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運熙（1926—2014），上海市人。我國著名古典文學專家，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首任所長、博士生導師，曾兼任中國唐代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副會長、中國文心雕龍學會會長、中國李白學會副會長、上海市古典文學學會會長等。在長達六十余年的學術生涯中，王運熙始終致力于中國古代文史研究，在漢魏六朝隋唐五代的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領域尤有卓越貢獻，是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及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的重要代表，其學術著述在海內外學術界都享有較高的聲譽。

「 目錄 」

閱讀王運熙先生 作者：吳承學

沉靜的望海者 作者：楊 焄

閱讀王運熙先生

按照中國傳統歷法，今年是王運熙先生百年誕辰。轉眼間，先生離開我們十多年了。時光流逝，弟子思念老師的感情愈發濃郁。隨著年歲增長，我對老師的體悟也不斷加深。我總覺得，對于老師最好的紀念，就是讀其書想見其為人。

在我的書柜上，五卷本《王運熙文集》擺在最醒目處，這是我的常讀書。在已出版的當代學者文集中，王先生的五卷本文集數量不算多，但質量比數量更為重要，王先生《樂府詩述論》《漢魏六朝唐代文學論叢》《文心雕龍探索》《中國古代文論管窺》等，都已成為學術界公認、可以流傳久遠的當代學術經典。

最近重讀王先生文集，我特別注意王先生自撰的“簡要年譜”。這份年譜顯示，先生從23歲開始，“視力明顯衰弱，從此夜間不能讀寫，白天工作時間亦須控制”。我也親耳聽先生說過，若是陰雨天氣，光線不佳，白天都無法看書。可見王先生可以用來讀書、工作的時間有限，大概只有別人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王先生曾經感慨地說，如果他的眼睛正常，研究工作應該能做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先生身體瘦弱，且有腰疾，不能久坐。正是在這樣的身體條件下，他用有限的工作時間，為中國當代學術作出了超乎常人的貢獻。這何嘗不是學術研究史上的佳話？

王先生學術研究的高效率從何而來？我以為這不但得益于王先生天賦之高，更得益于他獨特的人生態度與治學精神。王先生在《樂府詩述論》自序中說：“人的一生很短暫，貴在有所創造，留下若干值得紀念的東西。”他以質樸簡要的語言說出自己的人生追求。“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人生有一種選擇和堅守，同時就意味著會有別的放棄和漠視。王先生善于做“減法”。他惜時如金，深居簡出，謝絕一切社交性質的活動，對各種會議、講學也嚴格控制。他幾乎把所有時間都集中用到學術研究中。這樣看來，王先生用到學術研究上的時間并不比一般學者少。和那些熱衷奔走于各種社交場合的學者比起來，王先生用于做學問的時間反而更多。

王先生是一位天賦極高、年少成名的早慧型學者，他在23歲至25歲期間所撰寫的《六朝樂府與民歌》，其學術高度至今仍為國內外學人和讀者所仰望。一個學者年輕時寫點佳作不難，難的是一輩子持之以恒。學術界有些才華橫溢、成名甚早者，像煙花，雖瞬間閃亮，不久就泯然眾人。反觀王先生，天賦雖高但其才華卻內斂而節制，處世淡泊而清醒，故早慧而能至老不衰。2008年，我兼任《中山大學學報》主編，向王先生約稿，他當時已經83歲，卻很快就發來長文《中國中古文人對俚俗文學與時俗文學的態度》。至今我仍記得讀到此稿時的驚喜，更驚羨于先生在耄耋之年仍保持健旺的學術創造力和清晰的邏輯性。

王先生學術的高效率與持久性和其獨特的治學規劃有關。他在一段時期內集中精力研究一個領域，然后以此領域為大本營，自然而然地擴展。他最初研究六朝樂府民歌，順勢拓展至魏晉南北朝唐代文學。在這個基礎上，他又從文學史研究順勢跨進批評史研究。可以看出，王先生是按照自己的學術興趣與學科發展需求，循序漸進地拓展治學領域的。

