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簡·奧斯汀(1775——1817)誕辰250周年,本屆上海國際電影節特別策劃“她比時代快半步:簡·奧斯汀的鄉村紀年”單元,以此致敬、紀念這位深受中國讀者喜愛的作家。2024年大受好評的電影《簡·奧斯汀毀了我的生活》,可以看作當代讀者尤其女性讀者,遙寄奧斯汀的一封閱讀心得。
奧斯汀的畫像,由姐姐卡珊德拉于約1810年繪成。
這位被當代美國文學批評家艾德蒙·威爾遜贊譽為英國文學史上堪比莎士比亞的女作家,生前只寫過六部小說,終生未嫁,生活經歷和社交圈子算不上豐富,年僅42歲便因病逝世。她在世時只出版了四部匿名小說,聲望完全無法與同時代的小說家,例如《艾凡赫》的作者沃爾特·司各特,《簡·愛》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等人相比,甚至遭遇諸多批評。整個19世紀尤其上半葉的英美文學界,對奧斯汀小說的評價依舊不高,20世紀之后這一現象卻大為改觀,奧斯汀逐漸獲得了應有的文學地位和榮譽,其小說在不同年代陸續被改編為多部影視作品,在跨文化傳播中不斷擴大世界影響力。值得關注的是,小說發表二百多年后,科技、藝術、生活方式和人們的觀念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為什么直到今天還會有人喜歡簡·奧斯汀?
2017年9月14日,奧斯汀肖像登上新版10英鎊鈔票,下面印有《傲慢與偏見》中的名句。
“難登大雅”的婚戀小說何以堪稱“文學經典”
同時代的作家、批評家認為奧斯汀小說難稱佳作的原因,主要有幾個方面:其一,題材重復且狹隘。六部小說無非講述英國鄉村幾戶人家的婚戀故事,遠不及司各特、狄更斯等人的歷史小說、社會批判小說內容壯闊、影響深遠;其二,缺乏激情。奧斯汀的小說人物在浪漫主義文學大行其道的時代,因其務實而顯得乏味,而愛情一旦蒙上功利色彩勢必會減少魅力;其三,人物缺點明顯。不僅一些配角,如《傲慢與偏見》里達西先生的姑媽凱瑟琳夫人,甚至《愛瑪》的女主角愛瑪·伍德豪斯,都為人勢利、刻薄,有違文學的教化作用,作者“對于女性淺薄的興趣”,顯示了她“惡意的精明”;其四,技巧不足。奧斯汀的小說雖然語言風趣幽默,但敘述直白、結構簡單,大約只是作者一時的興趣之作,寫作技巧不足,并且缺乏洞察力和藝術自覺……
奧斯汀為人低調,生前并未公開回應這些批評或曰誤讀。當作家本人以及當時的評論者和讀者都已遠去,她的作品不僅沒有湮沒在時光中,其蘊含的光彩反而愈加璀璨。認為奧斯汀小說缺乏文學技巧,絕對是巨大的偏見,或許正因為十分高明,以至于藝術世界渾然天成,才會令人忽略作者的匠心獨具。
當代英國著名小說家E·M·福斯特在其劍橋大學系列演講集《小說面面觀》中,特意選取奧斯汀的小說闡釋“圓形人物”,即豐滿、復雜、動態發展、難以預料的人物。奧斯汀對筆下人物心理、對白、動作、相貌、體態,甚至神情的細膩描寫,加上靈活的敘述視角轉換、精妙的全篇結構布局、戲劇沖突巧妙的情節設計,使得她的小說生動、鮮活,且引人入勝,展現出作者對生活的洞察入微,和對文字極強的把控力。而這一切如果不是出于作者的藝術自覺和精心設計,又怎能貫穿她的全部創作。
奧斯汀在人生最后八年居住的“查頓之屋”,如今是一個博物館(Jane Austen's House Museum)。
不經提醒,讀者也許會忽略奧斯汀和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拜倫,其實生活在同一時代。前者下筆的理性、克制,尤其對18世紀婚姻背后隱含的社會結構的冷靜分析,與后者詩作中的激情涌動,迥然不同。然而,奧斯汀的小說卻并不是對生活毫無美化或缺乏理想的生硬照搬。很明顯奧斯汀借用了“灰姑娘”的敘述模式,作品中的主要女性角色,如《傲慢與偏見》中的伊麗莎白,《理智與情感》中的瑪麗安,《曼斯菲爾德莊園》里的范妮,《愛瑪》里的簡·費爾法克斯,和《諾桑覺寺》中的凱瑟琳、《勸導》中的安妮,都在社會地位和財富上低于配偶。對比同時代浪漫主義小說代表作之一的《簡·愛》,男女主角的最終結合,要以羅切斯特殘疾和財產受損,簡·愛獲得大筆遺產,來縮短兩人的差距,而奧斯汀小說中的女性,依靠自身實現婚姻帶來的階層提升的設計,或許更加浪漫和理想主義。
