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鼠疫》第一部的最后幾頁中，作者提到格朗聽一個女煙商談到新近轟動阿爾及爾的一個罪犯落網的消息。“這是一件涉及一個年輕的商店職員在海灘上殺死一名阿拉伯人的案件。”當時，那個女煙商咬牙切齒地說：“要把這些敗類都關起來，才能讓好人松口氣。”

這，大概是作者加繆故意透露的《局外人》與《鼠疫》之間互文性的一個例子。

至于這兩部小說內在的關聯，則實在是太多了。

《局外人》和《鼠疫》書封，上海譯文出版社。

“存在主義”精神

記得我上大學的時候，還是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講法國文學課的老師會把加繆和薩特混在一起分析講解，談論他們的存在主義思想。確實，國外也有一些批評家認為加繆的哲學思想可以歸納為某種存在主義。當然，加繆本人是很不情愿人家把他歸類于存在主義者的。

不過，無論把加繆看成存在主義者與否，都沒有關系。我們不妨先不下結論，而是仔細地看一看，存在主義的哲學與文學跟加繆到底有些什么關系，有多大的關系。

我們知道，存在主義是一種哲學思潮，產生于西方，流行于全球。在各種公認的存在主義思想之間，實際上還存在著尖銳的矛盾。

簡單而言，存在主義的重大主題為個人對于存在的恐懼、荒誕的感受；它反映人在面對世界時所感到的一種情緒：孤立無援、個人承擔無意義的荒謬世界而沒有盡頭、個人處于一種“被拋棄”的境地。換句話說：世界（宇宙）是巨大而又混亂的存在，人莫名其妙地投身在其中，人的存在本身無足輕重，人不能控制自己的命運。

加繆在其論著《西西弗神話》中說過，我們每個人都是西西弗，差別只在是否認識到了這一點：“起床，電車，四小時辦公室或工廠的工作，吃飯，電車，四小時的工作，吃飯，睡覺，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大部分的日子一天接一天按照同樣的節奏周而復始地流逝。可是某一天，‘為什么’的問題浮現在了人的意識中，一切就都從這略帶驚奇的厭倦中開始了。‘開始’，這是至關重要的。厭倦產生在機械麻木的生活之后，但它開啟了意識的運動。”就這樣，人突然發現自己是個“局外人”，或者換句話說，毫無光彩的人生的每一天都很愚蠢地隸屬于下一天，時間也就成了我們的死敵，因為它使得人的努力成為泡影。

加繆的作品讓讀者認識到，我們差不多全都是西西弗，差不多全都是默爾索。西西弗意識到推石上山行為的荒誕，但他依然不停地推石。默爾索意識到自己是個局外人，但他拒絕謊言。這樣的人物無疑是存在主義的人物，這樣的作品也正是以存在主義的哲理思考的方式表現了荒誕的存在。故而，我認為，把加繆看作存在主義者并沒有什么錯，盡管加繆反對別人給他加上存在主義標簽。

兩個系列——西西弗神話與普羅米修斯神話

我在此再重復一下，在法國的批評界看來，加繆的著作按其哲學思想的兩條不同道路，可排列成兩個系列：荒誕和反抗。

其一是“荒誕”（absurde）的思想，在《西西弗神話》中得到闡述，在小說《局外人》、劇本《卡利古拉》和《誤會》中得到進一步發揮。而按照神話母題來歸類，則可以概括為“西西弗神話”（Mythe de Sisyphe）系列。

其二是關于“反抗”（révolte）的人道主義，則體現在小說《鼠疫》、劇本《戒嚴》和《正義者》之中，最后在論著《反抗者》中表現得更強烈。而按照神話母題來歸類，這個系列則可以概括為“普羅米修斯神話”（Mythe de Prométhée）系列。