王先生擁有獨特的讀書方法，其特點主要不在于“博覽群書”，而是在特定領域、特定時段，精研經典，“讀破”典籍。他讀書有一種切己體會的悟性與“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的洞察力。他把其研究領域的最基本文史典籍讀透了，并且融會貫通。從魏晉南北朝到唐代文學，雖然研究對象豐富，但有不少基本文獻是相通的，如前四史、《文心雕龍》與《文選》、唐名家集等。王先生對這些文獻反復閱讀和運用，早已爛熟于心。所以，王先生的研究領域雖然相當寬，其研究卻能得心應手、游刃有余。

王先生具有一種常人無法企及的學術定力。有學術定力然后才有學術定見，這些個人的學術定見，經過時間的磨洗而得到廣泛認同，就成了定論。這種“學術三定”是王先生治學的最高境界。半個多世紀以來，學術風氣風云變幻，但王先生忠于學術，實事求是，不為名利所誘，不為環境所擾。他總是深思熟慮，輕易不出手，出手就是定見。王先生為人謙退、低調，但對于自己的學術與文章則有一種“定則定矣”的自信。《王運熙文集》所收文章，從20世紀50年代到21世紀初，跨度長達60余年，其間文化、思想、學術不斷變遷，而王先生的學術論斷如定海神針，基本不受影響。這是何等難得的學術定力！陳尚君老師曾問王先生，以前的文章后來結集、重印時有沒有改過，王先生明確回答：“沒有改過，我的文章發表后沒改過。”我核對過王先生書籍的前后一些版本，的確如此。更令人驚嘆的是，我看過王先生的手稿，用鋼筆行楷所寫，頁面干凈整潔，連修改之處都很少，不必重新抄寫。我想他必定于下筆之前，已反復思考，成竹在胸，再落筆成文。下筆即定稿，定稿即定見，確實不需要再修改了。

我一直在思考，王先生的學術定見從何而來？我的感悟是：首先要有學術定力，有定力之后乃有定見。

王先生的學術定力是基于實事求是、忠誠學術的理性精神，即在研究中注重客觀性與邏輯性。王先生曾說：“我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包括古代文學創作和古代文學理論批評，一貫的宗旨是求真，從大量文獻資料出發，尊重事實，實事求是地進行考訂和分析，力求闡明所研究對象的真實面貌。”以我的理解，第一，其立論完全建立在可靠的材料上，根據這些材料一步步推斷出結果，所以其結論可靠；第二，他的學術斷語總是留有余地，從不夸張，不說過頭話，有幾分材料說幾分話，所以沒有過度闡釋的毛病；第三，表達平實，絕不夸飾。王先生寫論文，很少用大詞、用新概念、用形容詞，更很少用很、極、非常等頂格的修飾性副詞，似乎也不用感嘆號、省略號之類包含情感的標點符號。他的學術語言平實而自然，總能以最樸實、節制的語言直抵研究對象的本質和特征，所以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王先生有“定見”但不固執己見，如果有充分的理由證明自己以前的觀點不妥，王先生會明確修正自己的觀點。比如，王先生以前也是把《二十四詩品》歸為司空圖所作，后來讀了《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辨偽》一文后說：“我現在也傾向于《二十四詩品》非司空圖所作的說法。今后，如果其他同志提不出強有力的反證，我準備放棄《二十四詩品》為司空圖所作的傳統說法。”這段話我讀了很多遍，這一學術斷語在表述上有很強的分寸感，態度很明確，但又留有余地，表現了一種科學、審慎的態度。