奧斯汀筆下,女性的家庭生活占據了社會習俗的重要部分,奧斯汀亦自知題材有限,所以謙虛地稱自己的寫作,是在“一小塊兩寸寬的象牙上,用一支細細的畫筆輕描慢繪”。然而事實上,她對“灰姑娘”和“大團圓”結構的借用,以及對英國鄉村家庭生活的描摹,一方面帶有濃厚的現實主義色彩、古典喜劇精神和市民文學趣味,另一方面,與那些優秀的宏大題材小說一樣,同樣是對時代的精準描摹。
威爾遜在《漫談簡奧斯汀》中認為,奧斯汀是“十八世紀最直言不諱的道德家”,她作品中“道德的權威力量,來自決心面對生活的全部現實,而不是在幻想中逃避”——這里的“現實”,無疑基于奧斯汀對社會階層分化的準確把握;所謂“道德”,正是女性通過維護家庭對整個社會結構的維護。且以小說中的若干中產和貴族女性為例,她們由于“長子繼承制”和“限制繼承制”幾乎沒有個人財產,只能寄希望于依附有錢的丈夫。這些女性無論畫畫、騎馬、舞蹈、彈琴、歌唱,還是下棋、閱讀、做女紅,除小部分的個人興趣外,都是在為社交培養或展示她們的技能和禮儀。她們自我克制、尊重他人,遵從社會倫理和自我內心,但這些同時也是身處時代對她們做出的道德規訓。例如,《傲慢與偏見》里莉迪亞的私奔是不道德的,《理智與情感》中埃莉諾對情感的克制,則符合道德準則和淑女規范。
奧斯汀葬在溫徹斯特座堂,中殿里紀念她的碑文。
當代美國文學批評家利奧納爾·特里林認為,《傲慢與偏見》“偉大的魅力或者說迷人的偉大,正在于它允許我們把道德看成一種風度”。這種風度,包含優雅的談吐、廣博的見識、謙虛的美德,更重要的是對貴族精神的繼承和維護。而小說中被諷刺的對象,如目中無人的貴族、趨炎附勢的小人物、言語粗鄙的暴發戶,無不浮夸、粗俗且虛偽、狹隘,這些品質作為貴族精神的對立面,都是維護社會良好運轉需要被改變甚至摒棄的。
特里林評價奧斯汀的小說“是一個活生生的有機體”,提供了“理解世界的一種方式,即通過世界所包含的矛盾、似非而是的反論以及反常來領悟這個世界”。奧斯汀既在難以改變的社會結構中全面展現女性的處境、困境,又對此作出心靈層面的反思和超脫。她的女主角們在道德規范的角度,遵從并且維護現行社會制度,但又從大多數婚姻背后的利益關系,清楚意識到其對女性的束縛和不公,因而用自主選擇靈魂伴侶的方式做出反抗。在這個意義上,奧斯汀的浪漫是在認清現實的前提下,以諷刺的面目出場;而小說混雜了社會規訓與不可名狀的情感、功利算計加入激情沖動的獨特韻味,又增加了奧斯汀的魅力所在。
銀幕上的奧斯汀何以獲得不同代際觀眾喜愛
奧斯汀小說的影視改編版本眾多,本屆上海國際電影節“特別策劃”單元,非常用心地選擇了五部各具特色的展映影片,或許由此可以一探不同代際導演的改編策略,以及觀眾喜愛奧斯汀的緣由。
《傲慢與偏見》(1940)
1940年版的美國影片《傲慢與偏見》是典型的早期好萊塢電影,女主角伊麗莎白的扮演者葛麗亞·嘉遜明艷大方,憑借此片獲得全美電影評議會最佳演技獎,影片情節緊湊、突出戲劇性,追求喜劇效果,觀賞性較強。但就人物深度和復雜性而言,這個版本的伊麗莎白和達西都更像是從名著縮減讀本中走出的人物。影片大幅刪減了原著中簡與賓利、維克漢姆與伊麗莎白的支線情節,集中講述男女主角如何澄清誤會、改變心意、終成眷屬,表哥牧師柯斯林固然可笑,但更多為了襯托達西,因此總體上削弱了原著以小見大的社會洞察,和對風俗良序、世道人心微妙的諷刺。
《理智與情感》(1995)
李安執導的1995年版《理智與情感》,算不上其職業生涯最突出的成就,但在他的作品譜系,以及奧斯汀改編電影中絕對占有一席之地。影片努力還原故事發生時的歷史場景,更加注重人物精神世界的呈現,李安靜水深流的講述下,東方哲學的內斂包容與維多利亞時代女性的隱忍自尊矜持,達成微妙的和諧。影片展現了兩姐妹在婚戀關系中對理智與情感的不同選擇,弱化了原著對幾對戀人的社會結構性差距和階層分化的反諷,并在普適價值和人文關懷的層面上,從命運與個性、自我與社會的角度剖析,如何達成理智與情感的最終平衡。這個版本演員陣容堪稱豪華,編劇和主演之一的艾瑪·湯普森和凱特·溫斯萊特、休·格蘭特、艾倫·里克曼,都奉獻出了令人信服的演技。