現在，讓我們簡述一下這兩個神話。

西西弗神話

根據荷馬史詩，西西弗（Sisyphe，又譯西西弗斯，或希緒弗斯）是人間最足智多謀的人，他是科林斯的建城者和國王。當主神宙斯（Zeus）擄走河神伊索普斯（Aesopus）的女兒伊琴娜（Aegina）后，河神曾到科林斯找尋自己的女兒，而知悉此事的西西弗以要求得到一條四季常流的河川供水作為交換條件，告知了河神此事的真相。由于泄露了宙斯的秘密，宙斯便派出死神要將西西弗押下地獄。沒想到西西弗卻用計綁架了死神，導致人間長久都沒有人死去。一直到死神被救出為止，西西弗才被打入冥界。

前往冥界之前，西西弗囑咐妻子墨洛珀（Merope）不要埋葬他的尸體。到了冥界后，西西弗告訴冥后帕爾塞福涅（Persephone），一個沒有被埋葬的人是沒有資格待在冥界的，并請求給予他三天時間，他要告假還陽，處理自己的后事。不料，返回到人間的西西弗一看到美麗的大地就賴著不走，不想回冥府去了。

于是，宙斯和諸神懲罰西西弗，要求他把一塊巨石推上山，這塊石頭是如此沉重，以至于西西弗要拼盡全力，才能夠把大石頭推上非常陡的山，而推到山頂后，他必須朝邊上邁出一步，眼睜睜地看著這塊大石頭滾到山腳下面。然后，他得重新再把大石頭推上山去，如此重復，循環無窮。

就這樣，西西弗不得不永無休止地重復這個毫無意義的動作，從事這項毫無結果的勞役。諸神認為，世界上沒有什么比這種無意義的勞動更殘酷的懲罰了。因為，西西弗的生命就將在這樣一項無效又無望的勞作當中慢慢地消耗殆盡。

不過，加繆在《西西弗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中宣布，西西弗是幸福的。加繆這樣表達了他的思想：“西西弗無聲的全部快樂就在于：他的命運是屬于他的。他的巖石是他的事情。同樣，當荒謬的人深思他的痛苦時，他就使一切偶像啞然失聲。荒謬的人知道，他是自己生活的主人。”

西西弗是幸福的，正如默爾索是幸福的那樣。他們倆都是“局外人”。而“局內人”，在《西西弗神話》中是具有萬能的懲罰力量的諸神；在《局外人》中，則是社會司法的代表，那些法官、檢察官、律師，當然還有那個以指導人們思想為使命的神甫。

局外人與世界的矛盾（或曰沖突）往往是出乎那些局內人的意料的。他們沒有痛苦的感覺，從哲理上，他們沒有把世界的種種先于存在的規定看成自身存在的一部分，因而，他們跟世界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沖突與爭斗。默爾索只管自己自言自語（當然，他拒絕撒謊，這是他的底線），而西西弗則只管自己推石上山，一次又一次，往復無窮。默爾索在生命之末尾“面對著充滿信息和星斗的夜，第一次向這個世界的動人的冷漠敞開了心扉”；而西西弗，則始終向著高處而去，他站在高山上，站在太陽的中心，向著太陽的方向：他是幸福的。

普羅米修斯神話

在希臘神話中，普羅米修斯（Prométhée）是最具智慧的神明之一，也是最早的泰坦巨神的后代，其名有“先見之明”的意思。他是巨人伊阿珀托斯（Japet，地母蓋亞與烏拉諾斯所生的兒子）與女神克呂墨涅（Clyméné）的兒子，他創造了人類，給人類帶來了火，還教會了他們許多知識和技能。

普羅米修斯知道天神的種子蘊藏在泥土中，就用河水把泥土沾濕調和起來，按照天神的模樣捏成人形。為了給這泥人以生命，他從動物的靈魂中攝取了善與惡兩種性格，將它們封進人的胸膛里。

