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開高麗酒店沉重的旋轉門，兩個朝鮮在暮色中交錯。斑駁的玻璃窗外，老者的鳳凰自行車吱呀碾過1970年代的夕陽；而水晶吊燈下，西裝革履的年輕人正用流利英語敲定訂單——他們胸前金日成徽章的光芒里，瑞士腕表的反光如暗夜螢火般閃爍。我的導游金小姐突然攥緊我的衣袖，指尖冰涼：“那是外貿局的星辰，我們只能仰望的星辰。”

在這個宣稱“人人平等”的國度，外貿系統是道隱秘的天梯。當普通工人攥著月薪200元人民幣的工資條時，羅先特區的海鮮出口商正用20噸明太魚為兒子換來一輛鈴木摩托。金小姐望著遠去的車尾燈，聲音輕得像嘆息：“看，那是用鱈魚堆出來的青春。”

大同江的夜風里飄著兩種夢想：
江畔180平米的觀景公寓，普通家庭要在分配名單上守候二十年，而外貿子弟入職三年就能拿到鑰匙。我曾親眼見到光復商場的特供柜臺前，少女用三折價購得蘭蔻精華霜，轉身卻將包裝盒埋進菜籃最深處——那里還躺著半棵政府配給的白菜。

當中國富二代駕駛跑車掠過上海外灘時，平壤統一大街上正轟鳴著另一種自由。川崎Ninja摩托車急剎的瞬間，一支香奈兒口紅從LV手袋滾落，少女驚慌地將其塞回印著“主體思想”的帆布包。她的絲巾在風中翻飛，精致的朝鮮刺繡下，隱隱透出迪奧的logo花紋。

凱旋門陰影中的摩托車俱樂部里，青年們剛用德國機油保養完愛車，便齊聲誦讀《金正恩元帥革命活動》。機油味與革命誓言在空氣中奇異交融。

平壤金星學院的晨光中，樸同學在微積分筆記旁攤開《對外貿易實務》。身為煤炭出口科長的獨子，他每天五點起床背誦中文商務短語，窗臺上那盆金日成花是他唯一的聽眾。“中文是打開丹東邊貿的鑰匙，”少年把領袖徽章別得更端正些，“父親說，國家需要我們成為橋梁。”

更遙遠的星辰在海外閃爍。瑞士萊辛國際學校的圖書館里，朝鮮留學生在《資本論》封面下藏起雅思詞匯書。假期歸國時，莫斯科國立大學的高材生李哲在板門店戴上導游證，微笑著向游客講解“我們偉大的祖國”。只有背包里那本俄文版《國富論》，記得他曾是莫斯科經濟系的驕傲。

當北京三里屯的霓虹點亮夜空時，平壤的青春在涉外酒店KTV里悄然綻放。
《阿里郎》的旋律中，姑娘們把韓國面膜夾進《勞動新聞》，哼唱著《江南Style》的男生在領袖畫像下晃動身體。曲終人散時，金小姐匆匆將游客送的巧克力掰成碎塊，分十次塞進不同口袋。“海關同志，”她曾對我苦笑，“也是要過兒童節的。”

平壤第一百貨的相親角，婚姻在暗語中締結。“牡丹峰區80平”是廳級干部子弟的代號，“瑞士表”代表著萬元外匯儲備。外貿局科長的兒子婚禮上，上交的勞力士在紅綢盤中閃閃發光，而丹東中介正把北京房產鑰匙交到新娘手中——那是岳父用三百噸無煙煤換來的聘禮。

最動人的故事發生在2024年春天。外貿局長的千金愛上導彈研究所的工程師，婚禮前夜，她將家族外匯賬戶密碼刻在銅牌上交由國家監管。《勞動新聞》頭版照片里，新娘胸前的金日成徽章比任何鉆石都耀眼。“愛情和愛國從不相悖，”她對著鏡頭微笑，“我的心和大同江水一起流向祖國。”

深夜的平壤火車站，留學生的手機在審查中顫抖。
瑞士雪山的照片被逐張刪除，而日內瓦湖畔背誦主體思想的視頻獲得嘉許。這些年輕人精通在VPN斷連的剎那切換表情——前秒還在討論區塊鏈，轉身便帶領少先隊員高唱《赤膽忠心》。他們的行囊里有巴黎香水，也有從祖國帶來的泥土。

當我最后一次凝望大同江，金小姐指著對岸燈火：“那里有我的星空。”她手腕上系著我送的水晶手鏈，在袖口若隱若現。“每個外貿子弟都有兩副面孔：一副獻給祖國，一副留給深夜的鏡子。”她的淚水突然墜落，“我們比誰都清楚首爾超市貨架的模樣，卻永遠只能在大同江倒影里觸摸自由。”

離別的早晨，“反奢侈浪費展覽館”前人頭攢動。收繳的香奈兒香水在櫥窗里排成哀傷的隊列，解說員激昂的批判聲中，幾個西裝革履的身影匆匆走過。陽光掠過他們公文包的Hermès鎖扣，那光芒刺痛了我的眼睛——那是被允許存在的奢侈品，因為里面裝著為國家換外匯的合同。

當列車駛過鴨綠江大橋，我忽然懂得那些朝鮮青年眼底的星光。他們用二十噸明太魚換來摩托車，用三百噸煤炭換來北京婚房，卻換不來在首爾街頭喝杯咖啡的自由。可即便在《阿里郎》的旋律里藏進《江南Style》，在帆布包里掖進口紅，他們依然深愛著江畔這片土地。

或許真正的愛國，是明知枷鎖沉重，仍愿為祖國點燈。 那些平壤的夜啊，多少青春在領袖畫像與進口化妝品間輾轉，將瑞士手表的滴答聲譜成獻給祖國的搖籃曲。當金星學院的晨鐘響起，少年們依然挺直脊梁——他們胸前的徽章與心底的渴望，終將匯成照亮朝鮮未來的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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