《獨領風騷》(1995)
同樣拍攝于1995年的《獨領風騷》,改編自奧斯汀創作后期最成熟的小說《愛瑪》。小說主人公雖然缺點明顯,如作者開篇就提到“愛瑪處境的真正禍根,的確就在于她為所欲為的權利和自視過高的性情”,卻因其豐富、真誠,成為奧斯汀本人最喜愛的角色之一。愛瑪年輕富有美麗聰慧,喜歡按自己的認知安排別人的婚戀,屢屢鬧出笑話和混亂,但她不斷自我反省,努力認清現實,她的自以為是和愛好做媒并非高高在上俯視群生,而是出于20歲出頭貴族小姐,對貴族階層的天然認同,和不知疾苦又天性純良的浪漫天真,以及一點復雜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嫉妒,和渴望得到他人的認同。愛瑪最終“獲得清醒、恭謙的自我認知”,得到成長并找到真愛。
《獨領風騷》屬于融合青春、喜劇元素的典型好萊塢 “小妞電影”,影片輕松幽默、插科打諢的表象,隱含著尊重他人和自我、友誼可貴、真愛難得的明確價值觀。有趣的是,20世紀90年代美國貴族高中生活,居然與19世紀從英國鄉村抽離出的故事主線毫不違和。現代愛瑪和原著中的愛瑪一樣,都需要借助他人的認可來指認自我價值,她們也都在這一目標的實現過程中,逐漸認識到自我獨立的重要,以及比甜言蜜語更有價值的,批評和幫助背后深沉的真愛 。
《愛瑪》(2020)
2020年版的《愛瑪》更加符合當代觀眾的欣賞趣味。影片首先很“好看”,布景華美精致,一眾青年演員賞心悅目,且年齡最為接近原著。影片削弱小說的現實主義表達,哈里特、愛瑪父親、貝茨小姐、埃爾頓夫婦等角色,都像創作漫畫人物般只用粗線條勾勒主要性格特點。小說主題原有的階層劃分、社會批判也被明顯淡化,更加聚焦愛瑪的情感波動,影片深入角色內心,描摹出復雜人性的種種幽微。這個版本的改編策略很有意思,既尊重原著,在服化道層面努力還原歷史細節,又表達跳脫,在敘述結構和視聽語言上刻意制造離間效果,引導觀眾對女主角產生共情。如此既“近”又“遠”的處理,或許正具象了當下讀者對奧斯汀的文學想象和閱讀體驗。
2024年大受好評的《簡·奧斯汀毀了我的生活》,可以看作當代讀者尤其女性讀者,遙寄奧斯汀的一封閱讀心得。影片巧妙套用了伊麗莎白和達西的故事結構,男女主角相遇時,對彼此懷著同樣的傲慢與偏見,女主身邊也同樣出現了用情不專的男二,但故事內核與走向卻和原著完全不同。影片開始于全世界文藝青年心中的圣地——巴黎莎士比亞書店,主要情節就發生在奧斯汀故居,多處細節直接致敬奧斯汀,同時反思她留下的精神遺產對當今青年來說價值何在。
《簡·奧斯汀毀了我的生活》(2024)
電影片名直接沿用了奧斯汀的反諷,所謂“毀了我的生活”便是文藝青年常被批評的“不切實際”。然而作為超級鐵粉,女主角一方面認為所有人都可以在奧斯汀小說中找到對應的角色,同時也對奧斯汀小說的價值有著清醒的認知,即尤物、蠢物和毒婦之外,塑造了生活中可見的真實的女性形象。影片當然也是一部大團圓的愛情電影,但不煽情不濫情不矯情,女主角對愛情擁有絕對的把控權,完完全全從自身情感出發,階層、物質、性、基于現實可行的理智等等,都不再成為女性建立和維護親密關系,需要顧及的重要因素。她所要做的,便只有真誠地面對自我,而這,正是對奧斯汀精神真正的繼承。
每一次的小說影視改編,都是創作者與奧斯汀、與讀者和觀眾展開的多重對話,每一個改編版本,也都是對彼時社會文化情感結構的有力回應。可以清晰看到奧斯汀的讀者和觀眾,經過迭代,從早期對故事情節的喜愛,到更加聚焦人物的精神世界,也在不斷地向內轉向、探索自我內心。奧斯汀的小說,因其超脫與豐富,的確領先于她寫作的時代。為什么今天還會有人喜歡簡·奧斯汀?這個問題還將長存。
來源: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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