希臘神話中的普羅米修斯就跟中國神話中的女媧一樣，不僅造了人，還撫養教育著人類。普羅米修斯教會了人類觀察日月星辰的升起和降落；為他們發明了數字和文字，讓他們懂得計算和用語言文字交換思想；他還教他們駕馭牲口，來分擔他們的勞動。他發明了船和帆，讓他們在海上航行。他關心人類生活中其他的一切活動。例如，他教會他們調制藥劑來防治各種疾病。另外，還教會他們占卜，圓夢，解釋鳥的飛翔和祭祀顯示的各種征兆。

普羅米修斯曾運用其智慧來蒙騙宙斯。受騙的宙斯決定報復普羅米修斯。他拒絕向人類提供生活必需的火。為幫人類獲得火，普羅米修斯想出了巧計。他拿來一根又粗又長的茴香稈，扛著它走近馳來的太陽車，將茴香稈伸到它的火焰里點燃，然后帶著閃爍的火種回到地上，很快，第一堆木柴燃燒了起來，并越燒越旺。宙斯見人間升起了火焰，大發雷霆，眼看已無法把火從人類那兒奪走了，便想出了新的災難來懲罰人類。

于是，宙斯向普羅米修斯本人報復，把他交到火神赫淮斯托斯和兩名仆人的手里，這兩名外號“強力”和“暴力”的仆人用牢固的鐵鏈把普羅米修斯鎖在高加索山上。普羅米修斯被迫直挺挺地吊在懸崖絕壁上，無法入睡，無法彎曲一下疲憊的雙膝。宙斯還每天派一只惡鷹去啄食被縛的普羅米修斯的肝臟。肝臟被吃掉多少，很快又恢復原狀。這種痛苦的折磨他不得不忍受。

后來，英雄赫拉克勒斯為尋找赫斯珀里得斯來到高加索山上，看到惡鷹在啄食可憐的普羅米修斯的肝臟，便取出弓箭，把惡鷹射落。然后他松開鎖鏈，解放了普羅米修斯。但是，宙斯的判決依然有效，普羅米修斯必須永遠戴一只鐵環，環上鑲有一塊高加索山的石子。這樣，宙斯可以自豪地宣稱，他的仇敵仍然被鎖在高加索山的懸崖上。

普羅米修斯就是人類精神的象征。古希臘悲劇家埃斯庫羅斯寫過《被縛的普羅米修斯》（加繆曾在青年時代改編過這出劇），后來，英國的雪萊寫過《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盛贊普羅米修斯的人文精神。我記得，當年，魯迅先生也曾十分推崇和敬仰這種“摩羅”精神，他認為，對外國文學的譯介應該采取拿來主義的態度，就像普羅米修斯偷天火給人類一樣，是為反抗的奴隸販運軍火，是給當時的中國知識界運輸精神食糧，鼓舞革命者的士氣。

加繆

再回來說加繆，普羅米修斯神話在加繆這里也是反抗神話的代名詞：反抗天命，爭取自由。

加繆自己寫過一篇小文《地獄中的普羅米修斯》（1946），在文中，加繆這樣寫道：“普羅米修斯，他是這樣的英雄，出于對人類相當的愛，同時給人間帶來了火與自由、技術與藝術。而在今天，人類只需要、只在乎技術。人類在他們的機器中反叛，把藝術和藝術的設想視為一種障礙，一種奴役的符號。而普羅米修斯的獨特之處正好相反，他不肯讓機器與藝術分離，他認為靈與肉可以同時獲得自由。[……]在歷史最黑暗的中心，普羅米修斯式的人將會不停地履行艱巨的使命，睜開眼睛，守護著大地，守護著生生不息的小草。被鐐銬縛住的英雄在諸神的雷霆霹靂下，默默保持著對人類的信心。正因如此，他才比腳下的巖石更堅硬，比啄食他肝臟的禿鷹更耐心。而對我們來說，他的倔強執著比他對諸神的反抗更有意義。而且，他的這種對什么都不棄不舍的堅定意志實在令人贊賞，這意志始終就在調和著，并將永遠地去調和人類的痛苦心靈與世界的一個又一個春天。”（筆者譯）