王運熙、顧易生兩位先生是復旦大學文學批評史學科的“雙子星座”，能成為兩位先生的弟子是很幸運的。兩位先生的弟子有通家之好，他們經常在一起上課，一起討論。仰止之余，學生私下不免品評一二，王、顧異同便是其中的話頭之一。或戲評曰：“顧先生似李白，王先生似杜甫。”因為顧先生性喜老、莊，通脫曠達，心寬體胖；王先生為人嚴謹，瘦弱嚴肅，頗似蔣兆和筆下的杜甫像。但在我看來，王先生外貌似杜，但其內心深處一直有個李太白。王先生34歲時，就主編《李白詩選》《李白研究》二書。雖然這是當時分配的集體任務，但王先生一直對李白情有獨鐘。在王先生研究的歷代詩人中，李白所占的分量大概是最多的，他還連續當過三屆李白學會的領導。王先生很少寫詩，1985年5月他瞻仰馬鞍山李白墓后，興來賦詩一首：“詩國多英杰，尤稱李謫仙。古風饒諷興，樂府更明鮮。寂寞逢昭代，光輝垂萬年。青山遺冢在，憑吊仰前賢。”王先生又為馬鞍山李白紀念館撰寫對聯：“戲權倖，戲公卿，謔浪朝廷有傲骨；憂蒼生，憂社稷，彷徨中夜動悲吟。”王先生到底喜歡李白的什么呢？在我看來，主要不是其氣勢磅礴，雄奇狂放，而是喜歡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精神氣質。喜歡“天然”，這是王先生一貫的旨趣。王先生喜歡樂府民歌，曾論六朝清商曲：“吳歌西曲譜新篇，《子夜》悲歌最可憐。軟語歡郎情懊惱，清音明轉出天然。”“天然去雕飾”正是王先生為人與為文的境界。

1987年，我從王先生求學，他的家住在上海火車站附近的天目中路。王先生在家里給學生上課，每周有課時，我們便可見到先生。在先生的書房“望海樓”里，隱約可以聽到大馬路上車輛來往的聲音，聽先生用濃濃的滬腔普通話講課。到后來，我完成了博士論文初稿，又到“望海樓”念給先生聽，然后他口授修改意見。這一切，當時只道是平常，現在回想起來，此情此景，豈可再得乎？

我畢業后到中山大學任教，當面求教老師的機會更少了，但通過反復閱讀王先生的文章，也有見書如面之益。我深以為，讀王先生的書，可以解俗氣而生智慧。每次讀王先生的文集，總有一種“仰之彌高，鉆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受。老師雖然遠去，但他的書在，其學術精神就活在世間，成為學生為人治學的榜樣和明燈。

先生不僅是中國古代文學學術的大師，而且是純粹干凈的學者，他的學術堅守和高尚人格是當代學術界的一股清流。二十年前，王先生賜贈《文心雕龍探索》一書，他在扉頁上題寫治學自警語“全面觀照，準確把握，正本清源，探明原貌”。如今，這十六字真言手澤如新，而王先生離開這個世界已經十多年。十多年間，學術界又發生了許多變化，近年又有了人工智能的加持，未來的發展變化更充滿不確定性。這時候，像王運熙先生這樣的學術定力就顯得愈加珍貴。

在紀念先生百年誕辰的日子重讀王運熙，使我想起唐代詩人劉長卿《聽彈琴》詩：“泠泠七弦上，靜聽松風寒。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嗟乎，令人長憶王先生！

（作者：吳承學） （作者系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沉靜的望海者

王運熙出生在江南小鎮，年幼時經常跟隨母親到附近沙灘上聽潮拾貝，盡情嬉戲，“海”給他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晚年他身居鬧市，再沒有機會憑海遠眺，便特意將書齋命名為“望海樓”，聊以寄托思鄉之情。“望海”的開闊視野和高遠旨趣，用來形容他的學術追求也非常貼切。自20世紀40年代起，王運熙就致力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在漢魏六朝、隋唐五代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領域造詣尤深，《王運熙文集》《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中國文學批評史新編》是其代表性學術成果，成就了王運熙在中國文學批評史領域一代大家的學術地位。

01

虛心釋古的態度

文史研究有信古、疑古和釋古的不同取向，晚近以來疑古思潮聲勢浩大。王運熙不認同固守，也絕不贊成質疑一切。他努力秉持虛心釋古的態度，盡可能全面蒐求史料，審慎地辨析文獻，探尋確切的意義。

