擇了扶蔣反共的道路，在中國內戰中越陷越深，最后以失敗告終。

美國這一時期的對華政策，扶蔣和反共兩個組成部分有一個微妙的演變過程。

1944年10月可以算是序幕。那時是以扶蔣為主，客觀上起了壓制中共的作用；1945年4、5月間，歐戰結束時，扶蔣反共作為一項政策確定下來，并且在實踐中逐步升級；1948年之后，對扶蔣日益不情愿，但是為了反共，不得不扶蔣；1949至1950年上半年，考慮從這一政策中撤退，終未果。

1、影響美國決策的3次辯論

在這期間，美國決策集團內部爭論不斷，較重大的政策辯論有三次。前兩次的結果都是更進一步干涉中國內爭，最后一次實際上沒有結果。

第一次政策辯論大約從1944年秋至1945年春，結果以赫爾利公開發表反對中共的講話為標志，宣告美國扶蔣反共的基本方向已定。日本投降時杜魯門的“一號通令”中規定日軍只向國民黨軍隊繳械，又大力幫助國民黨軍隊搶占地盤，以及采取一系列加強國民黨軍隊戰斗力的措施，都是這一政策的體現。此時，美國的意圖是避免中國內戰，但是企圖通過扶植和加強蔣政權，把主要壓力施之于共產黨來達到這一目的。馬歇爾調停包括在這一政策之中。

第二次政策辯論是在1947年上半年，馬歇爾調停失敗之后。當時中國大規模內戰已不可避免，美國一面援蔣、一面又想避免卷入中國內戰的自相矛盾的政策日益難以為繼，必須在進退之中作出抉擇。這時美國政府內部已經沒有人反對扶蔣反共的方向，問題只是在援蔣的程度，特別是在是否公開給予軍事援助上。這次辯論的結果決定：不但在經濟上而且在軍事上大規模援蔣。本來已經成為空談的美國“不卷入中國內爭”一類的提法，干脆從政策文件中取消了，而把目標明確定為：“盡力阻止中共統治中國?！?/strong>實際行動表現在：重新放寬運送軍火的限制，派魏德邁訪華，正式通過包括軍事援助的《援華法》，以及加強美軍顧問團并擴大其權限，等等。在這個階段中，美國出槍、出錢、出主意，為挽救蔣政權殫思竭力，只是把政策界限劃在美軍不直接參加戰斗上。

第三次辯論的時間最長，從1948年底眼看國民黨大勢已去之時起，到1950年上半年朝鮮戰爭爆發為止。這一時期的問題是，美國是否應該逐步從中國內戰中“脫身”。美國當政者確有些想法，并且據此調整了整個對亞洲的戰略。發表《美中關系白皮書》也是準備措施之一。

與此同時，美國國內親蔣反共勢力大肆喧囂，掀起了所謂“誰失去了中國”的指責，鼓吹重新加強對蔣介石和中國一切反共力量的軍事援助。對華政策成為國內黨派斗爭的一個題目，使問題更加復雜化。但是中國解放戰爭的迅速推進，使這一爭論來不及對中國大陸產生實際意義，問題遂集中在臺灣。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美國決策集團形成了把臺灣與大陸分割開的政策思想。原來“阻止中共統治中國”的政策目標，改為“不讓中共取得臺灣”。只是當時美國在軍事上力不從心，所以決定只能通過政治的和外交的手段來達到此目的，如果行不通，在不得已時只好放棄臺灣。

底牌是不準備為“保衛”臺灣而戰。但是由于中國人民解放軍并未攻打臺灣，美國在實際行動上也就一直沒有放棄援蔣，而是在繼續其“有條件的援助”中拖延觀望，直到朝鮮戰爭爆發。有跡象表明，1950年上半年，美國政府內部主張采取更加積極的行動，包括有限的軍事行動，以實現永久分離臺灣的一派意見又逐步抬頭。臺灣“中立化”，美國派第七艦隊“訪問”臺灣水域等措施都已經在醞釀中。所以，朝鮮戰爭不是美國分割臺灣的起因，而是采取軍事行動的一個機會。