在加繆的小說《鼠疫》和劇本《戒嚴》中，普羅米修斯的神話被賦予了現代人的血肉與精神。在人道主義的反抗的號角中，作者和讀者會讓沉睡的神話不至消亡，讓英雄的神話代代相傳。

從邏輯推理上看，加繆作品“普羅米修斯神話”的第二系列的積極意義要高于“西西弗神話”的第一系列，它是在第一系列的基礎上實現的。它走過了如下的一條認識與行動的軌跡：

生存（客體）——荒誕（本質）——意識（主體）——行動（選擇）——反抗（人道）。

為什么要反抗——反抗的理由

早在《西西弗神話》中，加繆就把反抗和意識荒誕的問題提了出來，而在《鼠疫》中，這種反抗思想變得更堅定了。

加繆說過：“反抗是人類與自己的愚昧永久的對抗，每一秒，它都提出對世界的疑問[……]反抗不是渴望，它不抱希望，這種反抗只不過是相信命運的不可抵抗，而絲毫沒有可能而來的屈服。”

諸神懲罰西西弗不停地推石上山，而后，石頭到了山頂后會由于自身的重量而重新滾落。他們不無道理地認為，世界上不會有比這毫無希望的勞役更可怕的懲罰了。而加繆通過回顧這樣一個蔑視諸神、痛恨死亡、酷愛生活、甘受這種終生無望地消耗其中的刑罰的傳說人物，把西西弗視作荒誕的英雄。西西弗的反抗是他對世界的認識方式，每一次從山頂上下來時，西西弗賦予自己以反抗、自由和激情，在意識到努力的徒勞卻不放棄這種努力的時候，他使自己變得高于懲罰他的諸神。西西弗把握了自己的命運，在斗爭中體現了自己的高貴，在沒有主人的世界中贏得了人類可達到的唯一一種幸福。

小說《鼠疫》中的情況正是這樣。奧蘭城的居民本來都很勤勞，對經商特別感興趣，只想做生意，只想發財。他們也有一般人的生活樂趣和享受，但除了日常生活之外，他們是不考慮什么其他事的。

但是瘟疫來了，死神給予人們平等機會（不過，平等的死亡不是公正），痛苦折磨著男女老幼。人們感到威脅，慌亂，驚恐。過去的生活秩序被打亂了，人們開始考慮一些事。在災難面前無非有兩種選擇，是忍受，還是反抗？要么像帕納盧神甫第一次布道中表示的那樣：“不管景象多么可怖，垂死者的悲號多么凄慘，人們都應向上帝傾訴虔誠教徒的愛，其余的事，上帝自會安排。”要么像里厄、塔魯等人一樣，行使醫生的職責，推遲死亡，減少痛苦。

《鼠疫》中的主人公意識到他們處于鼠疫的魔爪下無法逃脫，既不求救于上帝，也不束手待擒，而是把命運緊緊握在自己手中，起來反抗。在作者看來，正是這一反抗意識激起了人的智慧與勇敢，跟殘酷的現實搏斗，給予生活以價值和偉大崇高之處。

加繆在小說《鼠疫》中要表現的，是逼人至死亡的瘟疫和人在死神的淫威前被迫的反抗。正因有瘟疫，人才反抗。為了向讀者展現這個可怕的環境，作者細致描寫了病人血淋淋的淋巴，孩子令人心碎的抽搐和呼叫，焚尸爐奇臭的濃煙，萬人坑中股骨相枕的死尸……

很明顯，這時候，最人道的行動，就是選擇反抗。因為，“當人們認清了在這樣一種秩序下，一個人的個人東西被否認，不再屬于他，而成為一個所謂的‘公共東西’，其他人，甚至侮辱和迫害他的人，都可以得到一份共同財產時，他的反抗是為了一切人的”。

