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殷偉

一出戲的成功，往往是因為它反映了一方土地或一個群體的精神品格。

楚劇《大別山人》取材于革命老區湖北紅安縣的真實故事。講述紅軍戰士王福和青梅竹馬的戀人桂英憑著“大別山作證”，立下了“不死就回”“不死就等”的生命諾言。該劇深情歌頌了大別山兒女堅定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緊跟共產黨走的無悔抉擇；展現了大別山軍民在歷史緊要關頭顧全大局、團結奮斗的革命風骨；演繹了老區人民在革命斗爭歲月里勇當先鋒、不勝不休的民風傳統和英雄氣概。

作為湖北省地方傳統戲劇、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的楚劇自“大革命”時期改名以來，便深深地鐫刻上了革命烙印。在共產黨人李之龍的推動下，楚劇不僅獲得了在漢口租界外公開演出的合法地位，更開辦了“楚劇演員訓練班”，創作改編了《南歸》《終身大事》《農家樂》等反封建、求民主的劇目。1938年，在周恩來、郭沫若、田漢同志領導下，六個楚劇抗敵流動宣傳隊組建成立。楚劇藝人不畏艱險，奔走于前線、敵后與大后方，開展鼓舞士氣、宣傳抗戰的救亡演出?；钴S在鄂豫皖邊區的新四軍第五師組建楚劇隊，冒著炮火編演了《趕殺記》《貪污鄉長》《反共害民記》《長沙淪陷記》等劇目，被譽為“部隊的寶貝，抗戰的宣傳兵”。

憑借質樸自然的表演、靈活多變的程式，楚劇始終貼近生活、緊跟時代，在血與火的歲月里構筑起軍民同心的精神橋梁。大別山區“抓把土就能滲出鮮血”的紅色基因與楚劇獨特的現實主義氣質，共同孕育了楚劇《大別山人》震撼人心的藝術魅力。大別山女子桂英與革命戀人王福之間歷經時間洗禮和情感考驗的傳奇故事，正是大別山精神生動感人的具象化呈現。桂英九年“不死就等”的堅守，暗合大別山軍民“革命不成功，堅決不回頭”的理想信念；王福從戰士到軍長的成長軌跡，鮮明地折射出共產黨人“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精神底色。桂英和憨哥為保護革命烈士后代而強忍羞辱假扮夫妻，沒有任何外在的動機，只有老區人民對革命的忠誠與無私奉獻。

該劇在音樂上將湖北監利民歌《送郎當紅軍》作為貫穿全劇的主題曲，濃郁的民族風味和地域色彩無形中拉近了觀眾與劇情的情感距離。江陵民歌《喇叭調》兩次出現婚禮場面，第一次出現是憨哥背桂英嫁王福，第二次是王福背桂英嫁憨哥。就作為個體的王福、桂英與憨哥而言，命運弄人的悲劇色彩若隱若現。這種絕非簡單敘事的情愛糾葛將大別山“軍民魚水情”的微觀寫照，進一步升華到對中華民族共同的民族精神和生命力的崇高禮贊。舞美設計上深挖大別山生活印記，以蜿蜒石板路、溫暖火塘、質樸竹籬笆構筑典型環境。配合“盼歸”的凄清冷寂與“重逢”的熾熱濃烈等場景轉換，舞臺在虛實之間，不僅還原了歷史空間，更引領觀眾觸摸、攀登大別山人那巍峨的“精神海拔”——一種在苦難中淬煉、在奉獻中升華的信仰高度與人性光輝。在中國革命的各個歷史階段，大別山人民歷時28年，多達200多萬人參軍參戰。“家家有紅軍，村村有烈士，山山埋忠骨，嶺嶺鑄忠魂?！贝髣e山人民以大無畏的革命意志，凝練出敢于斗爭、敢于勝利、敢打敢拼、不怕犧牲、英勇無畏的奮斗精神。

楚劇《大別山人》的成功，是楚劇革命基因在新時代的賡續與創新性表達。它生動詮釋了作為扎根于荊楚大地、與人民命運緊密相連的地方劇種，楚劇從未停止過對時代的感應與對崇高精神的頌揚。它不僅是講述一個感人至深的革命愛情故事，更是通過精湛的楚劇藝術形式將大別山精神熔鑄成一座巍峨的藝術豐碑。這出戲讓“大別山人”的形象從歷史的記憶中鮮活地站立起來，他們用生命和忠誠所鑄就的精神品格，通過楚劇的唱念做打、音舞光影，穿越時空，深深叩擊著當代觀眾的心靈，成為激勵人們不忘初心、砥礪前行的強大精神動力。它證明了植根于群眾、承載著紅色基因的楚劇，在傳承黨的精神品格、凝聚民族力量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永恒魅力。

歷經革命烽火的淬煉與和平年代的拓展，楚劇承載的大別山精神并未塵封于歷史，而是在新時代的舞臺上、在更廣闊的社會實踐中，煥發出多元而強勁的生命力。楚劇院團創排的《彎樹直木匠》《淬火》（湖北省實驗楚劇團）、《青年董必武》《藍衣先生》（紅安縣楚劇團）、《灄水英雄》（黃陂區楚劇團）、《縣長扶貧》（蔡甸區楚劇團）、《鄉里鄉親相親》（武漢市楚劇院），將大別山精神投射到抗洪搶險、脫貧攻堅、基層治理、鄉村振興等時代命題中。大別山精神始終以“精神坐標”的姿態，指引著文化傳承的方向、青年奮斗的路徑與區域發展的動力。當青年以文化自覺重構歷史記憶，當精神力量轉化為新時代的改革實踐，大別山精神便完成了從革命歲月到新時代的價值跨越，成為荊楚大地永不停息的精神動能。

（作者系武漢市藝術創作研究中心二級編?。?/p>

來源：大武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