王運熙的學術研究起步于對樂府詩相關問題的討論。以考辨清商三調的性質歸屬為例，唐宋學者都將平調曲、清調曲和瑟調曲歸入相和歌中。梁啟超率先提出異議，認為這三類樂歌當另屬與相和歌并列的其他類別。隨后又有大批學者參與討論，卻未達成共識，分歧主要在于各家對郭茂倩《樂府詩集》所引文獻的理解。王運熙細致爬梳南朝至唐宋的繁雜記載，從史料來源和編纂體例著眼，指出郭茂倩征引的早期史料如實反映了魏晉南朝的普遍情況，也符合樂府創作的實際，從而為清商三調屬于相和歌的傳統觀念提供了極為堅實的論證。

古人著書立說經常點到即止而不事繁辭，后人難以把握要旨容易誤解。為此，王先生很注意揣摩古人撰著的義例，以便更準確地領會古人的用心。例如，鐘嶸《詩品》認為陶淵明詩“源出于應璩”，這一結論令人困惑，王先生以虛心釋古的態度，細致地辨析史料，解決了這一問題。他首先厘清了鐘嶸《詩品》在評議時所遵循的基本準則，指出鐘嶸梳理源流關系主要關注體制風格，辨明應、陶二人在創作風貌上的相似之處，由此消除了前人對鐘嶸所述陶詩淵源的誤會，加深了對《詩品》撰著體例的理解。

為了強調古為今用，文史學界不免以今揆古，出現褒貶失當的問題。而王先生主張一切必須以史實為據，應給予研究對象恰如其分的評價。今人提及《文心雕龍》，都稱許其“體大思精”，并依照時下的標準將全書劃分成文體論、創作論等部分。王先生并不同意這個約定俗成的論斷，他強調《文心雕龍》實為“寫作指導或文章作法”的書，還將文體論和創作論改稱為“各體文章寫作指導”和“寫作方法統論”。此舉看似貶低了《文心雕龍》的地位，實則緊扣劉勰在《序志》篇中“言為文之用心”的自述。將古人的創作初衷與今人的研究立場區分開來，意在敬畏古人，尊重事實，絲毫不會減損其應有的研究價值和學術地位。

02

獨立思考的原則

王運熙善于借鑒前輩經驗，求學時就受惠于陳寅恪、聞一多、余嘉錫、楊樹達等先生的著述，工作后又得到過陳子展、郭紹虞、朱東潤、蔣天樞、劉大杰等先生的指點。但是，他在研究中始終堅持獨立思考，絕不接受任何未經核驗的結論。

魏晉南北朝文學在現代學術界曾遭受過嚴厲的批判，但怎樣評價這一時期的陶淵明，卻令不少學者頗費躊躇。不少權威論著都將陶淵明定性為自覺對抗六朝風尚的偉大詩人，認為陶詩風格質樸，與當時崇尚駢偶、堆砌辭藻的風氣形成了鮮明對比。但王先生認為如此評價并不符合史實。他提出，駢儷藻飾的詩風在陶淵明身后才形成，陶淵明怎么可能無的放矢地去反對尚未成型的時尚？時間上存在錯位。他考察了陶淵明與東晉玄言詩之間的關系，認為陶淵明深受玄言的沾溉濡染，但沒有主動去立異對抗。在特殊的學術環境中，王先生始終保持冷靜客觀的思考，這需要莫大的勇氣。

對權威學者的偏頗疏漏，王先生會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大膽提出商榷意見。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提出古文家試作小說推動了古文的繁盛，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也主張傳奇小說由古文運動派生而來。這兩種觀點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王先生對此并不茍同。他追索了兩種文體各自演進的脈絡，強調唐傳奇直承漢魏六朝雜傳而來，無需依傍古文運動的興起，而古文的創作特質與唐傳奇迥然異趨，也不可能借助試作小說而獲得成果。經過嚴密的推論，令人信服地修正了前輩學人的錯謬。