我反抗我存在——反抗的意義

《局外人》的主人公默爾索冷漠，近乎麻木不仁，始終抱著局外人的態度。但他已經認識到一切都是荒謬的，可以說，他處于一種“無言的反抗”中。

《鼠疫》中的里厄醫生則不一樣，他雖有時感到孤單，但他清晰地認識到自己的責任是同病菌作斗爭，他看到愛情、友誼、母愛給人生帶來幸福，他不是孤軍作戰，他認為只有通過一些道德高尚、富于自我犧牲精神的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反抗肆無忌憚的瘟神，世界才有一線希望。

比較一下這兩個主人公，就可以看出，默爾索是以反抗來表現自己的價值，里厄的反抗則表現出整個人類的尊嚴，其中包括集體主義的力量。

加繆對自己這篇小說的評價是肯定的：“與《局外人》相比，《鼠疫》標志著[……]從孤立的反抗態度轉變到承認集體力量，要進行集體的斗爭。如果說從《局外人》到《鼠疫》有著變化，那么這個變化是在團結和與聞其事的意義上實現的。”這是“人們所能想象的關于人同惡勢力作斗爭，以及最終使有正義感的人起來反對現存生活，并同人們和自我作斗爭的最激動人心的神話之一”。

可見，加繆在《鼠疫》中表現的哲學不再是悲觀失望，而是積極行動，是團結，是斗爭。我們記得，里厄醫生在談到與帕納盧神甫的意見分歧時說過：“我對愛有另一種觀念，我至死也不會去愛這個使孩子們慘遭折磨的上帝的創造物。”在這里，主人公毫無顧忌地掄起棍棒向上帝打去，否定上帝是命運的主宰，宣傳自己親自動手就能消滅鼠疫的道理。通過里厄醫生等人物之口，加繆一方面承認了人們生存條件的荒誕，另一方面又大聲疾呼，讓人們團結起來，不要無動于衷，而要積極行動，自己拯救自己。小說中反抗者的群像構成了人類的尊嚴，團結的力量。這里，集體的反抗代替了個人的反抗（如默爾索），這種反抗體現了人道主義，它解釋了同情心、團結和為他人服務。

我認為，小說的主題意義也就在于此。這一主題充分體現了作者思想的一個重大變化。

加繆的這種思想與他本人的社會實踐是分不開的，在寫作《局外人》的時候，他就已成為了法國抵抗運動的一個積極戰士，而在戰后，他更是在自己主編的《戰斗報》上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宣揚勇敢、睿智和正視現實的膽識。當年他筆下的局外人默爾索與社會格格不入，本想追索更好的命運，卻茫無所向。而戰后，他的思想也發生了一些變化，他說：“為精神痛苦而哭泣是徒勞無益的，必須為它而奮斗。”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他才最終完成了《鼠疫》這樣的不朽杰作。

忠實于反抗本身——反抗的局限

加繆的反抗思想其實還有其另一面。他提出“忠誠于反抗本身”，他認為，“對人類來說，存在著一種與他們水平一致的思想與行為，一切過分的舉止都會陷于矛盾中，絕對是達不到的，尤其不能在歷史上創造出來”。所以，他堅持反抗要忠誠于本身之高貴，不應該由于疲憊和瘋狂，遺忘了它的崇高職責而陶醉于暴政與奴役之中。