總的說來，美國政府在這個階段雖然有“脫身”的意圖，但是很不甘心，始終沒有采取主動行動，而是迫于形勢，步步為營，實際留下的是一項在中美關系中后患無窮的，長期阻撓中國統一的政策。

2、蘇聯因素的影響

美國對華政策既然是它全球戰略的一部分，蘇聯的因素在其中自然就占著極為重要的地位。美國決策者在考慮中國時，一只眼睛總是盯著蘇聯，不斷地分析蘇聯的意圖，不斷地研究中國共產黨與蘇聯的關系。盡管美國政府中不少人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獨立性有不同程度的認識，但在實際對待上，占主導地位的還是把中國革命看作是所謂“蘇聯擴張”的一部分。

因此，美國對中國舉措的出發點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與蘇爭奪，進而對中國內爭的態度的變化與不同時期美蘇關系的起伏密切相關。

這種關聯向兩個相反的方向起著作用：一方面，促使美國積極干預中國內戰，反對中國革命；另一方面又制約美國的行動不超過一定的限度。

一種現象是：在美蘇關系比較緩和，達成妥協的可能性較大時，美國比較傾向于促使國共和解，援蔣也較為克制；在美蘇關系緊張時，美國支蔣反共表現得更為堅決。戰后初期，美國在遠東希望維持雅爾塔格局。它既擔心中國革命的發展將打破這一格局而使力量的天平向蘇聯方面傾斜；又擔心蘇聯通過國民黨政府在東北取得超過《雅爾塔協定》的權益。

因此，在國民黨政府與蘇聯談判《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過程中，美國始則壓蔣接受《雅爾塔協定》中有關中國的秘密條款，繼而又警告蔣不得對蘇讓步過分，以免東北的利益為蘇聯所獨占。稍后，在蘇聯與國民黨政府進行所謂“戰利品”談判中，美國又制止了國民黨政府向蘇聯關于合營東北工業的要求妥協。

同時美國還希望借助蘇聯的力量約束中國共產黨，因而它自己對支蔣反共也表現得較為謹慎。后來，美蘇關系日趨緊張，“冷戰”愈演愈烈，美國認為通過與蘇聯妥協合作解決中國問題已不可能，它扶蔣打內戰也逐步升級和公開化。

另一方面，美國與蘇聯的緊張關系又是一種制約因素。因為美蘇爭奪的重點在歐洲，美國力量有限，難免顧此失彼。因此歐洲局勢愈緊張，美國就愈不可能在遠東進行大規模干涉。這就是它對中國的政策界限始終劃在不直接出兵上的原因。

另外，美國既要抵制蘇聯的影響，又力圖避免與蘇聯直接發生沖突，因此它在中國的行動十分注意，以不引起蘇聯的干預為度。美國經過反復調查發現蘇聯并未給予中共直接支援，這一方面解除了進行干涉的一些顧慮，另一方面又失去進一步擴大干涉的借口。而蘇聯對美國的行動一有所表示，不論是報紙的批評或當面警告，美國都給予極大關注，從而在行動上不得不有所顧忌。

分化中國共產黨與蘇聯的關系，是美國的一貫目標?？谷諔馉帟r期以及戰后，美國政府內部反對片面扶蔣，力主與中共建立某種關系的一派人的論據之一，就是中國共產黨首先是中國人，“民族性”大于“國際性”，并不一定追隨蘇聯，而美國片面扶蔣則足以把中共推向蘇聯一邊。后來，在中國革命接近全面勝利時，美國又把研究和分化中蘇關系提上日程，并把政策目標從“阻止中共統治中國”，改為“阻止中國成為蘇聯的附庸”。到新中國成立之時，美國企圖爭取中國疏遠與蘇聯的關系在事實上已不可能。