03

綜合考察的方法

王先生早年借助《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書目答問》等目錄學專書，深入了解過學術源流和治學門徑，并潛心精讀過《漢書》《晉書》《宋書》等典籍。中年時因參與整理點校《舊唐書》，并負責審讀全稿，又系統研讀了大量相關史籍。其治學領域在數十年間由文學史拓展至文學批評史，重心也隨之從專注史料考辨逐步轉為理論闡釋。

王先生主張打破學科畛域，匯通文史，統觀全局。他治學具有鮮明的史學傾向，從史學視角切入文學，確實能另辟蹊徑。在研究文學批評史時，王先生強調文學史研究，避免純理論研究的偏枯。王先生敏銳地覺察到，被劉勰援引來作為最能展現“風骨”之美的那些作品，如司馬相如《大人賦》、潘勖《冊魏公九錫文》等，其思想內容其實并不足取，所以“風骨”并非針對文章思想內容的要求。要理解風骨，就要在表達效果和語言風格等方面去體察其意蘊。

王先生的治學方向經歷過多次調整，但前后之間相互貫通，時有呼應。他晚年在《中國中古文人對俚俗文學與時俗文學的態度》中辨析過“俚俗”與“時俗”的異同及流變，就充分綜合了先前在不同領域中的成果，使其立論周詳細致，具有充分堅實的理據。正因為他善于會通綜合，也就避免了不同領域的研究各自為政而支離瑣碎。　

04

中觀辨析的立場

在回顧個人學術生涯時，王先生提到過微觀研究與宏觀研究的辯證關系，認為前者要以后者為背景，而后者應以前者為依據，與此同時又將自己的研究立場戲稱為“中觀”。他并不滿足饾饤散漫的瑣細考證，也不熱衷大刀闊斧的浮泛論斷，更希望從一些具體問題著手，以細密可靠的個案研究為基礎，做適度的推闡發揮。

有些是圍繞特殊現象的全面考察。如關于樂府詩的創作本事，今人陸侃如、蕭滌非等都有過論述，但并未做全面考索。王先生在《吳聲西曲雜考》中曾對十余種樂府歌辭的作者和本事做過一番鉤沉索隱的考察，也留意到歌辭內容時有不合本事記載的現象，有些是針對關鍵術語的系統梳理。他對曹丕以“氣”論“文”的現象已有言簡意賅的說明，此后又撰《中國古代文論中的文氣說》，排比孟子、曹丕、劉勰、鐘嶸、韓愈、劉大櫆、姚鼐等人的相關議論，展現了“文氣”在不同歷史階段的具體表現。

有些是聚焦重要作品的持續探討。早在20世紀60年代，王先生就反對將蕭統貶抑為“形式主義”的代表。自80年代后，他又一鼓作氣撰寫了多篇論文，不僅圍繞采摭范圍、選錄標準等歷來多有爭議的問題展開討論，還擇取研究者不甚關注的部分文體，探討其藝術特色，以便更深入地體會蕭統的編選旨趣。另如，對盛唐詩學觀念的承傳遞嬗加以考察，補充了舊作未及細究的內容。這又促使他對唐人選唐詩產生濃厚興趣，與楊明先生合作撰寫《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期間，在自己執筆的部分對芮挺章《國秀集》、元結《篋中集》、高仲武《中興間氣集》、韋莊《又玄集》、韋縠《才調集》等都有細致研討。從總集編纂的角度來考察文學觀念的遞嬗，為文學批評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

王運熙先生甫逾而立就已憑借樂府詩研究奠定其學術地位，此后數十年間相繼輾轉于多個不同領域，也都作出了突出貢獻，在海內外學術界享有盛譽，但他始終保持恬淡自守、不慕浮華的學人本色。即便蝸居在狹小簡陋的“望海樓”中，他也隨遇而安，處之泰然，宛若一位沉靜的望海者，而恰如劉勰《文心雕龍·神思》中所說的那樣，“觀海則意溢于海”，從遼闊無垠的碧空和奔騰不息的巨浪中感受到了真正的欣悅和滿足。

（作者：楊焄 ）

（作者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