作者通過人物塔魯之口，表達了他的這種思想。塔魯年輕時出席過一次法庭審訊，他的父親作為代理檢察長曾在法庭上以社會的名義要求判處一個被告死刑，而年輕的塔魯則深深地可憐那個像貓頭鷹一樣膽戰心驚的被告。他當時簡單地認為，社會就是建筑在死刑基礎上的，他必須與這樣的社會、與這樣的謀殺作斗爭。于是，他離家參加了充滿政治色彩的革命斗爭，一開始，他贊同這樣的觀點：“為了實現一個再也沒有人殺人的世界，偶爾判人死刑也是必須的。”但是在一次目睹刑場的慘景之后，他的觀點動搖了。他感到，在漫長歲月里，自己滿以為是在與鼠疫作斗爭，其實，自己一直就是個鼠疫患者，因為他間接贊同了千萬個人的死亡，因為他贊成最終導致死亡的一切行為原則。塔魯終于認識到：欺騙、驕傲、憎恨、暴虐都是“內部的鼠疫”，它像吞噬肉體的災難一樣，在感染著人，應該以不懈的斗爭為代價，制止這種可怕的傳染。

在這里，加繆實際上提出了殺人作為一種政治斗爭手段是否合理的問題。他后來在論著《反抗者》中特別地思考了這一問題，他認為，反抗一旦超過了限度，導致新的屠殺，就違反了人道主義。

加繆曾痛斥希特勒納粹主義者滅絕人性的恐怖，他們把屠殺說成是復仇和強者的法律。加繆也同樣氣憤地反對所謂的“合理恐怖”，即為了實現一個人民幸福，不再有恐怖的社會而采取的革命暴力。在他看來，怎么可能接受贊成暫時消滅人的價值而使這種價值在將來得到尊重這樣一種純粹的預言呢？正是這種有限度的反抗，純粹的反抗，“人道主義”的反抗，使塔魯找不出尋找內心安寧的道路。

面對不合理的社會，屈膝忍受只能加重痛苦，加速死亡，起來反抗又容易導致生靈涂炭。作者的“人道主義”無形中多少束縛了反抗者的手腳。塔魯也只能在死神那里尋求他的安寧。也正是在這一點上，一度參加過法國共產黨的加繆，斷絕了同共產主義者的關系，甚至跟一度被視為同志的薩特也鬧翻了。

《鼠疫》中，塔魯始終糾結于渴望無罪、純潔、博愛的心情，他總想成為“不信神”的圣者。而這種思想在里厄醫生的眼中則顯得不免有些過分，里厄以“真正的醫生”的行為，拯救著人們的肉體，減輕著人們精神上的痛苦。他的抱負只是“做好一個人”。

但是，要做好一個人，就不如做一個“圣者”那么難嗎？這是加繆提出的問題，也是讀者應該思考的問題。

在塔魯與里厄的這種關系中，讀者隱約也看到了加繆與薩特之間矛盾的陰影。

走向人道主義

加繆跟薩特、跟當時很多的革命者不同，他最終走向的是人道主義。

這是一條在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之外的人道主義的自由道路。

自始至終，加繆思想的核心一直就是人道主義，人的尊嚴問題從根本上始終纏繞著他的創作、生活和政治斗爭。

在寫于德國占領時期的《致一位德國友人的信》中，加繆明確表示反對他所虛構的“德國老朋友”的理論，那位友人以“一切都是允許的”為借口，替希特勒的武力征服政策辯解，加繆則在第四封信（寫于1944年七月）中批駁他道：“為了保持對大地上人世的忠誠，我選擇了正義。我一直相信，這一世界并沒有什么超凡的意義，但我知道，世界上有某種東西是有意義的，那就是人，因為，人是唯一需要生而有意義的生存物。”這種態度，在小說《鼠疫》中通過一些人物的言行，表現得十分明確，而在《反抗者》中則得到了更深的哲理上的解釋。

反抗的人是幸福的

《西西弗神話》和《局外人》構成了加繆文學創作的一大母題，包含著加繆后來作品的核心問題。借西西弗的被罰永遠推滾石上山，借默爾索的拒絕撒謊，拒絕貪生，加繆提出自己的“幸福假設”的第一步：人生之本質，不在荒誕，因為荒誕不能告訴我們何謂幸福及不幸；西西弗之所以是幸福的，是因為他認為自己認識到了世界的荒誕，認清了自己的命運，堅持默默推石上山，這樣做才符合人的尊嚴，這樣的生活才算是幸福的。