一則美國并未斷然停止援蔣，而且還在致力于分割中國領土臺灣，不可能取信于中國人民。二則新中國成立伊始當然需要國際支持。

蘇聯此時已經態度明朗，它最先與國民黨斷交，承認新中國，并表示愿意對建設新中國給予支援。中蘇之間控制和反控制的斗爭還沒有后來那樣尖銳化。三則美國分化中蘇的手段之一是爭取中國國內所謂“民主個人主義”的伸張，甚至企圖從內部分化中國共產黨。事實表明，這種做法只能取得相反的效果。

總之，美國始終沒有把中國革命作為獨立的事物對待，因而把對華政策從屬于對蘇關系。它從錯誤的前提出發，必然以失敗告終。

3、政策的慣性

美國宣稱，它對華政策一直遵循“門戶開放”的原則，戰后亦復如此。但是那時的形勢與19世紀末已大不相同。當初美國提出“門戶開放”，主要是適應美國向中國尋求大規模市場的需要，因為它是后來者，深恐中國為捷足先登的列強瓜分完畢而被拒于門外，所以繼《望廈條約》的“利益均沾”之后，進一步提出“門戶開放”。

有的美國學者俏皮地稱美國那時的態度為“me too!”（“我也來一份！”)

在這種情況下，它標榜反對在中國劃分勢力范圍，維護中國的領土和行政完整。而戰后，美國在中國恰好與過去的列強易位而處。橫向而言，除解放區和比較復雜的東北地區外，中國的全部國土已對美國徹底開放；縱向而言，美國勢力深入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領域已經遠超過任何其他強國。

所以，實際上絕大部分中國已是美國的勢力范圍。此時，美國所關心的是保持自己在華獨占的優越地位，不讓他國“均沾”，因此它對蔣政府與其他國家的關系嚴加控制和防范。為防止蘇聯從國民黨政府那里取得在東北更多的權益，它一再打出“門戶開放”的口號，并曾要求斯大林重申尊重這一原則。

同時，在美蔣簽訂的一系列條約中對蔣方與他國關系作出了種種限制，例如關于美國軍事顧問團的協議（草案）就是一個露骨的例子。在這里，美國所實行的原則與其說是“門戶開放”，毋寧說是把“門羅主義”從美洲擴大到了亞洲。

總之，美國在已經成為自己勢力范圍的地方防止他人染指，在自己有可能被排斥的地方則反對他人獨占，這一思想當時在中國得到了充分運用。所謂“尊重中國領土和行政主權完整”也以此為依歸：在中國處于美國勢力范圍之時，美國維護其“完整”；而在中國革命的發展使大片領土脫離美國的勢力時，美國就策劃種種割裂中國領土的方案，東北在先，臺灣在后，在這當中西北、西南、江南、東南的分割都曾在考慮之中，只是由于解放戰爭的迅猛沖擊使這些方案一一胎死腹中，最后只剩下臺灣一個孤島。

除了上述傳統思想外，戰后美國對外政策中又注入了一個新的內容，那就是“反共主義”。當然，自從十月革命以來，各帝國主義列強的對外政策都有反蘇反共的內容，但是當時帶頭的是英國而不是美國，那時的國際形勢與二次大戰后也大不相同。

戰后美國的“反共主義”既是目標，又是手段。

第一，把反對馬克思主義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本身作為目標。因為戰后初期美國統治者確實感到共產主義作為一種革命浪潮威脅和沖擊著資本主義制度，有一種恐懼感。因此，它以“自由世界”領袖自居，以拯救和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為長遠目標。

第二，蘇聯作為一個正在上升的大國，成為美國稱霸全球的主要障礙，因此在現實的“地緣政治”中，美國以蘇聯為主要對手，把反蘇與反共結合起來。

第三，美蘇都不準備直接開戰，實際爭奪是在廣大的中間地帶。這些地區日益高漲的反帝革命運動又是對美國野心的直接挑戰，在當時的形勢下客觀上對蘇聯有利。在這個意義上，反共和反對“蘇聯擴張”又成為一種方便的借口——對外作為干涉他國內政的道義上的依據；對內借以取得本國人民對其擴張政策的支持，并壓制反對意見。

于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著最徹底的反帝綱領的，并以武裝斗爭為形式的中國革命，就首當其沖地成為美國上述對外政策的反對對象。

4、美國國內因素

除了國際因素外，美國對華政策也受到國內諸多力量的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政界有幾股潮流，對外交政策和對華政策發生影響。

(1)對整個反蘇反共的戰略有所懷疑，反對“冷戰”政策，主張繼續羅斯福時代試圖與蘇聯達成妥協的方針，同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共處。對“杜魯門主義”持批評態度，認為美國聯合各國反動派干涉各國革命很不明智，因而也不贊成美國介入中國內戰。前副總統華萊士、著名記者李普曼等代表這一派意見。

(2)基于對中國實情的了解，認為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是中國內在矛盾長期發展的產物，應該把中共與蘇聯區別開來考慮。美國從自己利益出發，應該，也能夠同中共建立良好關系，不應與腐朽沒落的國民黨政權拴在一起而把中共推向蘇聯一邊。為此，反對美國助蔣反共。美國國務院中范宣德、謝偉思、戴維斯、柯樂博等一批外交官在不同程度上持此見（但有人后來有所變化）。

(3)出自強烈的反共意識，不但反蘇，而且主張美國在世界上一切地方充當反共急先鋒。其中有些人認為中國比歐洲更重要，力爭美國大力助蔣反對中國革命。麥克阿瑟等某些軍人，國會內外的援蔣集團都屬于這一派。

(4)擁護以反蘇反共為核心的全球戰略，支持“杜魯門主義”，但是重歐輕亞。主張為了更有效地對付蘇聯，應集中力量在歐洲。認為中國太窮，問題太多，對美、蘇都沒有多大用處，在亞洲則日本比中國對美國更重要。因此，他們也不主張美國在中國內戰中陷得太深。喬治·凱南是這一派思想的典型代表。

當然，這幾種思潮很難截然分開，其代表人物的思想有時前后有變化，也互有交叉。在這個時期先后主持制定美國外交政策的馬歇爾和艾奇遜，其本人的思想傾向屬于第四派，而在制定政策時實際上反映了幾派思潮的綜合的影響。

大體上可以說，在前期（大約1946年底以前），雖然美國扶蔣的政策方向已定，但反對美國介入中國內戰的壓力在政府機構內和國會以及輿論界都比較明顯。到后期，隨著“冷戰”的加劇和美國國內政治的日益右轉，在中國問題上主張扶蔣反共的意見也日益占上風，而持反對意見的人士遭排擠、打擊甚至迫害。國會中氣氛的變化尤其明顯。到最后階段，美國當政者確實看到美國撤出中國內戰才是上策時，美國國內反共主義卻已達到狂熱程度，國會內外的親蔣活動也進入高潮。在這種氣氛下，自總統以降，各級政府官員都競相表明自己反共立場“堅定”，很難及時作出明智的、合乎美國長遠利益的抉擇，即使有了紙上的決策，也沒有能付諸行動。

總之，各種不同方向的壓力的總和形成了美國在扶蔣反共中越陷越深的對華政策。而這些壓力的消長又有其深刻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的背景。明乎此，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艾奇遜講話自相矛盾；為什么美國多少謀士對中國情況往往能作較客觀的甚至透徹的分析，而政策的本身卻總是陷于不能自拔的進退維谷之中；為什么這一政策的制定者幾乎預見到了它會給美國帶來的種種不利后果，卻不能懸崖勒馬。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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