而《鼠疫》和《反抗者》則構成了加繆文學創作的另一大母題。借由里厄醫生“只做醫生”的行為，借由這種有限度的反抗，加繆提出了自己的“幸福假設”的第二步：人生之意義，不僅在認識荒誕，而且還在選擇反抗的道路，像里厄這樣的人“不能夠又成為圣賢，又拒絕接受災難”，他這樣的人只能“努力做好醫生”。而做好了醫生，他就是幸福的。

讓我們來看一看加繆這兩個系列中幾個“幸福”（heureux）的人：

西西弗是幸福的：

我讓西西弗留在了山腳下！人們總能看得見他的負荷。但是，西西弗教給了我們至高無上的忠誠，它就是否認諸神，并且推舉巖石。他還認定一切皆善良。這個從此沒有主宰的宇宙對于他既不像瘠田，也不像沃土。這塊石頭上的每一個顆粒，這黑暗籠罩的高山上的每一粒礦砂，都只對西西弗一個人形成為一個世界。他攀上山頂所要進行的斗爭本身，就足以充實一個人的心。應該認為，西西弗是幸福的。（Il faut imaginer Sisyphe heureux.）

（筆者譯）

《局外人》中的默爾索是幸福的：

[……]我醒來的時候，發現滿天星斗照在我的臉上。田野上的聲音一直傳到我的耳畔。夜的氣味，土地的氣味，海鹽的氣味，使我的兩鬢感到清涼。這沉睡的夏夜的奇妙安靜，像潮水一般浸透我的全身。[……]面對著充滿信息和星斗的夜，我第一次向這個世界的動人的冷漠敞開了心扉。我體驗到這個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愛，我覺得我過去曾經是幸福的，我現在仍然是幸福的。

《鼠疫》中的塔魯和里厄也曾感到過幸福，即便他們的心中還時時縈繞有這世界上的惡。以下這一段中有關大海的描寫，我們在上文《鼠疫》的“欣賞”一節中已有引用。我們在此重復一遍，只為再次強調，塔魯和里厄這兩個作者的代言人，確實感受到了某種幸福：

大海在防波堤的巨大石基下輕聲吼鳴。當他們登堤時，萬頃波濤就展現在他們的眼前，海面像絲絨那樣厚實，又像獸毛那樣柔軟光滑。他們在面向大海的巖石上坐下。海水以緩慢的節奏沖上來又退下去。大海的起伏像人的呼吸一樣平靜，亮晶晶的反光在水面上時隱時現。在他們面前，展現著一幅漫無邊際的夜景。里厄用手撫摸著凹凸不平的巖石，一種奇異的幸福感充滿了他的周身。他轉向塔魯，從他朋友的那張安詳而嚴肅的臉上，猜測出塔魯也有著相同的幸福感，但他也知道這種幸福感不能使塔魯忘卻任何事物，當然也不會忘卻世上的殺戮。

而對里厄醫生來說，辛勤工作之余的小小幸福，那也是有的：

一個人不能總是把弦繃得緊緊的，不能總是弄得那么緊張；全力以赴地跟鼠疫作斗爭當然是應該的，但要是有這么一個感情奔放的時刻，讓勁兒松弛一下，那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至此，我們可以為加繆的思想做一個小小的結論。

讓我們站在加繆那樣的高度上來看世界，那么，我們就會看到：人生存在世界上這件事本身就是荒誕的，人生是無意義的，面對世界不能抱任何希望；他的結論是要反抗，盡管反抗不能取得什么成功，但反抗就是一切；認識到了荒誕，并反抗了，人也就把握了人生的價值，取得了自由，享受了生活，感受到了幸福。

（本文選摘自《從荒誕到反抗》一書，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刊發）

來源：余中先